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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的家乡京山县城到省府所在地武昌180多公里，再到首都北京1200多公里，上世纪80年代初的地面交通至少等于两天时间。几个生活在中国底层的青年人因诗结缘，在极其有限的资讯条件下，开始尝试着质疑因为“文革”而到达顶峰的“高大全”艺术观，用象征的诗歌表达自己的苦闷、思考与抗争，并在那个新诗潮的助推下看见了撕破蒙昧与黑暗的亮光。这几个年轻人是：刘剑、李文华、李甫清、赵春晓、胡鸿、曾静平和我。那是一个兴办诗社与创办诗歌刊物的年代，虽然大都是未经登记注册的社团，也非正规出版的刊物，但构成的是一个民间庞大的诗歌运动阵营，以至于人们戏说大街上一块砖头可以砸到八九个诗人。我们最初还没有结社，只是兴趣相投的几个人每周一两次的聚会，交流和朗诵作品，谈创作感悟，切磋诗歌写作技巧。1983年夏天，由李文华操笔刻印了几个人的作品合集《岛》；1984年秋，刻印合集《次大陆》。同时，以“耕耘者”为名正式形成了诗社，以耕耘者编辑部名义刻印了社刊《耕耘者》创刊号。社刊不仅主要发表诗社成员和本地诗歌爱好者的作品，还向外地约稿，选发了当时部分知名诗人的佳作。社刊通过邮局邮寄给我们能够联系到的外地诗社和诗人们，作为交流载体。1985年，推出铅印的《耕耘者——祝贺湖北省青年诗歌学会成立作品专号》。这一期刊物，从栏目设置，到作者阵容，再到作品质量，都可以与当时一些公开发行的诗歌刊物媲美，不少国内当时声名显赫的诗人们都在其中亮相，还特辟了当年湖北诗群中影响较大的鄂西、蒲圻两个地方的诗友作品专辑，刊物编辑的眼界已超越县域。也就是这一年，邀请省城的曾卓等著名诗人一行，在京山县城举办了规模空前的迎春诗会，此举让耕耘者诗社在全省范围内形成影响，进而促成诗社成员作品开始登上国内有影响的文学报刊。
当年从事医生职业的刘剑是那一时期的领军人物。他因为父辈“文革”受难而成为过“狗崽子”，童年蒙受歧视摧残，小学未能毕业就在街头拉板车谋生，尔后靠背“汤头歌诀”学习中医穿上白大褂，透过对现实生活的“望闻问切”，思考文学与诗歌。他在《岛》上这样自述：“我喜欢沉雄、奇嵬、凝重的风格。我追求黑色的意象。黑色的美。”他的诗句都折射着自己的影子，也是生活在底层的人的写照：总是被驱使着/唯一的使命是服从/身后的犁尖狠命地扎向土层/累了喘口气/眼睛还偷窥着淫威的鞭影——（《牛》1981年3月）思想承受得瑟瑟发抖/夜阑阻隔了幼时的激情/纵然心中有夏日的光明/也无法冲破顽石的囚禁——（《地下河》）在愚昧而陈旧的波涛的围剿中/一个伟大的意志/带着美丽的伤痕/渐渐消瘦/渐渐坚强——（《岛》1983年4月）当终场的大幕在眼前降落/沉重的思想从座位上站起/如果只能在观众席上唏嘘/人生又有什么意义——（《看戏》1981年12月）这些诗句，让人想到奥地利诗人里尔克的《豹》。受困在笼中的豹，有走不完的千条铁栏杆，它身囚其中，每时每刻都是无望的出逃。“仿佛力之舞围绕着一个中心，/在中心一个伟大的意志昏眩。”那种精神的苦楚，灵魂的抗争，情绪的郁闷，因为铁栏杆紧锁的现实足以令人窒息。但豹毕竟不是狗，它受挫的内心积聚着飓风一样的力量，一直在等待破笼而出。那个时期，西方象征主义诗派的作品是我们最为推崇的，正如里尔克通过《豹》来探索迷惘、彷徨的自己，我们的思考也像被千条铁栏所囚的豹一样，在对现实的质疑中用诗歌来完成心灵的逃亡。但与里尔克不同的是，他是在思考如何寻找自我，我们则思考自己的生存。