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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我们去县公安机关查阅了国民党军统特务上校情报组长向石的档案。向石在伏刑之前，向人民作了一些交代。我们将其多次的交代，进行了整理，取名为“一个军统特务的自白”。我叫向石，本号向静恺，外号向建武，一九0八年生于京山县吴岭区向家湾。（现为钱场区吴岭乡向家湾）一九一六年开始读书，一九二二年（十四岁）结婚后，继续读书至一九二六年，教书两年，一九二八年我二十岁时，离开家乡，开始了我走向反革命道路的历史。离家去武汉，在武昌南湖教导第三师学兵营当兵，受训八个月。毕业后，在湖北省特务团第四连任特务长；一九二九年经刘明夏介绍到汉口市政府教育科当录事数月。几经介绍，到北方参加过东北义勇军第十一梯队八、九个月，因经不起艰苦生活的磨练，逃回汉口，参加了胡汉民组织的新国民党全民通讯社（记者身份）。同时，我一个人在武汉办了一个“民生日报”，自封社长兼编辑。在新国民党武汉支部兼任支部干事，开始了特务活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福建事变后，我被送南昌感化院星子县伪庐山中央军校特训班受训两个多月。一九三四年二月调任该班训育组充任实习员，六月第一期毕业，正式派为该校中尉训导股员。九月被派往星子县民众学校当训导主任。一九三五年调该校所属白鹿洞农场充任上尉管理员并兼管星子县农场。一九三七年回吴岭办复兴模范农场，同时充任京山县吴岭乡联保主任。同年十月去岳口金亦吾部游击挺进第二纵队充任中校人事科长，受命驻仙桃镇，收编京山马筱普的队伍。一九三九年四月任伪三青团京山分团筹备主任，并参加汉流，因与曹勖闹了意见，再次离开京山去重庆，在伪十八军十八师当团指导员。一九四O年到伪中央军校特训班任少校农业教官，七月，弃去教官，返重庆，在中央训练团特别党部总务科搞中校干事。十一月奉康泽之命到武汉搞地下联络专员，直接与日伪军长刘国钧联络，策动鄂西日伪保安司令部。一九四一年三月我就直接当了日伪鄂中清乡副司令。五月去鄂三区专署曹勖处被委任汉东日报经理并兼任专署农业技师。九月又跑到金亦吾部当参议。金被打垮后，随即在一九四三年正月组织湘鄂绥司令部充任司令。我在汉口与刘国钓联系，并同日伪湖北保安司令周平凡商议扩大日伪军工作。一九四五年二月，派我去重庆向康泽报告工作。由于联络有功，六月，我被鄂北草店五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派为武汉上校联络组长。这时日寇已宣布投降，长官司令部令我迅速在武汉指使各军固守防地，我被任命为上校联络参谋兼第三情报组长。所辖十人，分三个特务活动小组，带电台三部，在湖北广水、应山收集新四军第五师的军事情报，直到一九四九年我跑到衡阳被解放，隐藏天门教书，一九五0年被捕于天门，转押京山。我的一生是罪恶的一生，与人民为敌的一生，我这个不折不扣的军统特务，犯下的罪行自己很难记清，只有向人民彻底交代，才是唯一的出路。一九二九年离开家乡就是我走向犯罪的萌芽，加入胡汉民所组织的新国民党，并入庐山康泽所主持的军官训练班，参加了国民党为三年预备党员，当时学校（分军干、军农、交通、军邮）是一种特别教育体系，以农作为掩体进行特务训练，接受的课程是国民党的反动理论，阅读希特勒、墨索里尼的自传，学习法西斯一套办法，如何对人民、对革命进行破坏和迫害。我充任白鹿洞农场场长，在那里训练大批特务，直接豢养着刽子手、走狗。我死心踏地为反动派效劳，一九三七年我回到京山吴堰岭的南音桥办了一个训练特务的场所，名为复兴农场，由于日寇侵我国土，未能实现。跑到武汉，在金亦吾主持伪三青团武汉服务总队的游击挺进二纵队任中校参谋、兼任伪三青团京山分团筹备主任。 当时的京山存在三股势力，革命人民的势力与反动的两种势力（即金亦吾与曹勖两大派系）。豫鄂边区的京东应北武装力量发展着，曹勖的六纵队在新一区和旧二区活动，我属金派，控制着旧三区。但金、曹勾心斗角很突出，争做向先觉、高华廷等人的分化工作，双方造成很深的矛盾。金派被曹派赶出了京山，我在京山也呆不住了。随即赴渝，投靠康泽任军农助教，训练特务。随着形势的变化，康泽派我带交通员沈万彪、刘先绿到汉与金亦吾联系，依靠日在汉军团参谋八木中佐，对襄北伪军进行分化工作。 此时，曹勖的部队已被熊光收编，我们策动的伪军第五团沈锡庚一个大队也被熊光在皂市附近搞走。那时我利用日应城师团石神参谋掩护，以鄂中清乡军的名义进行活动。不久，被熊光所识破，告密于熊光的军事顾问竹谷少尉。我虽站不住脚，已和沈锡庚串通一气，叫沈的兄弟沈乃和带一个大队向襄河南移，我自带一个连潜回金部时，不意在永隆河被伪五团所截袭，我当即脱险回襄南。 是年冬月，日寇扫荡江北三角地带，一二八师王劲哉及金亦吾部受损，我同金亦吾及其司令部大部分人员被俘。敌以湘鄂绥靖司令的名义胁迫金亦吾收容残部，驻潜江整编。我得到这个掩护才公开去汉口。