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文化发展早期曾有巨大落差。有唐一代近三百年，是中国历史上国力强盛、文化昌明的时代，日本经历了飞鸟时代（513—710）、奈良时代（710—794）、平安时代（794—1192），逐渐完成律令制国家的定型，无论都城建设、佛法信仰、文学书写、艺术造诣乃至日常生活，皆积极以唐为师，取得巨大成就。即便就谈诗歌，和歌与汉诗皆有空前的成就。《全唐诗》所收日本汉诗仅有长屋、晁衡的两三首。为《全唐诗》首次作补遗的市河世宁，据日本典籍编录《全唐诗逸》三卷的同时，还编成规模较大的《日本诗纪》，下限到平安末期，相当于中国唐宋时期日本汉诗集的总汇。当代日本学者后滕昭雄有《日本诗纪补遗》，收录也很丰富。拙辑《全唐诗补编》略有增补，但因坚持日本人仅收在唐所作汉诗，日本所存文献仍多有遗漏者，体例与时代所限，也属无奈。近年所见渐丰，愿略谈所知。 《怀风藻》是今存日本最早的汉诗选集，成书时间当唐天宝间。所收有在唐日本人所作几首汉诗。一是道慈（？—744），俗姓额田，日本添下郡人。武后长安元年（701）入唐留学，学业颖秀，妙通三藏，曾入宫讲经。玄宗开元六年（718）归日本，拜僧纲律师，弘传空宗。晚年受命依长安西明寺规模，造大安寺。卒年七十余。事迹见《元亨释书》卷二。《怀风藻》存诗二首，其一为《在唐奉本国皇太子》：“三宝持圣德，百灵扶仙寿。寿共日月长，德与天地久。”为太子歌德颂寿，尚未讲究声律，但前二句末字与后二句首字同，意思亦清晰美好。二是辨正，俗姓秦，日本人。初以文学仕进，出家于大安寺。武后长安间入唐，学三论宗。曾以善棋入临淄王李隆基藩邸。开元十八年（730）归国。天平六年任僧正，不知所终。事迹见《本朝高僧传》卷七二。《日本国见在书目》载其集一卷，不存。《怀风藻》录其诗二首。《在唐忆本乡》：“日边瞻日本，云里望云端。远游劳远国，长恨苦长安。”很有特色。每句第一字与第四字皆为同一字，深受六朝游戏诗的影响，大约他曾登高远望，日光尽处，仍然看不到遥远的祖国，身在云雾围绕中，看不到边际。后两句很可玩味，既说远游大唐，给主人增添许多麻烦，又说久困长安，心存长恨，大约不仅是思乡之苦，也包括在异乡生活之艰难吧。他的另一首诗《与朝主人》：“钟鼓沸城，戎蕃预国亲。神明今汉主，柔远静胡尘。琴歌马上怨，杨柳曲中春。唯有关山月，偏迎北塞人。”可能因唐王朝的某次和亲而作，粘对还有些欠缺，但意思连贯，颂中含讽，放在盛唐诗人集中，也不显逊色。三是智藏，《怀风藻》署“僧正吴学生智藏师”，虽然存诗不易看清何时何地所作，若考虑到他的一生多数时间都在唐度过，诗作于唐的可能性很大。录一首《秋日言志》：“欲知得性所，来寻仁智情。气爽山川丽，风高物候芳。燕巢辞夏色，雁渚听秋声。因兹竹林友，荣辱莫相惊。”“芳”字出韵，《日本诗纪》改作“新”，韵部仍未允。诗述修学中感觉到物候景色的变化，与友人互道人生珍重。盛唐时入唐日本人中，名气最大的当然是晁衡。晁衡（698—770），字巨卿，日本奈良人，原名阿倍仲麻吕，中务大辅阿倍船守之子。玄宗开元五年（717），随遣唐使团来长安，入国子监。学成，留左春坊司经局校书。十九年（729），京兆尹崔日知特别推荐，下诏褒奖，超任左补阙。二十二年（734），任仪王友。他因父母年老，请求归国，未获允准，作《思归》述怀：“慕义名空在，输忠孝不全。报恩无有日，归国定何年？”“慕义”是说在唐求学，探求学术，然而为国为家，如何可以两全？报恩无期，归国何年，时时困扰着他。他还有一首七言诗《入唐思归故国》：“明王不许东归去，长作咸阳一老夫。”仅存两句，不知作于何年。天宝间，历卫尉少卿、卫尉卿。十二载，迁秘书监。