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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的徐珂于１９１６年编撰成书的《清稗类钞》中，记载了明清改朝换代时期特有的“四降四不降”现象：“国初，人民相传，有生降死不降、老降少不降、男降女不降、妓降优不降之说。故生必从时服，死虽古服无禁；成童以上皆时服，而幼孩古服亦无禁；男子从时服，女子犹袭明服；盖自顺治至宣统，皆然也”。 《清稗类钞》虽然是野史，但其记载的“四降四不降”却是史实。甲申（１６４４）年清军入关后，特别是乙酉（１６４５）年清军下江南后，在所有被征服的地方，严厉推行“剔发易服”制度，要求所有成年男性一律剔掉半个脑袋的头发，在身后梳起“猪尾巴”辫子，并改穿那种带“马蹄袖”的清服。为了强制推行这种制度，清军实行了极为残暴的政策，当时社会上广泛流传的“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说法，便是明证。清初江南反抗清军的民众起义是十分惨烈的，其原因除了封建士大夫的正统观念和民族气节以外，反抗“剔发易服”政策也是重要因素。因为汉族群众几千年来受孔子“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的观念熏陶，把“剔发易服”视为“不孝”的行为，滋事体大，故激烈反抗。 所谓“四降”是绝对的史实，但“四不降”却并非清初异族统治者的明确规定，更不是什么人同清朝统治者谈判的结果，而是后人对当年客观事实的巧妙总结。事实上，清廷只对汉族成年男子推行“剔发易服”政策，对女人、儿童、并未推行，因为旗人的女子和儿童也是不剔发的，服饰也无法统一规定。至于优伶，由于舞台上演出古戏的特殊需要，可以容许不剔发，并在演出时穿着古装。死人的服饰装束从便，也是常理中的事情。“四不降”虽然并非当时清廷的明确政策，但这种特殊的现象，确实是清初的客观现实。 朋友们可以仔细回忆一下《红楼梦》书中对人物服装饰装束的描写，不难看出，表达的正是这样一个“四降四不降”的形象。《红楼梦》书中一般避免对成年男子服装头发的正面描写，使读者心目中对这些人的装束无从判断，但读者一般不会对这些成年人产生穿着“马蹄袖”、拖着“猪尾巴”辫子的印象判断，是因为作者巧妙地利用了对妇女、儿童的服饰描写，使读者发生了成年人也并非清朝装束的错误判断。 《红楼梦》中最详细地描写男人的装束，是对贾宝玉和北静王的描写。书中写宝玉一出场，“头上戴着束发嵌宝紫金冠，齐眉勒着二龙抢珠金抹额，穿一件二色百蝶穿花大红箭袖，束着五彩丝攒花结长穗宫绦，外罩石青起花八团倭缎排穗褂，登着青缎粉底小朝靴。”这个装束，既非清朝“剔发易服”的装束，也非明朝时纨绔公子的装束，严格说来，哪一朝的常人装束也不是，而是地地道道的舞台演员装束！按照“四降四不降”的说法，宝玉此时既是儿童，可以不按清廷规定装束；按照舞台演员的装束描写，更不会触犯清廷的禁忌。 书中对北静王的装束描写，也纯粹是舞台装束：“话说宝玉举目见北静王水溶头上戴着洁白簪缨银翅王帽，穿着江牙海水五爪坐龙白蟒袍，系着碧玉红裎带，面如美玉，目似明星。”这当然不是朋友们熟悉的清朝“王爷”装束，但也不是明朝或其他任何王朝的“王爷”形象，而是典型的戏剧舞台上的“王爷”行头！按戏剧行头写王爷装束，也不会触犯清廷禁忌。 《红楼梦》中最有意思、也是最具争议的，是关于女人的脚的描写，红学界至今还为红楼姐妹究竟是大脚小脚而争论不休。说女儿是小脚，大概有三个证据：一是描写晴雯“捉迷屏后，莲瓣无声”，“莲瓣”当然是小脚；二是描写贾母看尤二姐时，“掀起裙子看脚”，只有对小脚女人才这么看；三是描写尤三姐痛骂贾珍时，“一双金莲”的动作十分不雅观。说女儿是大脚，证据就多了，红楼女儿在园中行走，一般都行动方便，宝钗扑蝶亦未见扭扭捏捏；红楼丫鬟仆妇们，在园中几乎各个健步如飞，根本没有小脚女人的步态！ 红楼女儿究竟是大脚还是小脚呢？至今红学专家意见并不一致。