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一度造成各国经济和金融的异常波动，引发了各界对不确定性冲击政策应对的深度思考。基于此，有不少学者对此展开了研究，得到了以下结论: (1)中国财政货币政策对经济和金融不确定性冲击表现出显著的时变反应态势、具有明显的相机抉择与滞后特征；财政政策对经济和金融不确定性冲击在中期内均表现出明显的正向响应；
相较之下，由于经济和金融不确定性冲击传导机理的不同，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对其冲击的时变反应规律具有明显差异，数量型货币政策对金融不确定性冲击的反应能力较差，而价格型货币政策对经济和金融不确定性冲击的反应较为敏感、时滞表现出逐渐缩减的趋势，但在反应强度上有所减弱。(2)经济和金融不确定性不仅会在量上影响财政货币政策调控效果，还会改变其作用方向，二者均会削弱政策调控的有效性，不确定性越高则政策工具的调控效果越差，政策实施的有效性越低；经济和金融不确定性对政策工具调控效果的影响存在差异，金融不确定性冲击对政策调控效果的影响程度明显较强。
面对多维不确定性负面冲击时，单独通过增加财政支出对刺激经济具有一定的作用，但政府债务会通过财政压力削弱金融稳健性，“增加财政支出+债务管理”的财政政策方案具有典型的稳经济、控债务的效能； 单独调控市场利率或流动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各不确定性的负面冲击效应，且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在稳定物价方面表现较好，混合型货币政策在缓解经济下行压力、实现稳定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方面具有相对优势；“增加财政支出+债务管理”与货币政策搭配不仅继承了原有“增加财政支出+债务管理”政策稳经济、控债务的效能，同时还能充分利用混合型货币政策在稳定经济和防范长期风险方面的优势，为财政政策进一步创造新空间，增强政策的可持续性，特别是“增加财政支出+债务管理+混合型货币政策”方案在调经济、稳金融和控债务方面具有突出优势和效能。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可以得出以下应对经济和金融等多维不确定性冲击的政策启示：首先，经验发现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前瞻性不足，且政策操作的相机抉择成分较多，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在应对经济、金融不确定性方面具有不同的效能；因此，政府在制定以及实施财政货币经济政策时，应该更加注重对经济和金融市场信息的使用，加强前瞻性和规则性，避免宏观经济政策出现较大波动。 其次，针对不确定性对政策调控效果产生的消极影响，政府应积极把握宏观经济形势，并主动地释放政策有效信息，强化同市场的有效信息沟通，增强政策制定的公开性和可预测性。不仅如此，统筹宏观经济政策调控工具，建立层次清晰的宏观政策调控体系，避免不同政策措施间产生的冲突和缺位。最后，根据多维不确定性冲击下政府债务与财政压力变动特征，政府应充分发挥财政或货币政策工具间互补性与协调机制、利用各自优势效能，为彼此提供时间窗口或缓冲机制，确保不确定性冲击发生后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伴随着长期的经济低迷和金融动荡，全球经济体逐步走出“长期停滞”困局，呈现回暖复苏态势。然而，当前全球经济的不稳定不确定性问题仍然突出，新兴经济体的结构性改革冲击、发达经济体政策外溢效应变数以及“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风向，使得世界经济在阶段性震荡中发生剧烈分化，不确定性已然成为全球性难题。 在国际贸易环境动荡不安和国内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双重作用下，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体制深化改革和结构优化调整的关键时期，经济转轨不可避免地会对传统经济体制和金融结构带来连续冲击，进而造成不确定性的持续攀升和影响效应的不断扩散。值得注意的是，经济或金融层面不同类型的不确定性一般具有明显的共生传染现象，准确识别其间的相关关系也是开展进一步计量分析的关键前提。
在此背景下，为避免短期冲击演变为长期风险，提高中国未来应对突发性大、扩散传导能力强的未知事件等不确定性因素冲击能力，构建起对中国不确定性冲击的分类识别体系，深入考察经济和金融不确定性对中国经济、金融的冲击影响，并系统剖析各类不确定性的冲击传导机制，探索应对多维不确定性冲击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组合模式与框架，为提高中国实体经济抗冲击能力、增强经济增长韧性提供重要的经验和理论支撑，对于中国新发展格局下进一步增强不确定性冲击的应对能力与系统性金融风险防控能力、科学制定宏观调控政策进而实现经济和金融的协调稳定发展至关重要。
中国经济和金融不确定性在样本区间内表现出频繁波动的态势和明显的阶段性差异，特别是在重大危机事件下不确定性冲击具有明显的多维性和异质性特征，在经济危机事件下经济不确定性往往是中国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的主导者，而在金融危机事件发生情形下主导不确定性则是金融不确定性，但次生不确定性仍然值得重视和警惕；中国经济不确定性和金融不确定性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在遭受经济金融危机事件冲击时二者均会表现出显著上升的波动特征与关联态势；金融不确定性是引起经济不确定性的重要来源，特别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和后金融危机时期，经济不确定性对金融不确定性的影响则相对较低，二者的交互影响主要表现为金融不确定性对经济不确定性的单向影响；同时，在经济进入新常态时期以来，经济不确定性的溢出作用明显增加，且大于金融不确定性的溢出效应。
经济、金融不确定性在短期内将对产出波动和价格波动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金融不确定性冲击对产出波动和价格波动产生的放大效应相对更大且具有更为明显的滞后性和持续性；进一步地，中国省级不确定性在重大危机事件发生情形下会呈现出显著较高或者局部上升的共同表象，且东、中、西部区域内省级不确定性具有明显的共振和分化特征，表现出中东部地区先行攀升，西部地区相继扩散的分布态势。 结语不仅如此，东部区域内的省级不确定性还具有明显的波动收敛趋向，中部和西部区域中这一表象依次减弱，且各省级不确定性呈现出成本推动性和紧缩性的异化效应；中国省级不确定性冲击影响效应相对大小的变动与地方信贷供给规模、产业结构和地方财政规模等实际经济金融因素密不可分，在不同的状态水平下中国省级不确定性对经济波动冲击影响效果和形成机制由此发生重要变化，其影响作用具有明显的非对称性与异质性。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