请随遣唐使归国，得到特许，让他作唐之聘贺使，出使本国。既满足他思乡的愿望，以唐使臣归国无疑又是极大的荣誉。这年他五十五岁，居唐已经三十多年，何等感动。临行有诗《衔命使本国》（据《文苑英华》卷二九六，《全唐诗》七三二题作《衔命还国作》）：“衔命将辞国，非才忝侍臣。天中恋明主，海外忆慈亲。伏奏违金阙，骖去玉津。蓬莱乡路远，若木故园邻。西望怀恩日，东归感义辰。平生一宝剑，留赠结交人。”诗写唐皇对自己的恩德与自己对唐廷的忠诚，在恋阙与归乡之间，表达复杂的情感。最后两句，写给所有在唐熟悉的朋友。他与盛唐许多诗人结下深厚的友谊。长安的诗人们应曾隆重雅集，为他送行，王维作诗云：“积水不可极，安知沧海东。九州何处远？万里若乘空。向国唯看日，归帆但信风。鳌身映晚黑，鱼眼射波红。乡树扶桑外，主人孤岛中。别离方异域，音信若为通？”又将送别诗编辑，亲自作序，称赞日本“服圣人之训，有君子之风。正朔本乎夏时，衣裳同乎汉制”，虽远处海外，最具华风，而晁衡“名成大学，官至客卿”，“游官三年，愿以君羹遗母；不居一国，欲其昼锦还乡”。虽然无法还原当时送行的壮观，但从王维的诗序中，可以体会晁衡与大唐主流文人融为一体，情同手足。 然而好事多难。归舟在琉球遇风，飘至安南州，晁衡虽幸免于难，最终没有归达日本。船难的消息先传到长安，以为晁衡已经遇难，李白有诗哭之：“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哭晁卿衡》）这是李白七绝的名篇，记录中日友人间不朽的情谊。无奈，晁衡于十四载复归长安。肃宗上元中，擢散骑常侍。累历镇南都护、镇南节度使。代宗大历初，罢归长安，五年卒，年七十三。他在唐凡五十三年，历官显要，曾官秘书监，曾独守大镇，唐王朝对他有足够信任。终其一生，对故国没有须臾之或忘。日本纪贯之编《古今和歌集》，有他的一首怀乡和歌，曾有多种汉译本，梁容若译本云：“望尽天涯是我家，三笠山头月正华。”胡锡年译文云：“回首举目望苍穹，明月皎洁挂中空。遥思故国春日野，三笠山月亦相同。”（刊《光明日报》1977年7月11日）镇江北固山诗碑作：“翘首望东天，神驰奈良边。三笠山顶上，想又皎月圆。”译文虽然差异很大，意思相通，晁衡的乡愁，一生都无法排遣。《全唐诗》所收唯一一首没有到过中国的日本人诗歌，是长屋的《袈裟绣偈》：“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录自宋初僧赞宁《宋高僧传》卷一四。《日本诗纪》卷六引日本传本稍有差异：“山川异域，风月一天。远寄净侣，共结胜缘。”长屋（约684—729），是天武天皇之孙，高市亲王之子。他成长于圣武天皇时期，又是前任天皇的嫡长孙，决定了命运的大起大落。骤历显职，很快又陷入政治漩涡而被逼自杀。他娴熟于汉诗写作，《怀风藻》收其汉诗三首。更有名的当然是前举诗偈。日本在隋唐之际已经有佛法传入，因远在东海外，距中国遥远，距天竺更远。如同中国僧人远到天竺求法一样，日本僧人也希望在中国求得大乘佛法及正宗真传。长屋在执政期间，曾托遣唐使送一批袈裟与唐僧人，绣以上韵语四句，希望有缘佛子能够到日本弘传正法。扬州律僧鉴真（688—763）似曾获赠此一袈裟。开元二十一年（733），也就是长屋死后四年，日僧荣叡、普照到扬州，礼请云：“我国在海之中，不知距齐州几千万里，虽有法而无传法人，譬犹终夜有求于幽室，非烛何见乎？愿师可能辍此方之利乐，为海东之导师乎？”这里齐州就指中国，谓日本虽有佛教，可惜没有弘法之大师，如同长夜暗室，未见光明，特别礼请鉴真大师东渡弘法。鉴真想到长屋的偈语，感叹日本“诚是佛法有缘之地”，乃答允东行。此后率弟子一行，六次东渡，九死一生，终达平城京，为中日友谊写下不朽佳话。