那是一种生活在最底层的年轻人，在千年农耕模式下物资匮乏的年代，在一边高唱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一边却因为诸多生活物资紧缺而产生的困惑、不满、欲求与恐惧中，尤其是在当时闭塞的意识形态刚刚撩开一条缝隙，有限度地让人看到了一个真实世界的当下，发现需要拯救的恰恰是我们自己，所以对要像人一样生存的呐喊，显然是我们那时用诗歌进行思考的一大主题。李文华是耕耘者诗社那是年龄最大的，现在已逼近七旬了。他高中毕业后回乡务过农，收过税，教过书，后来做镇文化站长，是县域内那时最早开始诗歌创作的人之一，也是我学习写诗的老师。他刻得一手好钢板，所以，诗歌合集与社刊的刻字油印，自然由他承担。他是以中国农民勤扒苦做的认真与耐劳来耕耘那些诗行的。他的诗歌创作自然也带有本色的泥土气息，并且这种气息中散发着最底层的农民对生活与命运的最质朴的思考，就像麦子可以磨面，水稻可以碾米。他笔下的田野里，有“一只乌云似的犬/好像在寻找什么/又好像在读着什么文章”，而且，“炊烟在发昏的眼里瘦了/是这窥春的黑影/在远离秋日的田野里/打着什么主意游荡”——（《田野里》1976年3月）。晨曦进入梦乡了，却/没忘怀喂养的乳汁/手在那山的乳头/抚摸已朦胧的过去——（《怀念》1982年7月24日夜）这是他记述刚断奶的儿子的睡姿，诗前有题记，大意是儿子断奶三月有余，睡在妈妈怀里，无意摸住奶头，依依不舍，由此草成一诗。许多稀松平常的生活场景都在他的诗里，比如集贸市场的交易，“生活秤出的忧愁/是粗糙的手和心眼真实地收下了/肤色白皙的与阴暗处的/却提着沉重的奸诈的得意/在走向幸福”——（《我看到》1983年3月）。李文华表现的忧愁除了他自己生活的柴米油盐，从自家清贫而艰辛的家居细节挖掘诗意外，他的视野还放在了当时农村正在经历的变迁。比如，他的《九月，田野里没有了拾穗人》：“哪儿去了呢/那位裹着脚的老太婆/那张面黄肌瘦如九月树叶的脸/那双不断拾起又不断遗失/一年到头空空如也的手/那弯阳光下拖着长长痛苦/向土地鞠躬的脊背/那张破旧的装满忧愁的竹篮”（1985年9月）他甚至在《收笼》一诗中，干脆用直白的近乎不顾语法的诗句，写他终于谋求到一个吃商品粮的工作，而妻子则继续在乡下种田，他这样的“半边户”，自己微薄的工资“一月上头几十块/过了嘴，上了身/剩下的，得把人情还”，不得不靠妻子种的粮、养的鸡来支撑家庭财政，“鸡是油盐/鸡是客菜/鸡还是她的打算”。可以想见他作为一个男人面对冷酷现实的无奈，正如“那双不断拾起又不断遗失/一年到头空空如也的手”，手上的老茧是累计的苦闷与积怨，但伸出来却还似捧着一种期盼，他在这首《收笼》的结尾，发出这样的感叹：“还有许多的许多的困难/要我们忍一忍啊”！
赵春晓，一个可以呆在屋子里一天都不出声的大男孩，和我是一个班的高中同学，语文成绩特好，是出墙报、黑板报的高手。我们一起经历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生活，而且插队落户的地方还相距不太远。不过，知道他写诗时，他已是县化肥厂的工人，但他的诗却没有想象的粗狂，更缺乏那个年代工人阶级的标准豪气，倒是一反常态的细腻、纤弱、阴柔，常有一丝貌似自谦的自卑，应该是属于后来人们说的那种“小资”。他在《岛》上的自述就是佐证：“我喜欢生活中那些小情绪、小画面。让人们在清新的风儿、和煦的阳光中感到春的爱抚”，“我惭愧，当我拿起笔来时，总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体现出对那时文艺形象“高大全”的叛逆。在形式上，他的诗作有着显著的马雅可夫斯基阶梯特征，只是短促的语句没有马氏的激情喷射，是一个小男生面对暗恋对象的怯怯自语，而且似挤牙膏般地一点一点挤出来。