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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庐·文化‖杨仁恺——辽、金、西夏书画艺术初探(二)

 艺术馆家 2020-08-15

辽、金、西夏书画艺术初探



 

辽代的主要画家和作品

1.耶律倍——李赞华和传世作品

耶律倍是辽代最早的知名画家,契丹人,开国第一代皇帝耶律阿保机之长子,于灭渤海时封渤海王,父死弟继位,政治上被怀疑,渡海投唐明宗,赐姓名为李赞华,后为明宗养子李从柯遣李彦绅杀害之,时年38岁。《辽史·义宗记》说他通阴阳,知音律,工辽、汉文章,善画本国人物。《宣和画谱》著录内府庋藏他的作品75件,历代文献中有宋董逌《广川书跋》、元好问《遗山诗集》、曹伯启《汉泉诗集》和宋濂《金华先生文集》对其作品《千角鹿》、《骑射》、《猎骑图》有所题咏。惟这些有著录的作品,已渺无下落,无从获睹。今天流传的几件,它的可靠性有待进一步推敲,姑分列如后,以供参考。

(1)《射骑图》绢本设色画页,为《名画集珍册》中的一页。对幅有元人柯九思、杨维祯诗题,上铃明张则之、清梁清标鉴藏印记。画赳赳武夫腰引持箭,立于马前。论技巧,人马刻画最见功夫。武士侧头闭一目校正箭杆,是出猎前之准备,神情活灵活现,非一般画师所能为,诚难得之佳构。人马造型,有血有肉,虽未便直认为东丹王真迹,就画论画,一实为精妙之品。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辽 李赞华 《东丹王出行图 》绢本 局部

(2)《人骑图》绢本设色画卷,无名氏有题“世传东丹王是也”一语。书法近宋高宗赵构。就画而论,人物技法殊精。作为北宋或绍兴画院本已无异议,但未能肯定为李氏真迹。不过,真迹究竟是何面貌?无所依据。我们认为只要时代够,特征明显,姑妄存而不论。此卷现藏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

 (3)《射鹿图》亦题为李氏作品,乾隆在五言诗中直作东丹之迹。主题为《射鹿图》,名与实际内容一致,也有题为“获鹿图”者,殊不可取。人马形象古拙,尤以马两后腿在奔驰中的形态与汉族画法有别。见《石渠宝笈》著录,画上铃旧印数印。流传有绪。此图现藏美国普林斯敦大学美术馆。

2.胡瓌胡虔父子和传世作品

胡瓌父子绘画活动在辽代,《宣和画谱》有著录,宋元诸家有题咏,可以信而不疑。惟独在族属问题上还存在分歧。一说他是契丹族人,故对刻画本民族形象尤为生动逼真,有说他是慎州乌索固部落人,也有说是沙陀人的,但大多数认定他是范阳人。已找不出更权威的材料为根据作出可靠的判断。历史上往往有下面的具体实例:能画契丹族生活俗习的未必是本民族画家。范阳位于朔方,属幽州,在澶渊之盟以后始归契丹所有。是胡氏写契丹生活乃深入漠北有所体验的结果。《宣和画谱》著录胡瓌作品65件和胡虔的44件,已荡然无存,仅就现有藏品分列如下:

(1)《卓歇图》绢本设色画卷。元人王时与清康熙时高士奇一题及《江邨消夏录》、《石渠宝笈》著录。内容为契丹部落酋长狩猎中间休憩的一个场面,主人席地进餐,随音乐演奏而起舞,情节真实生动,“能曲尽塞外不毛之景趣”。按《宣和画谱》著录《卓歇图》两件,但此卷宣和装裱不复存在,无从判断是否宋内府原藏。惟技法精湛,气格甚高,信是胡瓌真迹,此图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沈从文先生认定为《文姬归汉图》毕竟内容不甚吻合,未便苟同。