我在汉口的关系很多，有伪十三军军长李宝连，伪十四军军长周平凡，伪十三旅旅长苏振东，伪十七旅旅长潘涤非，伪五师师长左典新，伪省保安处处长公秉藩，这些人与金亦吾彼此一致，合作很好。直到一九四四年，日寇势力已逐渐下降。我于三月赴渝报告工作并请示今后行动方针，决定我和有关人员潜伏待令。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我去老河口找刘长官详述武汉敌伪实况，仍派我以上校秘书兼情报组长的身分，作为联络组，继续在武汉接受日寇投降。在我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时候，有很多事是得意忘形的，没有想到今天被推上人民的审判台。在押的日日夜夜，反复自省，千头万绪，我难以记清。总之，我不仅是军统特务的重要干将，对于革命、对于人民进行直接破坏和迫害，更为甚者，我参与训练和豢养了大批特务、爪牙。罪恶之多，无法清算，就我记忆较深的向人民作交代。1.贪污事实：当年赴汉口购买武器时，我利用私人关系，在伪武汉行营特务队无价要了步枪十支，我回乡后，连同运费报了二百元，除去路费外，我贪污了一百余元。2.为了在本乡扩充自卫队预备兵员，利用征兵这个晃子，恫吓人民，抓住人民都不愿远离当兵的心理，使其自备伙食来队当兵。后来，地方快要沦陷，秩序大乱，士兵无法控制，相继逃跑，我竟对这些逃兵，采取枪毙的手段，压迫和残害人民。 3.武汉沦陷：我离去联保主任之职，参加游击二纵队时，除将本乡自购步枪及收容溃败国民党军的步枪六十余支交伪政府收编外，另外八支步枪、一支驳壳枪、自用左轮手枪一支交堂兄向宪甲收藏，而向宪甲为人横霸好赌，此枪竟成了他们恐吓人民的工具。一九三九年，我回京山筹备三青团时，拿出去搞了服务队。1.五月，回县筹备京山伪三青团分团，将原来收藏在向家埠的步枪、手枪拿出来成立服务队，另外，又凑足步枪十支，手枪三支，作为进行压迫人民的工具。2.在筹备伪三青团京山分团期间，我在扩充势力中，利用我在吴堰岭乡任职的基础，普遍发展汉流会帮，作为外围组织力量，竟同汉流景阳山主毛思尧发生勾结，我充任汉流大哥，此一举动，和曹勖发生摩擦，被赶出京山，我不愿将服务队的枪支交第六纵队，我将枪支收藏在老家向家埠向生玉的夹房，后来，被曹勖的八支队搜去了。3.私卖武器：一九四0年初由监利去重庆时，将我由京山带去的三支手枪，卖给第二纵队第五支队长管子芳，得法币三百元，作私人路费。1.受反动政府指令与中共制造摩擦，我存在反动的顽固的思想，不肯同新四军协同工作，甚至指使些伪军大胆与共产党作对。2.在此期间，去第五战区的途中，接受伪军曾凡涛、倪寿山等的财物，达四百元之多。3.我奉命建立汉口到鄂北的情报站时，与曹勖相勾结，协助曹勖联络天门伪军曾凡涛、倪寿山等部，结果使他们做了一笔肮脏交易，曹勖用枪和曾凡涛、倪寿山换金子、布匹、棉花、香烟、照象材料。当时，我受到五战区长官部高级参谋朱育万（天门人）的责难，但我也发了些洋财。我的作为远远不止这点，这是罪恶的沧海一粟，罪恶之多，难以书写，总之，我今天的下场是罪有应得。 身在反动巢穴十余年，罪恶之大莫过于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后，我潜伏下来的作为。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我调到郑州绥靖公署直接情报三组，以上校联络情报组长的身分，和向志轩（天门人）为副组长的情报组，被派到平汉路的广水、应山等地监视新四军第五师的活动，收集共产党的情报，以便与战区军事调处小组通情报。当时，分为三个情报小组；一分组由吴宗成（京山人）为上尉组长，中尉曾令一（京山人）少尉袁家林为组员；二分组由张鄂（天门人）充任组长，刘焕、胡帆（天门人）为组员；三分组由朱振武（天门人）充任组长，罗选之（天门人）、邹克辉（京山人）为组员。以上三组统由我指挥，各组带电台一部，广水设两个站，三里城设一个站，直接与五战区通情报，监视新四军第五师的活动情况，直到武汉解放才终止。于是，我受白崇禧之使命到鄂中潜伏下来，组织特务赵旺德、董武、王金标、桂家荣、陈元等潜伏京山。王金标被捕后，交出手枪一支，陈元假借自新准备看机行事，董武、赵旺德、桂家荣在天门与京山交界之处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我潜伏在天门易家湾用教书为掩护。为了不使天门县人民政府对我产生怀疑，我指使傅金川假自新后，将户口迁往吴堰岭活动，直接与我取联系。我们的目的，长期隐藏，制造谣言，恐吓群众刺探情报，破坏社会秩序，以便将来有机可乘，东山再起，拖起武装，进行公开的反革命活动，继续与人民为敌。我的罪恶远远不止如此，在清算我罪恶中，我愿意接受人民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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