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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如今已成为古旧书交易的主要渠道。在古旧书拍卖兴起的20多年里，参与竞拍的书友们有不同的经历、不同的情感、不同的体悟。有针对某件拍品的激烈争夺，也有相互礼让的书友之谊；有得书之后的欣喜，也有憾失之后的惆怅。再回首，都是深刻的记忆。“举牌记”专栏，便是为了记录那些曾经拍场的点滴。 
古籍拍卖亲见录（下） 古籍拍卖会上，常常有拍品是无底价起拍的，在不同的拍卖公司，无底价拍品的起拍价各不相同。无底价拍品的起拍价远低于该拍品的市场价，因此参与竞买的人很多，竞争也较激烈，毕竟大家都想买到便宜的书。由于场面热烈，如果竞买者不够冷静过于冲动的话，拍品的成交价往往比较高。北京德宝的一场古籍拍卖会，上拍了一部清同治年间写刻本《直省释奠礼乐记》六卷，首末各一卷，一函四册，开本阔大，白纸精印，字体优美，版画较多，品相亦佳，无底价起拍。买家竞争激烈，互不相让，最终以近4万元成交。德宝的另一场拍卖会也上拍了一部《直省释奠礼乐记》，与上述那部为同一版本，品相甚佳，且为初印。这部书理应卖出好价钱，但以3.3万元起拍却无人举牌。可见，无底价拍品的成交价未必低。依据个人经验，我认为无底价有三种情况：一种是真实的无底价，卖方要承担一定风险，万一拍场竞争乏力，成交价很低，这就让买方捡到了便宜。另一种无底价是有底价的，在竞买价未达到底价的情况下，拍卖师不落槌，视为流拍；如果竞买价与底价相差不大，拍卖师便亮出底价，问竞买人可否接受，有人接受即成交，否则流拍，卖方无风险。还有一种情况是，拍卖公司不将拍品的底价告诉拍卖师，在竞买价未达到拍品的底价时，拍场会出现“托儿”，把竞买价往上顶，若无竞买人举牌，拍卖师即落槌，拍品便“托”回来，实际并未成交，这也曾是公开的秘密。当然，这种情况越来越少，拍卖活动已越来越规范有序。有竞争也有礼让 拍卖会上有竞争，也有礼让。我就不好意思跟坐在身旁的人竞争，虽然并不认识。面对熟悉的书友，我更不会与之竞争，除非是没有看见对方举牌。太原方信潮教授提了个建议，熟人间在拍卖前碰个头，看想买的书有无撞车，若有，互相礼让一下，免得多花钱。实践证明，这一方法多少还管用。某年看江苏中山拍卖公司一场古籍拍卖会的预展，发现一部民国时期影印的《闺范》，一函四册，开本阔大，白纸精印，品相极佳，触手若新，全书一文一图，版画十分精美，让人爱不释手。这时青岛书友侯先生走了过来，问道：“看上这部书啦？”我回答：“这么好的书，谁不喜欢？”侯先生说他很需要这部书，请我在明天拍卖时不要跟他争。我虽然也很想买，但书友提出来，不好意思不让。第二天拍卖，侯先生如愿以偿，竞买到该书。拍卖结束后他找到我，很高兴地说：“你很讲信用，拍《闺范》时，我见你一次也没举牌。”上海博古斋的一场拍卖会上拍了一部明刊医书《类经》，三十余册，起拍价很低。书友小F知道我常买医书，问我该书计划多少钱买，我说一册500元。小F说他要竞买该书，请我让给他，我答应了。第二天拍卖，小F寸步不离地跟着我，生怕我举牌，谁也没料到，该书竟无人竞买，小F以很低的起拍价买下，捡了个小漏儿。还是这位小F，在天津的一场古籍拍卖会上却多花了不少钱。这场拍卖会在天津劝业场内的剧场举行，我坐在拍场中部，小F坐在后部。中午举办方给每人发了一个汉堡包、一瓶矿泉水，稍作休息。小F吃得快，吃完了走过来跟我聊天，我问他想买什么书，咱俩不要撞车。小F说不买什么，只是来看书的行情。下午接着拍，我看中一册宋刻后印零本，心理价位是5万元。该书起拍价低，开拍后竞争激烈，到后来只剩下我和后场的竞买人在“死掐”。