(2)《回猎图》为《名画集珍册》之一,原签题为《出猎图》,改主题内容,鞍鞯上挂有猎获飞禽,标题与内容矛盾,故予更正。画殊精工,与《卓歇图》人马造型相近,而笔法线条有轻重之分。画上虽无名款,却铃宣和印玺,因观自图片,未便遽定,至晚亦当出自宋人手笔。画上无作者名款,分别钤清初梁清标鉴藏印记和清内府一玺。

(3)《出猎图》为《名画集珍册》之一。原题签标为《回猎图》,正与上图内容相反。此图人马和鹰犬在平沙漠漠的旷野中,四处张望,寻找狩猎对象,主题至为鲜明。两图主题不同,而风格同出于一人之手,至迟在入清内府前已分别收入两本画册之内。此种情况,已非孤例。

以上两图均藏台湾故宫博物院,见《石渠宝笈》著录,定为胡瓌所作。阅读宋人董逌《广川画跋》,对胡瓌画马有两节记载,特移录于此以供采择:

“胡瓌番马……耳鼻皆残毁之。余尝问虏人,谓鼻不破 裂,则气盛冲肺;耳不缺,则风搏而不闻音声。”

“近世张勘作蕃马,盖以中国之马,犁鼻裂耳为之,是勘特见幽州境上马如此。不知本中国之良,似于虏者随其 形尔,非真蕃马也。”

(4)胡虔传乃父衣钵,所创作的题材亦一步一趋,都是以契丹民族游牧生活为内容。据悉现仅存《汲水蕃部图》一件传世,原件未见,真赝待考。

3.无款《深山会棋图》绢本,设色立轴

此图在1974年出土于辽宁法库叶茂台第七号辽墓中、它属于考古发掘中发现的第一手宝贵材料,与传世品相较,具有更为重要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国内外读物对之有较系统的介绍,兹不详赘。由于此图的发现,提出了一系列新课题,本章中曾在探讨辽代山水画时,有过初步的论断。表面上似乎出现前后矛盾的迹象,实则不然。前面所指是就契丹族画家而言,此画轴出自汉族画手,人物、屋宇、服饰均为汉制,树石山峦属北方山水系统。如按时代来分,它自应属于辽画,是辽代汉族画家描写汉族士大夫隐逸生活的反映。

4.无款《竹雀双兔图》绢本,设色立轴

此图与《深山会棋图》同出于辽墓之中,于承棺木阁东西压槽对面悬挂的西边一幅。它的特色相当突出,写生手法有独到之处,只是构图的对称和敷彩的部分装饰性,代表契丹族画手的若干特征。它是一件极为难得的珍品。所以认为它出自契丹画师手笔,亦见于国内外有关读物中,为了探究底细,不妨参阅图片,以省篇幅。

以上两幅藏辽宁博物馆。

辽 佚名 《竹雀双兔图》 绢本

5.《秋林群鹿图》和《丹枫眑鹿图》绢本,设色大立轴

此是两幅名作,原来是嶂子形式,一直被认为是五代作品。原作上一无作者名款,二无文献著录,只是在《丹枫图》右角和左下角铃有“奎章阁”和“天历之宝”两印玺,以及清初阿尔口藏印多方和乾隆玉玺,知曾入元文宗和清内府,此外缺乏材料可查。就画论画,风格显然不同于中原,说它是五代作品,固无根据;如认为西域画家之作,既无法断定时代,更不能泛指为何国何族的创作。有人指出群鹿臀部白、尾特短的非一般鹿所具备的特点,通称为麞,是鹿的别种,多产于中亚地方。实则我东北地区亦有麞的繁殖。从辽代庆陵中的壁画观之,春夏秋冬四季的画面,鹿的活动成为图中的主要组成部分。它必然令人联想起传世的两幅群鹿图,考察彼此之间的主题和结构,自然而然地将它与庆陵壁画放在一起比较,它们之间却具备了许多相通之处,即或是存在精粗之别,总的风貌,仍然趋于个致。过去有人定其为五代之作,去辽未远,只是民族绘画的特点混  淆而已。

