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IPS 两个展场 “典藏篇” ——武英殿 “编纂篇” ——延禧宫 两个展期 9月8日至11月8日 因为展览展出的宋元珍品较多，该展览将于10月12号更换部分藏品，包括清明上河图等 两个展场两期一共展出故宫书画藏品283件 购票须知 “石渠宝笈特展”不单独售票，观众凭故宫门票进院后可免费参观。故宫博物院采取实名售票制，要带好身份证件哦。 门票预约地址： http://gugong./ 限流情况 周一闭馆，开放日每日限流8万人次，武英殿和延禧宫展厅严格控制同时在展厅内参观的观众人数不超过200人，建议预留充足的参观时间。 关于《石渠宝笈》 清宫内府书画收藏在乾隆及嘉庆初期达到鼎盛，《石渠宝笈》即是这一时期为清宫所藏书画编纂的目录。成书分为“初编”、“续编”、“三编”，分别编纂于乾隆九年、乾隆五十八年和嘉庆二十一年。与历代皇家书画著录相比，《石渠宝笈》兼具数量丰富性、品类多样性与孤本绝品的经典性等多重优势，是对中国古代书画艺术的一次系统整理与总结，也是后人全方位多角度研究中国古代艺术史的重要参考。 “石渠”一名，典出《汉书》。西汉皇家藏书之处称“石渠阁”，在长安未央宫殿北。乾隆帝以“石渠”为内府书画著录命名，表现了对古代文化传统的景仰和追溯。 《石渠宝笈》国宝“二进宫” 距离《石渠宝笈》编纂完成已经过去两个世纪，伴随着世事变迁，其中所著录的书画也经历了聚散分合，尤其是晚清与民国初，存于紫禁城内的珍品书画大量流散出宫，而这些国宝级文物又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不断重新汇聚于故宫博物院，重现昔日神采。深藏内府的皇室珍品，如今正在慢慢全方位露出真颜，而故宫博物院建院九十周年之际的“石渠宝笈特展”正是一个契机。 历代皇室的收藏，在经历朝代更替后，几乎都离开了原来的藏所。而清宫《石渠宝笈》中所著录的皇室收藏书画，在历经乱世、散佚出宫后，居然大批重新回到紫禁城，确为收藏史上的奇迹。 嘉庆二十一年（1816），《石渠宝笈》三编编纂完成，迄今已经过去了整整两个世纪。在这段岁月里，伴随历史变迁，《石渠宝笈》所著录的书画经历了世事沉浮、聚散分合。清代晚期和民国初年，由于八国联军进京掠夺、末代皇帝溥仪的大量“赏赐”、太监和宫女的监守自盗，原存于皇宫中的书画珍品大量流散出宫。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政府和各界人士的不懈努力下，流散之珍宝不断重新汇聚于紫禁城。 《石渠宝笈》中的国宝回宫主要有四种途径：调拨、征集、个人捐赠、重金回购，其中东北博物馆（即今辽宁省博物馆）的征集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由于溥仪伪满政权在沈阳，因此解放之初在沈阳成立的东北博物馆，在征集清宫流散文物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北宋燕肃《春山图》卷、李公麟《临韦偃牧放图》卷、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卷，都是经东北博物馆收集后上调给故宫的藏品。 出重金收购是国宝重回故宫的另一条渠道。东晋王献之《中秋帖》卷、隋人书《出师颂》卷、唐代韩滉《五牛图》卷、宋代张先《十咏图》卷等均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从拍卖市场上回购并调拨给故宫的珍贵藏品。不过，在几种国宝回宫途径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国家文物局的调拨。因为政府对故宫博物院的重视，清宫散佚的珍宝仍优先考虑回归故宫博物院收藏。因此，无论是通过东北博物馆的征集、张伯驹等先生的捐赠，还是国家出重金购买，最后一般皆是通过国家文物局的调拨才回归故宫。 这些饱经沧桑的书画珍品在重回故宫后，得到了妥善的保护，重新焕发出生机和活力。上个世纪50年代，唐代韩滉《五牛图》卷，从香港回购重归故宫时，已经破损不堪，伤痕累累。1977年，经故宫专家重新揭裱、补笔、全色，重获新生。北宋米芾《苕溪诗》卷，从荣宝斋收购时，已经多处撕裂、缺字，经修复、补笔后才恢复了昔日神采。北宋赵士雷《湘乡小景图》卷，因霉烂过甚有近三分之二残破不全，经专家重新揭裱、补绢、补色，得以再现旧貌。