考证派一般认为是大脚，理由是曹雪芹是旗人，旗人家都是大脚，《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既然是按照自己家事迹创作的，当然要写大脚。索隐派一般认为是小脚，《红楼梦》的创作宗旨在“反清复明”，当然要按照明朝的民俗，写成小脚。二者就像盲人摸象，各执一偏，谁也说服不了谁，各自也都有解释不清的死结。 其实，《红楼梦》描写的女儿，有大脚也有小脚，《红楼梦》作者只是如实描写，并未刻意隐瞒什么。晴雯和二尤当然是小脚，因为书中明明白白就这样写着；十二钗姐妹却都是大脚！书中虽然没有明写十二钗的脚，但从她们每天走路的姿势完全可以判断出来。有的朋友可能要问：你你这不是和稀泥么？有什么证据这么判断呢？朋友们且慢着急，听在下慢慢道来—— 关于清初女人的脚，真实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也是中国女人裹脚史上最糊里糊涂的一段历史。清军入关后，对女人的服装头饰虽然相对宽容，但对女人的脚，则不那么宽容了。所谓“男降女不降”政策，在头上和身子上可以落实，在脚上则不肯实行！顺治二年（１６４５），清朝皇帝颁发圣旨，严禁女子缠足，满汉女子概不例外，对违令者的父兄施以严厉的惩罚。其后又多次重申禁止女子缠足的法令。然而，这项禁令受到汉族妇女的明里暗里的强烈抵制，执行的并不彻底。在大城市和官僚士大夫阶层，执行的好一些，因为他们怕新政权的官府，有所顾忌；在穷乡僻壤和黎民百姓家庭，女子则缠足如故，因为他们穷得一无所有，所以也无所顾忌，再加上法不责众，不担心被官府惩罚。直到康熙七年（１６６８），都察院左都御史王熙，看到这项禁令碍难执行，奏疏请求皇帝放宽禁止缠足的禁令，康熙皇帝才废止了禁止缠足的禁令，汉族妇女缠足从此才成为合法行为，直到清朝灭亡。 从顺治二年到康熙七年，整整二十三年时间，在中国大地上，特别是在长江以南，汉族妇女中出现了天足与缠足并存的特殊现象。官宦人家的女子，执行禁缠令相对严格一些，因此“小姐”身份的女子多天足；平头百姓不管这一套，照缠如故，所以“大姐”身份的女子多缠足；还有些原来缠足的女子因朝廷明令禁止缠足，放开小脚成为所谓的“解放脚”。朋友们可以仔细分析一下红楼女子的脚：二尤和晴雯出身卑贱，所以缠成了三寸金莲；十二钗姐妹的父兄都是官僚，可没这个胆量对抗缠足令，所以都是天足。林黛玉的脚有点特殊，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说是大脚吧，走路却像小脚女人一样“摇摇的”；说是小脚吧，又穿着一双“鹿皮小靴”，小脚女人都穿绣花鞋，没有穿靴子的。由此判断，这个可爱可怜可敬的林妹妹，大概是一双“解放脚”吧。 宋朝以来的近千年中，中国汉族女人的脚，只有清初这二十三年是最特殊的。《红楼梦》描写的这种大脚、小脚并存的社会现象，只有这一特殊时期才存在。由此亦可间接判断，《红楼梦》的故事，是清初的故事，并非乾隆年间的故事；《红楼梦》的作者，不是“旗人”曹雪芹，而是“民人”洪升。洪升出生于顺治二年，他的那些“蕉园诗社”的姐妹，都出生于顺治年间，康熙七年解禁前她们已经成年，过了裹脚期，女孩子大了无法裹脚，只好终生天足。由于她们家族的贵族身份，父兄绝不敢公然对抗皇帝，在禁裹令严禁中为女儿缠足，已经缠的，也要被迫放开；她们作为《红楼梦》“十二钗”的原型，当然是天足或“解放脚”。根据史籍记载，她们成年后，经常结伴一起游山玩水，远足踏青，如果她们不是天足，这种集体活动是很难想象的。而她们家族中的仆妇、丫鬟和穷亲戚，则没有这么多顾虑，所以多数缠足，《红楼梦》以她们为原型描写的下层妇女，也必然如实写成小脚。但也有不缠足的，比如袭人、秋纹等，平时健步如飞，根本就没缠过小脚。 由女人的脚说到明清易代惨烈历史中的所谓“男降女不降”，进而说到女性在家庭中和社会上的地位问题。一般说来，妇女解放程度是人类解放程度的天然尺度，妇女的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是由其所处的经济地位决定的。