6.《采药图》纸本,设色画轴

此图从山西应县辽木塔佛像腹中发现,同出的还有辽代木板经卷等件。它与叶茂台辽墓出土的两轴古画的情况,异曲同工。两件埋于地下,一件出自佛腹,都应看成是辽代第一手绘画作品。从技巧上观之,《采药图》造型质朴,笔墨虽较简略,而笔法相当纯熟,颇有基础。人物脸部下圆,犹存唐风。手的指法和两足与唐壁画竟无二致。坡石应笔而就,随笔钩出,顿、挫、拖、染,略不经意。其皴法寥寥,亦类壁画,是其突出特色。由于此图的发现,辽代绘画的第一手材料,人物、花卉、山水三科都已具备,尤为可珍。此图现藏山西省博物馆。

此外,出土和传世的辽代卷轴画,就目前所知的材料,暂时只能提供上面的数件。在历代流传中的卷轴画,既非出自契丹族画师又非辽国境内汉族画家之手的作品,竟被当作辽代作品看待,且信而不疑,为了提供科学的资料,不应任其谬种流传,特缕述如次。

7.《萧瀜花鸟图》绢本工笔重彩大立轴

此图也和上面的两幅群鹿图一样,本系辽代作品,被说成是五代之作,总算相去不远。而此画轴远非辽画,却一直被作为辽代作品看待,而且一再编印入各种大画册之中,近来,日本学者钤木敬先生已开始提出怀疑,而我们则早已向国内外表达了不同的看法,并在两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中有所阐述。再经过本章对辽画的探讨,可以说对辽代花鸟画已有所了解。无论从哪方面来看,它与辽代风貌毫无共通之点。如果以明代中期的花鸟画相比,多少接近吕纪一路,但不及吕氏的秀雅,嫌其有些火爆气。再就署款“南院枢密使政萧瀜恭画“考察,更属妄诞无稽。

8.《陈及之使桥会盟图》孤本水墨高头长卷

此图卷于1945年5月16日后从长春伪宫佚出,历代流传情况不明。清初为名鉴藏家梁清标收存,画上铃印多方,但无题签和题跋。在他之前由于作者无考,因而一直没有明白定出它的创作时代。直到画卷进入清内府,于撰编《石渠宝笈》时,可能根据画中有几个髡发的人物,于是定为辽代之作。按主题故事鼻梁突起,双目下陷,发色带黄,此类形象在图中也有描绘,既然形象混杂不清,当然不好在此基础上单凭少数几个髡发人物认定是辽代作品。又按作者制作年款为“祐申仲春……”,印章用隶书,实属少见。细察之,画与款一致,画法有相当水平,但辽画无此风格。推测“祐申”,当为年号和甲子的简写,辽无带“佑”字的年号,北宋有元祐,七年为庚申;南宋有淳祐,八年为戊申;元代有延祐,七年为庚申。它们都可缩写成“祐申”。三者综合比较,作为元代的可能性较大。理由是画卷主题内容是歌颂汉家故实,作者借题发挥本人的民族意识,又恐受到当政者的迫害,于是只得出此,连作者陈及之也未必是真名实姓。此种例子,在我国绘画史上尚属孤证。再从画的风格而言,人马虽精妙而纤细乏力,树石已入元人手脚。这样的分析,相去不远,或者不至于偏颇。尚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节选自:杨仁恺——辽、金、西夏书画艺术初探


-------杨仁恺------

  

  杨仁恺(1915年10月1日——2008年1月31日),号遗民,笔名易木,斋名沐雨楼,四川岳池人。享誉海内外的博物馆学家;书画鉴赏大师、书画大家、美术史家。曾任中国古代书画七人鉴定小组成员、中国博物馆协会名誉理事;辽宁省博物馆名誉馆长、文史研究馆名誉馆长;鲁迅美术学院名誉教授、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导师,辽宁省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等职。因其杰出贡献,授予了“人民鉴赏家”荣誉称号,被誉为“国眼”。杨仁恺先生是新中国文博事业的拓荒者,对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考鉴、拯救及中国文化世界的传播作出的卓越贡献,海内外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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