鉴真到日本，受到名士淡海三船之热情接待，寻入平城京，天皇以下皆登坛受菩萨戒，并于奈良拨水田一百町建寺，即为唐招提寺。鉴真居日本十年后去世，其门生思托撰《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一卷，记师徒历次渡海事迹。淡海三船据以写成《唐大和上东征传》，流传至今，将鉴真东渡的事迹完整保存。传末附有一组中日僧俗悼念鉴真的诗作，这里仅录一首景仰鉴真的军将高鹤林所作《因使日本顶谒鉴真和上和上既灭度不觐尊颜嗟而述怀》：“上方传佛教，名僧号鉴真。怀藏通邻国，真如转付民。早嫌居五浊，寂灭离嚣尘。禅院从今古，青松绕塔新。法留千载经，名记万年春。”这位羽林军将，自署“都虞候冠军大将军试太常卿上柱国高鹤林”，宝龟十年（779）作为中使杨宝英的判官出使日本，到达后方知鉴真已谢世十六年。他的诗写出鉴真的高尚人格与弘博胸襟，写他对中日佛学传播与友谊的贡献。“禅院”两句写他入寺绕塔致敬的观感。“法留千载经，名记万年春。”写出大师的不朽贡献。最澄（767—822），近江国滋贺郡人。俗姓三津首，十二岁出家。延历二十年（804）入唐，曾到天台山，从道邃、行满习天台宗，也曾兼涉密宗与禅宗。次年归国，上表设天台宗，在比睿山建戒坛院，卒谥传教大师。
△最澄像 最澄在唐，主要活动于浙中台、越二州，其间交游广泛，很可惜他本人在唐未有诗保存。《传教大师将来越州录》有《相送集》四卷，注：“甲乙丙丁戊己庚，百纸。”可知内容丰富。最澄著《显戒论缘起》，附有《台州相送诗》一组，首有台州司马吴《送最澄上人还日本国序》，述最澄以贞元二十年九月二十六日到台州，即谒刺史陆淳，献金十五两及一批日本珍物。陆淳为当时著名《春秋》学家，退金而受物，最澄乃请以金买纸，雇人抄写天台宗基本经典《天台止观》。吴称赞最澄“宿植善根，早知幻影，处世界而不著，等虚空而不碍，于有为而证无为，在烦恼而得解脱”，有很好的慧根。尤其赞赏他“赍黄金涉巨海，不惮滔天之骇浪，不怖映日之惊鳌，外其身而身存，思其法而法得，大哉其求法也”。最澄在台州不足半年，即得将天台之学弘播东瀛，知吴序所说不虚。吴生平可知者不多，仅知名臣武元衡曾作《送吴侍御司马赴台州》诗为他送行。为最澄送行诗，今存作者九人，诗九首。其中官员有司马吴、录事参军孟光、临海令毛涣，进士、明经三人，即乡贡进士崔謩、广文馆进士全济时及国子监明经林晕，僧人二人，即行满与幻梦，还有一位“天台归真弟子”许兰，应为居士。这里仅录吴与行满的两首略作分析。崔謩诗云：“一叶来自东，路在沧溟中。远思日边国，却逐波上国。问法言语异，传经文字同。何当至本处，定作玄门宗。”值得注意的是后四句。“问法言语异，传经文字同”二句，知当时最澄对汉文佛经能阅读理解，但交谈会话，似乎还有相当隔阂。最后两句是期待，崔謩对最澄解悟佛法的能力有充分理解，因此相信他归国后可为一代宗师。行满诗云：“异域乡音别，观心法性同。来时求半偈，去罢悟真空。贝叶翻经疏，归程大海东。何当到本国，继踵大师风。”这是老师对异国学生的期待。行满是万州南浦人，早岁辞亲受戒。代宗大历中，从学于荆溪湛然。湛然卒，至天台修行，栖华顶峰下二十余年。卒年八十余。也就是说，最澄是湛然的再传弟子，行满传法时，年龄至少在六十以上。他的诗语重心长，是惜别更是期待。末句之“大师”，指智者大师，是希望最澄归国后弘传天台法门，将天台宗风播衍海东。日本较晚出还有陆淳作《送最澄阇梨还日本诗》：“海东国主尊台教，遣僧来听《妙法华》。归来香风满衣裓，讲堂日出映朝霞。”中日学者皆对此诗有怀疑，在此就不申说了。空海（774—835），俗姓佐伯氏，生赞歧国多度郡（今香川县善通寺市）。他早习儒书，后入大学明经科，廿二岁出家，初习三论宗。