这几件书画藏品的修复，也均成为文物修复中的典范之作。 《石渠宝笈》中“二进宫”的书画，由于其特殊的流传身世，因而更具有非凡的意义。 “石渠宝笈特展” 武英殿正殿展出历代书画，从《伯远帖》到《游春图》再到御笔书画； 武英殿东侧展厅‘考订辨伪’部分，是经过后人的研究，认为石渠宝笈中编纂的书画有一些辨认错误，是后人的研究成果； 武英殿西侧展厅，展出的则是石渠宝笈中多年前流逝，多年后通过收购、捐赠等途径重新收回的作品。 延禧宫的部分则呈现了《石渠宝笈》中书画的来源、编纂人员、编纂体例、储藏殿座、版本、玺印等五个方面。 仔细看完整个展览，就能够了解《石渠宝笈》到底是一本怎样的书。  白色为进入午门后直接前往武英殿或延禧宫的参观路线，蓝色为两大展场之间的连接路线。  “石渠宝笈特展——典藏篇”（武英殿），以《石渠宝笈》著录书画为主轴，注重揭示书画收藏、流传、辩伪的历史。 展览此部分共分为皇室秘赏、重回石渠、考订辨伪三个单元。 重要看点 本展区展出82件（套）书画藏品，大多是历代书画中的经典之作。  东晋顾恺之《列女图》（宋摹本）和传为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反映了我国最早名家人物画和山水画的风格。  东晋王珣《伯远帖》为王氏家族唯一传世真迹。     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等皆为传世绘画经典中之经典。 值得注意的是，清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五朝宸翰集体亮相，实属首次。
 B “编纂篇”丨延禧宫 “石渠宝笈特展——编纂篇”（延禧宫），以《石渠宝笈》著录的书画来源、编纂人员、编纂体例、贮藏地点及其版本与玺印五个部分逐次解析《石渠宝笈》诸编的内容与特征。 重要看点 本展区展出故宫博物院藏、《石渠宝笈》诸编著录的典型作品72件（套），其中图书善本十二册，《石渠宝笈》所用宝玺十五件，直观诠释这一书画著录巨作。 故宫博物院绘制了《石渠宝笈》初、续、三编在紫禁城、圆明园贮藏书画的地图，并列举学诗堂这一贮藏地点，展出其相关文物。
本部分展出的晋顾恺之《洛神图卷》，画卷中乾隆己巳十四年（1749）、乙酉三十年（1765年）、丙午五十一年（1786年）乾隆的题识与乾隆内府大臣的题识再述了《石渠宝笈》这一书画著录巨著的编纂体例与其严谨的考据特点。
部分珍品欣赏 东晋 王珣 书伯远帖卷 纸本，行书，纵25.1厘米，横17.2厘米 《石渠宝笈初编》著录，贮三希堂，钤五玺。 《伯远帖》的作者是东晋时期著名的书法家王珣，他出身于名门望族，是大家所熟知的书圣王羲之的远房侄子。他的书法出自家学，祖父、父亲、弟弟都擅长书法，王氏一族在书法史上占据了巅峰位置。 《伯远帖》是一封问候友人病况的书信，只言片语中透露了对友人病情的关怀及与友人天各一方的惆怅。王珣的书体行笔劲健，意境恬淡，是迄今为止晋人墨迹中唯一署有名款的真迹，备受世人珍视。在故宫养心殿温室中，乾隆皇帝将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与王珣的《伯远帖》收藏起来，将它们视为丰城之剑、合浦之珠，并将这间袖珍书房命名为“三希堂”。 大多数人也许并不知道，《伯远帖》这幅被乾隆皇帝视为珍品的法帖也有一段颠沛流离的经历。1924年，逊帝溥仪出宫时，《伯远帖》与《中秋帖》被皇贵妃随身携出，后来为了生计将它们变卖，辗转被鉴藏家郭葆昌收藏。1949年，郭葆昌的儿子将二帖在香港抵押，1951年抵押到期而郭家已无力赎回。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下，最终由国家出资购回。《伯远帖》、《中秋帖》才得以回到了它们的家──紫禁城，由故宫博物院珍藏。 隋 展子虔 游春图卷 绢本，设色，纵43厘米，横80.5厘米 《石渠宝笈续编》著录，贮宁寿宫，八玺全。 《游春图》创作于隋代，作者展子虔历经北齐、北周至隋代，是当时杰出的画家，他擅长画车马、人物、楼阁和山水，创作题材非常广泛。展子虔的绘画在继承魏晋南北朝技法的同时，开创了隋唐山水画的新风格。 《游春图》描绘的是古人春日踏青的情景，画幅不大，但场面十分丰富。画面从俯视的视角取景，将各处景物完整和谐地收入眼底，层次分明。 这件作品是现存最古老的山水画之一，画中山石以细线勾勒，用石青色、石绿色 沿山体填色,并以泥金晕染山脚，是中国山水画中“金碧山水”画法的先声。