在拍卖时，我只盯着拍卖师，不向后面看谁是竞争者。公开的竞争是很正常的，跟我竞争的即使是熟人，我也不会有不好的看法。竞买价超过5万元时，我放弃了。事后多位书友告诉我，该书被小F拍走。后来见到小F，我说：“问过你要买什么书，你说什么也不买，要是对我说实话，我不举牌，你不就可以少花几千元钱啦。”小F叹了口气说：“何止多花几千元！”一场拍卖会，参与者数十人、上百人，你“礼让”，别人未必“礼让”，这种“礼让”起不了多大作用。此话不无道理。但对竞买者来说，少一人竞争总比多一人竞争好，少举一次牌，书价则少上一个阶梯，到最后只剩下俩人在“死掐”时，就显现出“让”的作用了，就不会有小F“何止多花几千元”的感叹。我礼让熟悉的书友，不与之竞争，不少书友也给我很多关照，使我能多次以较合适的价格拍到自己喜欢的古书。我曾在南京举办的一场拍卖会上，拍到一册元刊零本，价位相对较低。事后才知道，浙江书友童志新先生一开始也参与竞争，后来看到我在竞买，便放弃了。2012年8月，济南举办的一场拍卖会上拍了一部清同治刻本《益阳县志》，二函十六册，书中版画多且精，经几轮竞争后买下。过后书友告知，河北海兴孟建华先生也看好该书，同样是见我在竞拍而礼让。2016年初，北京海王村的一场拍卖会，上拍了一部清康熙宝旭斋刊本《四书朱子大全精言》三十二册，是书刻印及内容都很一般，在图录上也未多加介绍，是一部很不起眼的书，不大引人注意。山东书友张伟东是个细心人，他事先做了功课。经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他发现该书仅北京大学有藏。物以稀为贵，他准备竞买，但见我举牌，就放弃了，最终我竞买到手，捡了个小便宜。书友崔国瑞先生，在拍卖会上曾多次礼让我。至今仍使我记忆犹新的是，在北京首都图书馆举办的一场拍卖会，他坐在拍场前部，我坐在中部靠后，互相可以看见。我看上一部清刊红印巾箱本《五方元音》，是书版本很多，而红印本却极稀见，在拍场是首次亮相。《五方元音》的编纂者樊腾凤，河北隆尧人，是友人苗先生故乡的先贤。苗先生收藏有十几部不同版本的《五方元音》，唯独没有红印本，我拟代他竞买。这部书的竞争很激烈，当一册的价位超过千元，我嫌贵，便放弃了。此时崔国瑞先生见我不再举牌，他便加入了竞争行列，最终竞买成功。拍场上发生的事情，有的还真说不清楚。比如完全一样的两部书，仅品相有所差别，在同一拍场上出现，其结果却是品相好者的成交价低于品相差者，类似情况，我时有发现。这类情况发生在不同拍卖公司的拍场上就更不足为奇了。我有一部民国时期印行的《北京大学建校五十周年历届同学录》，在济南和北京两地上拍时都以1000元起拍却流拍，而在北京琴岛荣德拍卖公司于青岛举行的一场拍卖会上，却以4200元落槌。另一部《点石斋画报》，一函十册（仅一集），系上世纪80年代广州影印本，在天津、山东的拍场上都以1000元起拍却无人问津，后来在北京的一场拍卖会上以近5000元成交。还有一部清咸丰年间写刻本《朱子集》，改装成八十八册，在山东德州上拍时以2万元起拍却流拍，几个月后重新上拍，竟以近4万元成交。这种情况给以书养书的藏书人提供了一个机会，只要把握好书的价位，便可在拍卖会上以较低的价格拍下一些书，再通过拍卖或其他渠道以较高的价格售出，赚取差价。这类竞买者在古籍拍场已形成一个不可小觑的群体，值得关注。如今，由于年龄及其他原因，我已很少参加古籍拍卖。闲来无事，将当年进出拍场的经历回顾一番，雪泥鸿爪，以存书林掌故并博书友一粲。（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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