贞元二十年，与最澄同时入唐。入长安，师青龙寺密宗阿阇梨惠果，得受胎藏、金刚两部大曼荼罗秘密法，又从般若三藏受学梵文。元和元年（806）归国，经越州向节度使求内外经书。归国后致力弘传秘密法门，为日本真言宗开山宗师。又曾假汉字草书，造平假名，于日本文化影响深远。晚居高野山，寂年六十二，谥弘法大师。空海善诗文书画。佛学著作颇多。所著《文镜秘府论》，分天、地、南、北、东、西六册，讲述中国六朝至唐初有关诗歌体制、声韵及对偶诸例，于保存旧籍及中古诗歌作法技巧，至为重要。△空海像 空海在唐所作汉诗，今存四首。一为《过金山寺》：“古貌满堂尘暗色，新华落地鸟繁声。经行观礼自心感，一两僧人不审名。”写访寺之感受，古寺尘暗，花落鸟喧，动静相衬中体会观礼之感悟。二为《在唐日观昶法和尚小山》：“看竹看花本国春，人声鸟弄汉家新。见君庭际小山色，还识君情不染尘。”所谓小山指寺院庭间的假山，至少诗题为归国后写定，也可能为后来追写。见春景有变，引起淡淡的故国之思，更赞赏唐寺之美景。后两句称述和尚用情山色而不为俗尘所染，是僧人写景诗的憬悟。三为《在唐日赠剑南僧惟上离合诗》：“磴危人难行，石崄兽无升。烛暗迷前后，蜀人不得过。”这里的离合，指相邻两句后句首字用前句首字的一部分，后两句也如此，六朝游戏诗中常见。诗可能作于泉州，时任泉州别驾的著名学者马总，当即和诗相送：“何乃万里来，可非炫其才。增学助元机，土人如子稀。”所谓土人指当地人，时闽中问学渐成风气，大才子尚不多，马总的赞誉，据说因此使空海“藉甚满邦，缁素仰止，诗赋往来，动剩箧笥”（真济《遍照发挥性灵集序》）。其四为《留别青龙寺义操阿阇梨》：“同法同门喜遇深，游空白雾忽归岑。一生一别难再见，非梦思中数数寻。”空海在青龙寺求法，其师惠果（746—805），从密宗大师不空受金刚界，复从善无畏弟子玄超受胎藏界，融合二界而倡金胎合一。空海是惠果最后的授法弟子，空海受业不足一年，惠果告寂，空海曾为师撰行状。启程归国时，只能与同学义操告别，自喻为飘忽不定的白雾，终于要归故山了，也知道同学情深，难得知己，此度别后，再无见面之可能，只能托付于梦中了。这是很动情的分别之诗。空海归国后存诗很多，技法也越来越成熟，在此不述。空海仍从越州归国，今存越州赠行诗五首。为首者朱千乘，自署‘前试卫尉寺丞’，官品不高，时方赋闲居里。他曾赠诗集一卷给空海，空海携归国，今传日本古抄中颇有其佚诗。朱诗题作《送日本国三藏空海上人朝宗我唐兼贡方物而□□□□归海东诗》，三藏是对饱学高僧之尊称，当时空海方过而立，佛法尚未大成，朱千乘已尊崇如此。其序称空海“能梵书，工八体，缮《俱舍》，精三乘”，博学而多才艺。诗云：“古貌宛休公，谈真说苦空。应传六祖后，建化岛夷中。去岁朝秦阙，今春赴海东。威仪易旧体，文字冠儒宗。留学幽微旨，玄关护法崇。凌波无际碍，振锡路何穷。水宿鸣金磬，云行侍玉童。承恩见明主，偏沐僧家风。”似乎朱千乘对佛教宗派所知甚浅，认为空海所承为禅宗六祖一派。他对空海善文章，工书体，穷佛法，通梵文，有相当了解。日本存唐写本《新撰类林抄》，传为空海书，其中有朱千乘二诗，也知空海对朱之认可。送别空海者，有两位越州名僧。一是昙清，《宋高僧传》卷一五有传，其诗题作《奉送日本国使空海上人桔秀才朝献后却还》：“异国桑门客，乘杯望斗星。来朝唐天子，归译竺乾经。万里洪涛白，三春孤岛青。到宫方奏对，圆像列王庭。”强调空海求法之官方色彩。“万里”两句，境界阔大，写对遥远扶桑的想象。另一位为鸿渐，近年越中出土过他撰写的墓志。或以为其人即陆羽，似无可能。诗云：“禅居一海隔，乡路祖州东。到国宣周礼，朝天得僧风。山冥鱼梵远，日正蜃楼空。人至非徐福，何由寄信通？”“到国”两句看到作者对两国关系还摆脱不了外夷朝贡、宣化皇风的局限，对海上三山也总想到徐福当年的远航，唯“山冥”二句，有些别致。