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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国目录学史上，晋人荀勖始创图书四部分类法，此已为学界所共知。但在此法发明之前，“四部”一词在之前文献中已多次出现，并始终与“五经”连称，构成“五经四部”这一专有名词。可见这两个“四部”在内涵上并不一致。此处所谓“四部”，当是指汉代六艺中乐、《论语》、《孝经》、小学四类书籍。然而在当前的古籍整理中，学者们却习惯于用荀勖所分之四部书籍来解释它。这事实上是一种误解，兹予以辨正。 关键词 ：四部 古籍整理 注释 辨误 《太平御览》卷六百八引孔融《与诸卿书》云：“康成多臆说，人见其名学，谓有所出也。证案大较，要在《五经》四部书。如非此文，近为妄矣。”[1]清人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云：“予谓此必非孔文举之言，殆魏晋以后习王肃学者伪托耳。晋荀勖《中经簿》始有四部之分。文举汉人，安得称四部书？”[2]按图书四部分类法始于晋人荀勖，此已为学界所共知。但钱大昕将彼“四部书”等同于荀勖之四部，却是犯了个错误。盖在荀勖始创图书四部分类法之前，“四部”一词在早期文献中已出现过数次，并始终与“五经”连称，构成“五经四部”这一专有名词。除上引孔融《与诸卿书》外，还有曹丕《典论》、常璩《华阳国志》等文献中都曾提及。作为特定概念的“五经四部”，还曾在生平略晚于荀勖的东晋人葛洪《抱朴子》一书中出现过。“五经”指儒家经典《易》《书》《诗》《礼》《春秋》没有任何疑问，这很好理解。但“四部”究竟何指？当今学者们在注释孔融《与诸卿书》等文献中的“四部”时，往往都认为此“四部”是指荀勖所分定之四部书籍。兹列举几种常见的注本内容如下： 《华阳国志》（晋）常璩撰 清嘉庆十九年廖寅题禁馆刻本 《华阳国志》（晋）常璩撰 清嘉庆十九年廖寅题禁馆刻本 首先 从时间上看，曹丕、孔融、李譔三人生活的时代都在荀勖始创四分法之前。一书所记或可成疑，而三书同误则决无可能。考《隋书·经籍志》云：“（晋）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12]906 故至荀勖《中经新簿》，始分图书为四部。《晋书·荀勖传》云：“仕魏，辟大将军曹爽掾……及得汲郡冢中古文竹书，诏勖撰次之，以为《中经》，列在秘书。”[13]按汲冢书出土的时间，《晋书·武帝纪》称在咸宁五年（279）十月，而《晋书·束皙传》称在太康二年（281），略有分歧。然无论如何，荀勖撰《中经》的时间不得早于咸宁五年。据张可礼先生《三曹年谱》，曹丕生于东汉中平四年（187），卒于魏黄初七年（226）[14]。又据俞绍初先生《建安七子年谱》，孔融生于东汉永兴元年（153），卒于建安十三年（208）[15]。又《三国志·蜀书·李譔传》称其“景耀中卒”[16]，景耀（258～263）为蜀后主刘禅的第三个年号。由此可见，荀勖虽曾出仕于魏，但编撰《中经新簿》却已在晋世，故其所创的图书四分法自不能影响到曹丕、孔融、李譔诸人。 其次 从上引孔融《与诸卿书》等四则文献的叙述逻辑上看，所言之“四部”皆与“五经”连称成文，故其内涵与荀勖之四分法自当完全不同。按《隋书·经籍志》称荀勖四分法为：“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12]906 此四分法虽未必十分完备，但各部分内容的区分尚较为明晰，即“四部”为一分类方法，其内容涵盖经书、子书、史书等。而曹丕《典论·自叙》中所谓之“四部”，却与五经、史书、子书并列，不存在任何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另外，《华阳国志》中之“四部”亦是与五经、诸子、术数、技艺等并列。对此，余嘉锡先生认为：“以四部置之经史子之外，则非荀勖之四部矣。”[17]这一观点，应该说是完全正确的。故若用荀勖的四部分类法来解释上述四则文献中的“四部”，从逻辑上讲，显得颇为荒谬。 《典论》（三国魏）曹丕撰 （清）孙冯翼辑 问经堂丛书 清嘉庆刻本 此外 韩格平先生认为孔融《与诸卿书》中所言之“四部书”可能是指郑玄所著的《毛诗笺》《周礼注》《仪礼注》《礼记注》四部书，这一猜测也难以成立。韩氏译“证案大较，要在《五经》四部书”句云：“证考案察康成治学的大体情况，重点在于五经和四部书。”[4]67按郑玄为汉末大儒，生平所著书众多。