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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大处着眼，小处下手”的平时管理功夫。 曾国藩从一开始对此就有深刻的认识。他强调“军事是极质之事”，来不得半点虚浮的东西。他自己厌恶听到那些高谈阔论，只喜欢平实之言、平实之行。他认为，“实者，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也就是说，什么是实？实就是不说大话，不求虚名，不做虚浮无根的事情，不谈不着边际的道理。 曾国藩的管理风格以“勤”“实”二字为核心。他说，带兵一定要脚踏实地，勤勤恳恳，一步步地从小事做起，才能日积月累，见到成效。 1. 以忠君卫道作为建军宗旨 曾国藩继承了传统的儒家思想，特别是程、朱理学的说教。他推崇封建礼教至高至深，把忠君勤王和捍卫封建礼教作为他的建军宗旨。 曾国藩的整个治军方略，都贯穿着他所坚持的封建伦理纲常。他在组建湘军时，其捍卫封建礼教的建军宗旨，就在他出师衡州时发布的《讨粤匪檄》一文中表达得异常明确。曾国藩十分了解中国士大夫乃至一般民众的特殊文化心态，针对太平天国独尊上帝的宗教大做文章，提出了要维护名教，他说“自唐虞三代以来，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而太平军之所为，“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吾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他以此来号召那些受封建礼教熏染的士大夫们或从军，或参战，或出钱出力，支助湘军，“以卫吾道”。曾国藩的动员令，确实起到了显著的效果。一时间那些受封建传统观念熏陶的学人士子、农夫山民，自觉或不自觉地汇集在曾国藩的旗帜下，成为了镇压农民起义的马前卒。 2，“勤”治兵 “勤”的核心，是“五到”“三勤”。曾国藩认为，“办事之法，以'五到’为要。五到者，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也。” 所谓“身到”，就是管理者一定要亲临现场，也就是现在强调的“走动式管理”。湘军之中，各级将领，从大帅以下一直到营官，都是以亲看地势为行军作战的第一条原则。曾国藩进攻武昌，就是先乘小船亲赴沌口相度地势；左宗棠攻杭州，也是先骑着马赴余杭查看地形。他们都是在看明地形之后，才制定进攻方略。其他将领像塔齐布、罗泽南、罗鑫、刘典等，都是以查看地势为著称。 “五到”构成了湘军基本的治事之方。身到之外，心到、眼到、手到、口到、湘军上下也都是全力施行。这“五到”，不是六分到位、七分到位，而是十分到位，反映了湘军对执行力的高度重视。 所谓“三勤”，是“口勤、脚勤、心勤”，其实是对“五到”的另一种表述。共和国十大元帅排名第三的林元帅29岁写过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怎样当好一名师长》（窃以为学管理、做管理的人应该熟读），第一条就是“要勤快”。他说：“不勤快的人办不好事情，不能当好军事指挥员。应该自己干的事情一定要亲自过目，亲自动手。”“不论大小指挥员都要勤快，要不惜走路，不怕劳累，要多用脑子，要做到心到、眼到、口到、脚到、手到。”这其实和曾国藩治军强调“勤”的基本思路是一致的。 3， 以“实”带兵。 “实”的核心，就是带兵要从小处、细处下手。曾国藩说过，近年来有了几年的带兵经验，越发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天下之事，当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陆象山只是说“先立乎其大者”，如果不加上朱熹铢积寸累的功夫，那么下手之处全没有把握。所以我治军，摒弃所有高深神奇的理论，专门就粗浅纤细处下功夫。 曾国藩对下属的要求，往往就是要从浅和实的地方下手。