但也有特殊情况，因为某种特殊的政治军事原因，妇女的家庭、社会地位在某一时期突然提高，甚至高于男子。明末清初就是这样一个极为特殊的时期。 “大王城头树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四十万人齐解甲，竟无一个是男儿！”明清易代中的封建士大夫阶层，基本上就是这样一种情况，他们“食尽鸟投林”，有的投降了大顺政权，有的投降了满清新主，虽然坚持正统观念和民族气节的也不乏其人，但绝大多数人还是低眉顺目做了降臣。与男子的懦弱适成鲜明对照的，是妇女对异族的反抗却异常惨烈，涌现出无数的抗清女英雄，即使没有直接武力对抗的，也在清军到来之际，纷纷投井投缳，以死抗争，表现出了至为感人的高尚气节！《红楼梦》中表达的“男人是泥做的骨肉，女人是水做的骨肉，见了女人就觉得清爽，见了男人就觉得浊臭逼人”，正是这个特殊时期的普遍扭曲心态。这种描述不是什么《红楼梦》作者的独创，明清易代时很多封建知识分子都做过与此大同小异的表述。 改朝换代以后，男人们被迫穿上滑稽可笑的清装，脑袋后边拖着一根猪尾巴辫子，令天下几乎所有的须眉都感到自惭形秽，自己的形象“浊臭逼人”，在人前抬不起头来。易代中那么多人“出家”、“入道”，其原因除了与新朝统治者不合作的态度外，更多的是为了逃避“剔发易服”，因为僧人道士是可以不剃头换装的。而这一时期的女子，却没有这些烦恼，钗红黛绿，装束依旧。在那个装束代表着一个人身份地位的时代，装束代表着一个人忠孝观念的时代，“剔发易服”是投降的标志，是为“不忠”，也是违背圣人孝道的标志，是为“不孝”。“不忠不孝”之人，有什么脸面在天地间立足？《红楼梦》中的宝玉，在女儿面前常常自称“浊玉”，也应该是这种特殊心理的扭曲反映。 改朝换代之后，好多富贵人家遭受了兵嫠，以至突然间一贫如洗。好多昔日的贫贱小人，却一步登天或一夜暴富，这种骤富骤贫，骤贵骤贱的社会现象，同《红楼梦》中的《好了歌解》描写的一模一样！多数前朝封建官僚失去了官职爵位，他们不事生产，一无所长，只好坐吃山空，正如《红楼梦》中描写的那样，“外面上架子未倒，内囊上渐渐尽上来了”。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家庭日常开支往往靠变卖女人残存的那点首饰维持，家庭生活秩序也往往靠女人来支撑门面，一筹莫展的男人在家庭中的地位必然下降，而辛苦操劳的女人在家庭中的地位必然上升。《红楼梦》中贾府的“老祖宗”贾母高高在上，王夫人暗中裁决大事，日常经济大权完全掌握在少妇王熙凤手里，一度还曾为探春、李纨、宝钗三个女性代理，而贾赦、贾政、贾琏三个大男人基本上无所作为，可怜的贾琏作为名义上的当家人，居然还要偷着积攒一点“私房钱”。《红楼梦》描写的这种家庭大权男女易位的情况，正是这一时期没落贵族家庭生活的真实描述。 对《红楼梦》中这种“女清男浊”、“抑男扬女”的思想倾向，好多红学家认为是什么曹雪芹的“超前意识”，“民主思想”，这都是没有正确解读《红楼梦》基础上的痴人说梦！把《红楼梦》的著作权交给曹雪芹，把《红楼梦》的时代背景放在乾隆中叶，书中这些关于“女清男浊”的描写，当然变成了无法理解的“超前”思想了。但把《红楼梦》的时代背景还原为明末清初，把《红楼梦》的著作权交还给洪升，就可以清楚地看出，《红楼梦》中的这种特殊的关于男女地位名誉的描写，是当时社会意识的真实记录，是当时人们普遍心态的忠实反映。这种心态不是什么“民主思想”，更不是作者有什么“超前意识”，只不过是改朝换代阵痛中形成的一种扭曲的社会心理罢了。《红楼梦》作品是伟大的，但也没必要人为拔高，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没有谁能够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 ２００５年８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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