日僧圆仁（793—864）入唐求法十年，所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四卷详尽记录每日行程，最具文献价值。他携归典籍也有详尽目录保存，《入唐新求圣教目录》有《仆（疑当作濮）郡集》一卷、《台山集》一卷，可能为赠行送别集，可惜相关诗歌未见存世。日僧圆珍（814—894），俗姓和气，空海外甥，十五岁入比睿山受天台学。宣宗大中七年（853）入唐，先后在福州、温州、天台、长安修习，学涉各宗，十二年（858）归国，为日本天台宗第五代座主，寺门派开山之祖，卒谥智证大师。圆珍所著《福州温州台州求得经律疏记外书等目录》有《福州往来集》一卷、《温州台州往来集》一卷，《智证大师年谱》载其带归《师友唱酬诗集》十二卷，应即与唐僧俗来往之诗文集，可惜皆不存。《天台宗延历寺座主智证大师传》载：“和尚归朝之后，清观、元璋及诸尝倾盖相逢者，追慕弥深。每有便李，音问无绝。贞观中清观赠和尚诗云：‘睿山新月冷，台峤古风清。’当时诗伯菅相公视此一句，大为绝倒。”清观（？—882），《宋高僧传》卷二十有传，是唐后期天台国清寺名僧，洞明天台三观说，能诗文，造诣甚高。圆珍造访天台，他照拂甚多，圆珍归国后，凡有商旅来往，他皆附信问候。这里的贞观是日本清和天皇年号（859—877）,菅相公则指日本名诗人菅原道真。此诗虽不存全篇，仅存二句，但将比睿山与天台山联系起来，赞颂圆珍归国弘传台宗，气象日新，而天台本山，仍坚持智者以来之正学。两句似仅写景，含无尽情韵，因而得到道真之激赏。日本滋贺圆城寺存一组唐写本，保存当时与圆珍有过往人士的诗作，作者包括“小生高奉”“镇西老释道玄”“唐客李达”“唐客詹景全”“大唐容管道衙前散将蔡辅”等五人，凡存诗十八首。其中李达、詹景全为来往唐、日间的商人，道玄是住在九州太宰府的僧人，蔡辅为同时赴日之军将，高奉亦赴日者，但年辈较晚。可以知道圆珍归国时，曾作有七绝《思天台》、七律《忆天台》，惜不传。这些诗主要写于圆珍归国初，诸人诗水平参差不一，其中二位商客所作特别珍贵。各录一首如下。
詹景全《跪受大德珠玉不揆卑劣谨次来韵》：“大理车回教正浓，乍离金地意思松。沧溟要过流杯送，禅座依然政法容。”他在大中至中和间频繁来往于中日间，咸通初曾受智慧轮三藏嘱奉书信交圆珍，次年与圆载同船归唐。中和四年（884），与圆载、李达乘舟赴日本，途中遇风，舟覆溺死，仅李达得生还。李达《奉和大德思天台次韵》：“金地炉峰秀气浓，近离双涧忆青松。控锡斸泉净心相，远传法教现真容。”其诗仅存此一首，与詹诗同时作。他字处芳，赵郡处士，经常来往于中日间，也曾长住婺州。大中十二年与圆珍同时赴日，不久归唐，受圆珍委托立《国清寺止观堂记》碑于天台。经商经历与詹相近，中和船难后情况不明。高奉《昨日鸿胪北馆门楼游行一绝七言奉上上人》：“鸿馆门楼掩海生，四邻观望散人情。遇然圣梨游上嬉，一杯仙药奉云清。”鸿胪北馆指设于太宰府的接待外宾的客馆，圆珍一行抵日初暂住于此。道玄《谨呈珍内供奉上人从秦归东送别诗》：“一时倾盖恩如旧，岂敢情论白发新。□岳知踪拾玉早，海藏迷路阻玄津。龙宫入者虽多客，独得骊珠宝髻珍。若遇善根分付了，台山有室□□□。”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一载有新罗译语僧道玄，很可能即此僧，当通晓日、罗、唐语，因得协调安排诸人行程，兼作译事。蔡辅《大德归京敢奉送别诗四首》之三：“一别萧萧行千里，来时悠悠未有期。一年三百六十日，无日无夜不相思。”长沙窑瓷器题诗有云：“一别行千里，来时未有期。月中三十日，无夜不相思。”