张运兰，字凯章，因为做事扎实，而被曾国藩一再提拔。有一次，曾国藩安排张运兰与宋梦兰配合作战，他专门给宋梦兰写信说，凯章这个人办事，都是从浅出、实处下功夫，对士兵的情况体贴入微。阁下您与他合作，希望也要从浅处、实处下手。 湘军之中，从粗浅纤细的“小处”下手，典型例子就是曾国藩亲手拟定的《湘军日夜常课之规》。这是他制定出来的“日日用得着的”、人人易知易行的规章制度。其基本内容其实非常简单，就是点名、演操、站墙子三项。点名使士兵不能私自游荡，为非作歹；演操使士兵锻炼体魄，熟悉技艺；站墙子则使士兵日日如临大敌，有备无患。这些都是军队管理的基础。这三项，就是所谓的“湘军家法”。这些营规看起来十分粗浅、简单，却实实在在抓住了治军的关键。 4，以硬作战。 扎硬营，打死仗。先打阵地战，立于不败之地，置于死地而后生。稳扎稳打，步步为营。 对于湘军如何打仗，曾国藩花费了不少的心思，想的非常仔细周到，他制定了各种军规，比如《行路条规》《开仗条规》《守夜条规》《扎营条规》等，这些条规制定的非常细致。如果我们看到曾国藩的这些条规后，不免就会想到“细节决定成败”这句话。曾国藩规定：湘军每日行军只要走半日即可，另外半日用于扎营、休息。李鸿章后来发现，这样一条不起眼的条规在湘军作战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李鸿章后来说道：湘军半日行路，半日筑营，这样的话，湘军到处可以立足，不怕敌军袭击，兵勇们也可以保持充沛的体力，旺盛的精力，不致成为疲惫之师。所以湘军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征战十几年，最终获得成功。 仔细研究湘军的营制和战法，不难发现湘军打仗的核心理念就是六个字：“扎硬营，打死仗”。对于湘军来说，挖沟扎营是必备的功课，曾国藩对此十分重视，亲自规定了各项详细数据以及动作要领，反复强调：  每到一处安营，无论风雨寒暑，队伍一到，修挖墙壕，未成之先，不许休息，亦不许与敌交战。墙体须高八尺，厚一丈。筑墙不用门板，竹木。里外皆用草坯、土块砌成，中间用土筑紧，每筑尺余，横铺长条小树，免雨后崩裂。上有枪炮眼，内有子墙，为人站立之地。 湘军扎好营以后，接下来便是要“站墙子”，意思就是站岗，以防止敌人偷袭。湘军之所以”扎硬营“，是为了”打死仗“，或者说是打技术含量不高的呆仗，其目的就是以坚固的营盘为依托，与前来进攻的敌人拼死作战，以防御为基础，大量杀伤敌人，最终取得绝对优势。 曾国藩告诫湘军，守营作战必须要顽强，无论付出多大牺牲，决不能轻易放弃营盘，哪怕战到最后一人，因此也就有了“打死仗”这一说。  湘军之所以采取这种策略，主要是当时的双方的大炮都不足以摧毁湘军扎下的硬营，湘军以营盘为依托打防御战，能够守得住，也能给敌人以更大的杀伤，己方所付出的代价要远远低于敌方。 湘军在曾国藩的这六字方针指导下，稳扎稳打，一直逼近南京城，湘军惯用的伎俩便是挖深沟，扎硬营，把城市团团围住，断绝城中太平军的粮食弹药，等待敌人前来攻击，在极大地消耗了敌人的兵力之后，最后用爆破的方式炸毁城墙，攻陷城市。湘军攻取武昌、九江、安庆、南京，基本上都是用的这个方法。 湘军的这种战略战术，深深地烙上了曾国藩的性格印记。曾国藩性格倔强、坚韧，做事扎实、稳健，因此他为湘军制定的作战总原则便是：“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化；办事无声无息，既要精要，又要简 5，先求将后求兵，把选将作为第一要务。 “行军之道，择将为先。”他的选将标准是德才兼备，智勇双全，而把德放在首位，并把德的内涵概括为“忠义血性”。他提出，“带勇之人，该求我党血性男子，有忠义之气而兼娴韬钤之秘者，与之共谋。”又说“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计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忠义血性”的将领主要应从既受封建礼教熏陶又少官场恶习的儒生士子中去选择。罗尔纲在《湘军兵制》中统计，凡姓名、籍贯、出身、职务可查的湘军将领179人中，儒生出身的104人，占58%。