这种谨小慎微的遣词造句，也是他内心对一个必须谨言慎行的时代充满疑惑的写照。他厌恶那种豪言壮语，却又不敢大声说出自己的心声，只能试探性地如间歇泉那样释放积压在内心的感受。“许多的/焦灼 惆怅/忐忑 激动/如蜂群/飞涌”——（《等》）就连他写的情诗《给她》，也是呓语般的无厘头，还用问号与惊叹号加强着语气：弹琴？三弦琴？/弦断了！换了！又断了！/看电影？干脆来场戏！/一个座位？两个人。/一样？一样！/真的，开幕和闭幕。他似乎在玩一场文字加符号的的游戏，又似乎只是在纯粹记录他关在一间屋子里不动嘴皮却用心脏起搏的速率推送出来的自言自语，不需要回答，也不求送达，他自有自己的世界，这个世界决不和别人雷同。“没办法。小桥流水旁徘徊已是习惯，花唱蝶舞时相合亦成自然。有时候，我想：或者真该来点大情绪，不行。又想笑，又想哭。还是回到自己最熟悉的地方去吧！”他再次强调自己的主张，表示与自己厌恶的所谓“大情绪”习惯成自然的隔绝，这让人不禁想起台湾诗人洛夫先生《雨中独行》的诗句：湿是我的湿/冷是我的冷/即使把自己缩成雨点那么小/小/也是我的小相对于耕耘者其他成员，李甫清显得有些特殊，因为他有过在县剧团从事剧本创作的经历，应该说是县里高大上的文艺专业人士。以现在的视角看，那个年代意识形态的影响对其诗歌创作的掣肘绊足也胜过他人，但他的“执着如铅球坠入海底”，或许我们可以从他的作品中看到他挣脱羁绊的心路历程。他的《统计》这样写道：“诗人的命最苦/在从事各种职业的人群中/诗人的自杀率最高……现在，我也想/写写诗，我也喜欢/往河里跳，别担心/我只是去洗个澡/顺便游它个几千米/风浪算老几”。他在诗中怀念屈原、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西尔维娅、美拉斯这些“真诚、痴情、疯狂的灵魂”，通过这些被他称为“屋檐上的影子和水底下的眼睛”的诗人，他一定也从自己心灵的挣扎中领悟到思索、思考和思想的痛苦，因为曾经遵命写过的东西与自己置身现实的底层生活是那样的隔膜。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一句“风浪算老几”，不仅表现了他的勇气，更表现出他的一种蔑视。一边是纠结在诗行的痛苦，一边又是寄予家乡的希望，他的《丘陵地带——献给家乡的歌》则给人明亮的一面：对于今天的一切故乡并不满足/就像天空不满足于黎明/牧童不满足水牛的悠闲/终于，在故乡的红房子里/出现了自己的流水线/在乡村青年的词汇中/多了一个“上、下班”/乡村有自己的工业了/乡村打破了陶渊明的宁静/而有些惠特曼的气息了他甚至在诗中呼吁“乡亲们，把田野和新鲜带到城里去/去做市井之声的浪花吧”，这在当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还只是初露端倪的时候，可谓一种前瞻性的思考与呐喊，更是他作为一个从乡村“鲤鱼跳龙门”走进县城吃商品粮的人，于时代变局的大环境下，对那个时期农民改变生存状态的关注与期望。
许是受那时风靡中国大陆的一部日本电影《排球女将》的影响，女耕耘者之一的胡鸿用了片中女主角小鹿纯子的纯子两个字做自己的笔名。她那时刚从一所师专毕业在县第二中学当老师，是耕耘者中当时唯一受过高等教育的成员，行为作派自然带有经历过校园熏陶的浪漫气息。雨雾中/别倚着滴皱的古松/疑惑自己的跋涉/勇敢地冲过雾霾/到山巅那边去看/诗海的日出远方/幽静的蔚蓝/一旦坦露太阳的棱角/所有的心窗/将惊讶枫旗的血红——（《我们走吧，在那里》）女诗人自然不能不吟诵爱情，因为女性的青春时空，雨打芳菲，风展蝶翅，天然的情色烂漫。