考《后汉书·郑玄传》云：“凡玄所注《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中候》《乾象历》，又著《天文七政论》《鲁礼禘祫义》《六艺论》《毛诗谱》《驳许慎五经异义》《答临孝存周礼难》，凡百余万言。”[20]其中许多书籍至唐初尚存，如《隋书·经籍志》尚著录有“《周易九卷》，后汉大司农郑玄注”[12]909、“《尚书九卷》，郑玄注”[12]913 等。孔融与郑玄生活年代相同，又卒于其后，生平颇有所交往（如举荐玄为“贤良”）。故其当日遍阅康成所著书并非难事，何故独对此四种书不满哉？事实上，孔融在《与诸卿书》中所要表达的意思是：判断郑玄立论是否为臆说，即看其观点是否在“五经四部书”中，如超出此范围，则可视为荒诞妄说。综上所述，此处不能将“四部书”理解为郑玄所著的四种书。 那么 孔融《与诸卿书》等文献中的“四部”该如何理解呢？囊日细读余嘉锡先生《目录学发微》一书，方豁然开朗。余先生说： （四部）所指何等书，无可考证。以意度之，七略中六艺凡九种，而《刘向传》但言“诏向领校中五经秘书”。盖举《易》《书》《诗》《礼》《春秋》立博士者言之，则曰五经；并举乐言之，则为六艺；更兼《论语》、《孝经》、小学言之，则为九种。汉末人以为于九种之中独举五经，嫌于不备，故括之曰五经四部。四部者，即指六艺中之乐、《论语》、《孝经》、小学也。此虽未有明证，而推测情事，或当如此[17]。 据《汉书·艺文志》，六艺共计103 家、3123 篇，而乐、《论语》、《孝经》、小学四类共计39 家、498 篇。如此比例，显然不能算少。又据王国维先生《汉魏博士考》，“且汉时但有受《论语》、《孝经》、小学而不受一经者，无受一经而不先受《论语》、《孝经》者”[19]180。故余先生将“四部”作如此解释，虽为推论之语，然于情理皆合，确是高见。尤其是“独举五经，嫌于不备”八字，与曹丕、常璩等书中暗含读书之多之全的内在语境若合一契，读之令人叹赏。笔者所可补论者，惟有如下两点： 一、何以认定“四部”亦为儒家典籍？余先生对此未作说明。笔者认为葛洪《抱朴子·祛惑》或许可为一旁证。《祛惑》云：“五经四部，并已陈之刍狗，既往之糟粕。所谓迹者，足之自出而非足也。书者，圣人之所作而非圣也，而儒者万里负笈以寻其师。况长生之道，真人所重，可不勤求足问者哉？”葛洪此处依旧将“五经四部”当作一整体概念，并将其共同视为圣人所作之书，故能为儒者所宗。同时，葛洪又将“五经四部”视为“既往之糟粕”，而这种思想本源自庄子。《庄子·天道》云：“桓公读书于堂上。轮扁斲轮于堂下，释椎凿而上，问桓公曰：‘敢问，公之所读者何言邪？’公曰：‘圣人之言也。’曰：‘圣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20]庄子所要否定的“糟粕”，正是桓公所读的儒家圣贤之书。据此，似可认定“四部”所指当是儒家典籍。 二、汉人所称书籍惟以篇、卷，那么汉末人以“部”来归类书籍的思想从何而来？凡《汉书·艺文志》著录图书，皆以篇、卷为单位，且《汉书》《后汉书》中也未出现以“部”来作为图书归类标准的记载。笔者窃以为汉末人此种思想当与《说文解字》等字书的写成有关。许慎生活的时代早于孔融、曹丕等人，生前即有“五经无双许叔重”之美誉。其所撰《说文解字》一书更是开创性的以五百四十部首统领正文九千三百五十三字。许慎《说文解字·自叙》云：“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也。”对此，清人段玉裁认为： 故合所有之字分别其部，为五百四十。每部各建一首，而同首者则曰“凡某之属皆从某”。于是形立而音义易明，凡字必有所属之首，五百四十字可以统摄天下古今之字……按史游《急就篇》亦曰“分别部居，不杂厕”，而其所谓分别者如姓名为一部、衣服为一部、饮食为一部、器用为一部。《急就》之例如是，胜于李斯、胡毋敬、赵高、司马相如、杨雄所作诸篇散无友纪者。故《自述》曰：“急就奇觚，与众异也。”然不无待于训诂，训诂之法又莫若据形类聚，故同一分别部居，而功用殊矣[21]。 由此可见，“分别部居”的思想源自西汉史游，又在东汉许慎手中得以发挥。虽然二人所称的“分别部居”在具体内容上并不相同，但这种以“部”来归类汉字异同的方法，在思想上却是殊途同归。《急就》《说文》同为当时小学字书，而“汉人受书次第，首小学，次《孝经》《论语》，次一经，此事甚明”[19]181。故汉末人或许正是在此种思想的影响之下，才会产生以“部”来归类书籍的思想。 汉籍数字图书馆 全球最大的汉字古籍数据库 编辑：马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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