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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建市40年，從邊陲一個不知名姓的小漁村，躍居全球主要創新城市行列，成為中國四個超級一線城市之一，而與其並列的城市，都是有數百年乃至千年悠久歷史的名城，深圳甚至在2018年經濟總量上超過了她40年前的榜樣—香港，這種令人炫目的成績確實引來了全世界的關注。 深圳如何能夠平地一躍，在短暫的時間裏成為中國經濟成功轉型的樣本，也是全國各地城市管理者都想搞明白的問題。於是，最近一兩年，內地許多城市興起了學習深圳，追趕深圳的熱潮。但是，似乎真正能夠理解深圳成功精髓的城市並不多，而學習了一段之後，大家開始反思，為什麼學不像，不僅沒有趕上深圳前進的步伐，反而差距越來越大了。 各地政府派人前來深圳學習或掛職鍛煉，到底該學習深圳什麼呢？ “大社會，小政府” 筆者對20多年前發生的一件事，至今印象深刻。當時，筆者就職於一家美資企業，該公司剛進入大陸，嘗試性地在深圳設立了辦公室，並派遣了熟悉中國情況的一名華人MBA擔任負責人。這名負責人當時深有感觸地對我說：“我非常喜歡深圳，這是一個“小政府，大社會”，和內地其他地方完全不同。” 這在當時未必就是個別人的感受，今天看來，這確實是深圳有別於其他內地城市的最大的一個特點，也是很難學習之處。這六個字真得難學，因為其背後需要相應的文化和制度支撐。中國傳統文化講究集中管控，由上而下的科層管理結構，盛行“官文化”，政府成為社會管理的核心和中心，全社會一切活動聽從政府指揮，這就是中國城市典型的文化和制度基礎。 在這種政府包管一切的社會環境中，市場必然直接受到政府管理，市場的所有參與者都需要聽從政府指揮，這樣就根本無法讓市場按照自身規律發展和運行。而在市場經濟中，市場才應該是整個社會發展的核心引擎，一個被各種行政干預束縛了的市場，必然無法展現活力。試看當下政府包辦一切的城市，市場毫無例外都了無生機。 內地城市管理當局如果不認識到這一點，學習深圳的任何做法，都很難重振市場活力，結果只能是“東施效顰”。一個正常的生態應該是社會監督政府，政府監督市場，讓市場和市場參與者在正常情況下獨立自主地發展。如果將政府權力太大，不受任何社會力量的調節，而政府又傾向於深度介入市場，則市場經濟無法建立，更談不上經濟快速增長和社會良好發展。 理清政府與市場邊界 市場很重要，但是高效市場並不是自發形成的。這種認識除了市場原教旨主義者，其實已經得到了西方主流經濟學界的認可。市場通常是可以自行調整的，但也會出現失效，在市場失效時，政府可以適當介入，加以引導，讓市場及時脫離失效狀態。而政府也經常失效，特別是在同市場互動過程中的失效，此時就應該有來自社會層面的監督，調整政府不當的行為，由此實現市場主體、市場環境、政府管理和社會監督的有機生態。在歐美發達國家，政府在經濟活動中仍發揮著必不可少的作用，從財政政策到產業政策，以及市場監管制度，這些都是以政府為主的市場相關領域。 政府是市場的監護人，其職責在於維護公平公正的市場秩序，當出現市場失效時，對其進行必要和有限度的干預，讓市場能夠高效率運作。市場失效情況經常發生，政府可以對供需失衡情況加以干預，比如，我們可以看到，凱恩斯宏觀經濟管理理論已經被西方國家用於調整總需求，而不少發達國家也採取通過制定產業政策，對供給端發生的失衡進行調整和引導。在維護市場公平方面，西方各國都重視監管，尤其是限制過度壟斷，保持合理的市場競爭狀態。政府的上述工作需要高超的能力，也是一門經濟管理藝術，並不容易做好。這是內地城市管理者應該學習和掌握的關鍵技能。 深圳政府過去40年，很多工作是在為作為市場主體的企業搭臺子，完善市場管理機制，降低營商成本，並通過前瞻性的城市發展規劃，通過政策傾斜，引導市場主體向著有利於城市和自身的方向發展。這方面的例子不勝枚舉，深圳引導產業創新的各種政策，保護知識產權的制度等，不僅領先內地各城市，而且政府認真在執行，從戰略層面引領著城市的發展。這和許多內地城市政府直接插手市場的做法完全不同。 政府明確自身定位 “大社會，小政府”絕不是無政府，政府不插手具體市場活動，但要負責搭臺子，監督市場正常和有效運行，這是“有所為，有所不為”。政府既有管理責任，又有服務職能，兩個方面不能偏廢，而且都是常態工作。 有個段子說，東北地區的政府官員喜歡說“我管的企業”，山東有些官員愛說“我下麵的企業”，反映的是政府和企業之間不正常的關係。如果讓深圳政府官員說，他們可能會說“我服務的企業”。正常的企業不需要政府來管，企業經營什麼，如何經營，也不是政府該管的事情，這是企業家的工作。政府要管的是市場環境，而不是市場中的各個主體。具體說，政府像員警，負責市場的安保，確保市場能夠正常有序運轉即可。如果市場發生了政府不希望出現的問題或傾向，而又不屬於違法範疇，則政府可以通過合適的經濟管理工具，比如建立制度和制訂政策，對市場主體加以引導和督促。 政府在市場未出現問題時，主要工作在於為市場主體提供服務。這一點對於培育創新經濟，尤其重要。市場存在交易成本，有時候甚至非常高，政府可以通過有效的市場管理，最大程度地降低全社會交易成本。另外，創新活動存在成本和不確定性，以及負的外部性，政府可以提供創新扶持政策，提供公共創新平臺，將企業創新的資金門檻降低，甚至可以發起創新扶持資金，引導社會資本投向創新創業領域。這些都屬於戰術層面，深圳可以提供這樣的例子。 深圳的很多做法首先來自戰略層面的設計，換言之，政府把大問題想明白了，剩下才是具體如何做的問題。而內地政府最大的障礙不在術的層面，而是應該明晰城市經營管理之“道”。政府應該放下“官員”身段，讓社會各主體職能歸位，全力做好政府該做的工作，提供便於企業家施展技能的市場環境。這是基本要求，在做好這一步之後，還應學習通過發展戰略和制度、政策引導市場主體的方法，既不亂為，也要有為，不斷提高城市經濟管理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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