她这样写《初恋》：似乎是滴露/吟着一首葱茏的歌/在叶茎上/优美的滑行也许/仅仅为了/那盆水仙花的开放/我开始默默承受/一个季节的/欢愉和折磨那是一种怎样的欢愉和折磨呢？她的《山那边没有回音》或许已经说明：远远近近的山阻挡了我/听不见你叫我鸿鸿/月光缄默了我的小城/我想哭/想一个人哭/让风抽打让夜围猎/让你男子汉的气质/种植夜晚最美的风景/纵然烈日群集白雪覆盖/也淹没不了你我南北的心音她期待着重逢，“一阵无可言状的焰火/燃烧我的血脉/你靠近我闭上眼睛/泪雨不再默数钟鼓楼的念珠/四周紫云英流淌的晨风/不在纱巾上彷徨思绪的脚印/开始自信地/聚拢阳光的彩羽”（《重逢》）。这种情绪、情态正如她在诗歌合集《次大陆》上的自述：“江南的山楂树下，我喜欢把美丽唱的这样忧伤，又把忧伤写的这样美丽”，她忧伤而美丽的宣言，的确让诗行散发着京山地域那个八月里野葡萄的甜酸味。当然，那个时期胡鸿的诗也关照她的教师职业，她的《我的鸽子群》，就倾注着一位老师对学生的期待。“你们真是一群还不会飞的小鸽子/下了课你们欺负我/把黑板擦放在高高的墙上/我踮起脚也拿不够这天真的玩笑”，可见她面对的是一群顽皮的孩子，常给她搞些恶作剧。这种写实的笔法于朴实的叙述中，活现了校园里充满趣味的情态。“我真想快点长呀长/像星星眨眨眼就长成黎明一样/我长成了一个你们再也系不够/我辫子的大老师/把你们全部都放飞出去多么好”，可见那时的胡鸿是小老师遇见小孩子，她一定是在又气又恨又无奈的复杂情绪下，用不加雕饰的直白寻找诗的灵感，是她作品的另一种风格。曾静平的作品没有出现在诗歌合集《岛》与《次大陆》上，那时她是县财贸学校的打字员。她的诗让人眼头闪亮，其视野之开阔，主题之大气，思考之深刻，远超于她的年龄和阅历。她的组诗《炎黄子孙》，标题都很特别，第一首《今天的中国，在正午以前》这样开篇：从一开始我们就注定了迎着空谷的涛声向前/但是我想无论是谁和我们一起踏着能叫秋天落进土地的步子同行/都会惊叹得像柳岸一样深情地呼吸/并有灿烂得改变我们皮肤的阳光浸入血液的吱吱声/春天像水一样自然地流入管道/拧开水龙头，我们就能哗啦啦地无拘无束沐浴啊！她的这种铺排就像一个芳菲少女在一个高地迎着风儿尽情舒展自己，以那种自然地呼吸抒发心中不需要修饰和遮掩的话语，面前是无边无际的旷野，没有任何社会属性的禁锢与限制。是的，如果迎春花火一样烧醒属于我们的北方和南方/如果迎春花像火一样蔓延开去/在圆明园的遗址上把天空卷成窗帘/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是就要到来的镜头里努力地/用不可抗拒的意志解放自己的夔门/那么我们左边和右边冷得使人颤抖的阴影/难道不会，同冬天一起孤独吗？/激昂、庄重、踌躇和探求和思考/现在，把太阳泼进熔炉/我们就有十亿双火眼金睛啊！仍然是雨云遮天水银泻地的气势，激流奔涌推波助澜的顺畅。而那些宏大想象的落点往往又出其不意，类似于“把天空卷成窗帘”，任意象在大小虚实之间达成具象可感，给人视觉冲击，应该是她那个时期写作的一种追求。她在《耕耘者》创刊号上的作品《给一个人》，风格又显得不同：窗口和窗口之间/阳光被拉成台阶/宁静/宁静是一种建筑里走廊上的红毡然而出口处的白线条崩裂了/思维正在压缩成球形/一个日子突然空出/我听见一种金属转动的声音如果说前一首《炎黄子孙》可以对接当时很多的抒情诗，是那个时期思想风暴的写照，那么，这后一首《给一个人》则属于个人思绪的吐露了。它不像前者那样来得直接、明快，需要读者拨开隐喻的硬壳，去猜度能指可指与实指，在语言的张力之中感悟诗句的意义，显然是受朦胧诗派的影响使然，也是在那股诗潮中曾静平个人成长的路标。