这是唐代民间流传极广的诗，蔡辅居然每句加二字就写给了圆珍。下层士人写诗没有原创意识，此亦一例。圆珍交往的这批朋友地位不高，勉力作诗，堪称难得，不必过于褒贬。唐代日人来华，普遍怀有学习唐文化的强烈愿望，尤以遣唐使与学问僧为代表，具体来说则有官方途径与民间行走两种方式，二者有所交集，无法区隔，但又确实存在。作为官方的宣示，可以唐玄宗《送日本使》为代表：“日下非殊俗，天中嘉会朝。念余怀义远，矜尔畏途遥。涨海宽秋月，归帆驶夕飙。因惊彼君子，王化远昭昭。”诗见《日本高僧传》，谓天平胜宝四年（752），藤原清河为遣唐大使，到长安见玄宗，玄宗说：“闻彼国有贤君，今观使者趋揖有异。”号为礼仪君子之国，命卫尉卿晁衡引导参观府库及三教殿，又图貌清河真容，收入蕃藏。及清河归，玄宗赐以此诗。从玄宗诗中，可以体会他将日本视为来贡之蕃邦，待遇隆重，赠诗也确见帝王胸襟：你们那儿虽然遥远，但懂礼仪，遵王化，来参中朝，进退有度，我也深感天日昭昭，无远不既，怀义柔远，真君子之国。可以想见，日使归国之际，唐廷赠馈必厚。从《日本国见在书目》所载日本皇家藏书来说，有许多肯定为唐官方所赠。
从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来看，他携带有日本出具的身份证明，入唐后一路拜谒官府，请得过所，但他的主要行程是在民间行走，接触各种不同人等。本文前所列各入唐官僧之交游，以晁衡交往层次最高，为最澄、空海赠行者主要是越州的地方官僧与士人，与圆珍交往者除高僧清观外，主要是社会下层人士。理解乎此，可以理解入唐八家携归书目中，何以包含大量唐代文献绝无记录之典籍与文人，《日本国见在书目》中方技术数类著作几乎占了全书的三分之一，《千载佳句》是据在日本可见之唐人诗集选编而成，其中至少有五六十家在唐代典籍中看不到名字。无他，此皆日人在唐下层采录所得也。在木船风帆时代，中日间之航海，是危险度很大的航行，前举晁衡归国遇难飘到安南，鉴真东渡前五次皆失败，都是著名的例子。懿宗咸通十年（869），日僧圆载归国途经苏州，诗人皮日休、陆龟蒙、颜萱作诗送行，陆龟蒙诗题作《圆载上人挟儒家书洎释典以行更作一绝以送》：“九流三藏一时倾，万轴光凌渤澥声。从此遗编东去后，却应荒外有诸生。”知圆载学兼儒佛，归国时携有万卷典籍，极其富博。不知具体为什么，圆载直到十五年后的中和四年（884）方与詹景全等同舟东归，风骤舟倾，葬身海涛，可为悲叹。求法僧生活之艰难，前已有述，许多来唐僧因此客死他乡。前述劝诱鉴真东渡之日僧荣睿，即在陪鉴真渡海失败后，客死端州。《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叙述了另一件伤感的故事。渤海僧贞素早年曾随师应公至日本，后复来唐。宪宗元和八年（813），于逆旅中遇日僧灵仙，论道契心。穆宗长庆二年（822），入五台山。敬宗宝历元年（825），受灵仙之托，东渡日本谢恩。大和二年（828）四月，归五台山灵境寺，灵仙已卒，遂题诗壁上以哭之：“不航尘心泪自涓，情因法眼奄幽泉。明朝傥问沧波客，的说遗鞋白足还。”（据京都东寺观智院藏本）诗有长序叙二人交游始末，对灵仙之逝，既云“泣我之血，崩我之痛，便泛四重溟渤，视死若归”，又说：“空流涧水，呜咽千秋之声；仍以云松，惆怅万里之行。”日僧的求法史，何尝不是一部血泪史呢！荣睿、灵仙、圆载这样为求法生死以之、以身殉道的高僧，同样值得永远的记取。
本期原刊载于《古典文学知识》2020年第3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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