以如此众多的儒生为将，这在历代军事史上都是罕见的。 至于行军之道，择将为先。得一将则全军振兴，失一将则土气消阻。 念天下之稍有才智者，必思有所表见以自族异于人。同当兵勇，则思于兵勇中翘然而出其类；同当长夫，则思于长夫中翘然而出其类；同当将官，则思于将官中翘然而出其类；同为主帅，则思于众帅中翘然而出其类。虽才智有大小、深浅之不同，其不知足不安分，则一世。能打破此一副庸俗共有之识见，而后可与言道。 他组建湘军时，主张不在市民而在乡农中招募兵员。其用意就是乡农中招募的兵员朴实壮健，有利于灌输封建的忠义伦理思想和便于适应艰苦残酷的战争环境。还规定，“招募兵勇，须取具保结，造具府县、里居、父母、兄弟、妻子名姓、箕斗清册。各结附册，以便清查。”凡无保者，概不招募。曾国藩的这一做法，完全是承袭了明末抗倭名将戚继光的募兵思想。湘军的编制以营为基本作战单位，营以下设哨，哨以下陆师为队，水师为船，马队为棚。湘军之始，营以上不再设官，各营全辖于曾国藩一人。其后营数增多，才有统领和分统的称谓。曾国藩要求以将必亲选、兵必自找、层层节制的原则组建军队，自统领至兵勇都是逐级进行募选，改变了绿营中“兵与兵不相知，兵与将不相习”的弊病，但也明显暴露了建立私家军队的用心，并从此就开创了近代中国“兵为将有”的先例，军阀拥兵割据的局面也就初显端倪了。 6，以仁礼忠信作为治军之本。 曾国藩在治军方略上苦费心机，主张用儒家学说治军，即用封建伦理纲常去教育官兵，以仁礼忠信作为治军之本去陶冶官兵，他的目的就是要以此来维系军心，培植出一支完全绝对服从于自己的私家军队。 戚继光说过，练兵必从军礼训练入手，曾国藩十分信服这一原则，因此，他明确指出：“带勇之法，用恩莫如仁，用威莫如礼。”很明显，曾国藩治军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把孔孟的“仁”、“礼”思想贯穿于官兵的头脑之中，把封建伦理观念和尊卑等级观念融合在一起，将军法、军规与家法、家规结合起来，用父子、兄弟、师生的关系弥补军中上下尊卑等级关系的不足，来减少军中官兵之间的摩擦和抵触情绪。 "吾辈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一般。无银钱无保举，尚是小事，切不可使之困扰民而坏品行，因嫖赌洋烟而坏身体。个个学好，人人成材，则兵勇感思，兵勇之父母亦感恩矣。” "我待将官如兄弟，我待兵勇如子侄，你们随我也久长，人人晓得我心肠。愿尔将官莫懈怠，愿尔兵勇莫学坏。未曾算去先算回，未曾算脏先算败，各人努力各谨慎，自然万事都平顺。" 军训之义有二：一曰训营规，二曰训家规。营规是指点名、演操、巡更、放哨，家规是指禁嫖赌、戒游惰、慎语言、敬尊长。若营官能“待兵勇如子弟，待人人学好，个个成名则众勇感之矣”。这样，士兵也就会像子弟对父兄那样忠义孝敬。对将帅的选拔和培养，曾国藩更是极力用仁礼忠信去进行训导，使之成为忠将和良将，以无负君父、国家之望。曾国藩还强调，军营主要是靠将帅的以身作则，做出榜样，以影响兵勇的言行。他要求对军队进行教育，“第一教之忠君，忠君必先敬畏官长”。士兵不尊重长官，下级不服从上级，这便是不忠的表现。“信”是处理协调同级关系的准则，就是要求将帅之间、兵勇之间能够相互信赖，遵守信用，彼此团结，同舟共济。 曾国藩又强调了传统的“爱民”说，要求将帅对兵勇以“仁礼”相待的同时，还要求军队对百姓以“仁礼”相待。“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须日日三令五申，视为性命根本之事”，“做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从曾国藩治军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些准则在湘军中的实行，的确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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