1984年，中国著名诗人曾卓、邹荻帆、骆文给耕耘者诗社题词
我那时经历了“上山下乡”与“当兵扛枪”，刚脱下军装回到家乡，在县广播站做编辑。由于在外从军几年，似乎多了点对周围环境的挑剔，自诩“是迈着大兵工整而坚定的步伐走进诗园的”，所以，“在小米和面包之间，我都不选择。我喜欢蜀地的‘怪味胡豆’和‘麻辣牛肉’。我欣赏雾，欣赏发尖和眉际的小水珠”（《岛》上的自述）。显然，那时军队的整齐划一作用于自我个性产生的是一种本能的叛逆。但这种叛逆又似乎没有方向，既不选择本土的“小米”，也不选择泊来的“面包”，虽然喜欢“怪味胡豆”，却又欣赏啥也看不清的“雾”，似乎靠近朦胧了，偏又跳跃到透明的“小水珠”。这种思维的对立，认知的矛盾，意识的纠结，自然体现在对诗歌本体的认识，以及诗歌写作的实践。潮湿的幽静突然破碎/发出嘶哑的惨叫/思维在佛龛前酗红了眼/跌撞着出来/任不明方向的风吹佛曲径上青石板不跳了/在停止的旋动的天空下静静延续（《无题》）还真是一股“不明方向的风”，吹得醉酒的思维带着意象跌跌撞撞，仿若青春的躁动只有渴望表达的情愫，找不到明细的思路，应当是那个时期生活在小县城里的青年人在迷惘中思考的写照。给我一点权力/我不期求‘迪斯科’/旋平我的足迹/或者做蒙眼的驴/将粒粒饱满的日子磨碎/我要拨开绿荫/让阳光照着/和朋友们一起吟诵即使冬夜派出无数眼睛/诡谲地盯梢/那位北方穷恶的老妇/扯着破嗓子吼叫/我的我背叛我匿迹了/我不像从前追随不离/我不怕/只要这点权力（《恳求》）那时总想学习“在意象的森林里寻找思想的对应物”，不愿做“蒙眼的驴”，听见吆喝便围着磨子打转，或者按照那种宫廷颂歌的写法一味唱高调，成为千人一面千诗一调的码字机器。这当然得归于朦胧诗派的影响，也得益于当时大量出版的国外现代派诗歌的启迪，虽然不免模仿，手法也未免生硬，但在那个底层的地域里，“我的我背叛我”，其先锋、前卫、叛逆、出格，多少都有些积极的意义。我和曾静平、胡鸿还联手写过组诗《山姑娘》，是三首诗歌组成的叙事诗，写的一个山里的姑娘为了哥哥娶媳妇被迫换亲的故事，我写的是《山姑娘的婚事》，曾静平写的是《妈妈的眼泪》，胡鸿写的是《山姑娘给四妹的一封信》，从题目看就可知是从不同侧面描写山姑娘的命运。此诗首先刊发在《耕耘者》创刊号，后被《长江文艺》杂志采用。当然，这也是耕耘者诗群以诗歌探讨人生、社会、命运的例证之一，因为题材的需要，手法固然传统了一些，但是，视角已不是那种春天只有百花齐放没有倒春寒侵袭的固有模式了。但作为一个诗群，青春早已刻在记忆里，激情仍在诗行间。刘剑，现为故乡京山市作协主席，仍在写作，出版多部诗集和散文作品。李文华，现从一个乡镇文化站站长位上退休，但仍在基层群文战线忙碌，曾出版诗集。李甫清，负责过县志、党史研究工作，现退休，仍笔耕不辍，亦有多种专著出版。赵春晓，曾长期从事办公室文字工作，现因企业被收购下岗后出外打工，亦有诗集出版，现居天津。曾静平，1980年代中期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去北京主编一家刊物，现为一家公司高管，出版多部作品，现居北京。胡鸿，1980年代中期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在武汉一家报社工作，出版多部作品，现居武汉。熊红，1980年代中期考入原华中工学院新闻系，曾供职多家媒体，现居深圳，为策划人、撰稿人、词作家，亦有多种作品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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