画面中表现出比较成熟的空间意识，远近、高低的比例关系，标志着中国古典山水画渐于成熟的发展趋势。 画上没有作者的名款、印章，也没有图名。因宋徽宗赵佶在前隔水处题有“展子虔游春图”而得名。近些年，沈从文、徐邦达、杨仁恺、傅熹年等学者和鉴定家对这幅作品的作者和时代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引起了广泛讨论，认为它并非展子虔亲笔所绘，可能是五代时期或宋代的摹本。 画上钤印有二十余方，表明此图流传有绪。曾经收藏于北宋宣和内府，在历经宋、元、明、清各朝多人收藏之后，被清内府收藏，并钤 “宁寿宫续入石渠宝笈”印。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以赏赐弟弟溥杰之名将其带出皇宫，自此《游春图》流落到民间。1946年，著名收藏家张伯驹先生以重金将其购藏。1952年，经由国家文物局转交故宫博物院收藏。 宋 张择端 清明上河图卷 绢本，设色，纵24.8厘米，横528厘米 《石渠宝笈三编》著录，贮延春阁，五玺全。 《清明上河图》绘于北宋，作者张择端，早年游学于北宋都城汴梁，后研习绘画，供职于宋徽宗的翰林图画院。 随着长卷徐徐展开，北宋汴梁城的东角子门内外和汴河两岸的城乡风光与市井百态渐渐呈现在观者眼前。图中有城外郊野风景，有漕运繁忙的汴河，以及虹桥上下之景，还有城内繁华的街市。图中共绘人物约600名、树木百余棵，繁杂的景物按照一定的情节进行组合，结构严谨而紧凑，画法精严，刻画入微，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清明上河图》流传有绪，在宫廷与民间历经辗转，画上有历代鉴藏印玺共近百方。它最初收藏于宋徽宗内府，北宋灭亡后，它流落至金邦，成为私人藏品。元朝初年，被统治者纳入内廷。明代它由宫廷又转入民间，后被奸相严嵩、严世蕃父子所藏。明隆庆年间，它重新被官府收没，第三次归入宫廷。万历六年（1578），大太监冯保巧用伎俩获得此图，并将它带出宫外。清乾隆年间，它被湖广总督毕沅收藏。毕沅死后被抄家，《清明上河图》遂进入清宫，藏于延春阁内。清逊帝溥仪将此图卷作为赏品，交由其弟溥杰携出宫外。1957年入藏故宫博物院，堪称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
宋 赵昌 写生蛱蝶图卷 纸本，设色 ，纵27.7厘米，横91厘米 《石渠宝笈初编》著录，贮御书房，钤五玺。 《写生蛱蝶图》绘于北宋，作者赵昌。赵昌擅长画花果、草虫，尤其以写生闻名，自号“写生赵昌”。为人高傲，生平多游于山水之间，他的大部分作品都经过宋代徽宗内府收藏，著录于《宣和画谱》中。 《写生蛱蝶图》描绘秋景，画中有野草闲花，彩蝶蹁跹，蚱蜢青青。花草虫蝶造型生动，色彩清丽典雅，作者运用了墨线勾勒、晕染等技法细腻表现虫蝶等,呈现出自然、秀妍、清雅的意境。景物主要集中在画面的下半部，上方留有很大的空白，这是画家在构图上有意为之，给观赏者留下更多的想象空间。 此画卷上没有作者款印，明代书画家、收藏家董其昌将其定为赵昌之作。经由故宫博物院专家审定，认为此画体现了宋代花卉作品的新风格，艺术水平很高，但不一定是赵昌之笔，将此画定为珍品。 此画流传有绪，画卷上收藏印鉴极为丰富。例如：南宋权相贾似道的鉴藏印“秋壑”、“魏国公印”；元朝仁宗鲁国大长公主的“皇姊图书”印；明代洪武时的官印“典礼纪察司印”；清代收藏家梁清标钤的“蕉林居士”、“冶溪渔隐”等印。末代皇帝溥仪从故宫盗出大批书画名迹,《写生蛱蝶图》也包括在内，伪满时期存放在长春伪满皇宫的小白楼内。1952年，东北文化部组织工作组清查清宫散佚文物时，原伪满国兵上交此画，由当时的东北博物馆保存，后经国家文物局拨交由故宫博物院收藏。 宋 赵佶 雪江归棹图卷 绢本，墨笔，纵30.3厘米，横190.8厘米 《石渠宝笈续编》著录，贮重华宫，八玺全。 《雪江归棹图》绘于北宋，作者赵佶。赵佶（1082－1135年），即宋徽宗，善画墨笔竹石花鸟，格调清雅，自创书法“瘦金体”。徽宗在位二十五年，期间广收历代文物、书画，极一时之盛，亲自主持翰林图画院，完备了画院制度，编辑《宣和书谱》、《宣和画谱》。 此卷以墨笔画雪后山川，画面伊始气势空阔；中段以后景物渐趋繁密，层峦叠嶂前后交错，江河坡岸中点缀着的楼观、村舍、桥梁、栈道，岸边停船、行人踏雪过桥，江心渔舟归棹，起到点题之笔；卷后段趋于平缓，整幅画面富有高低错落的节奏感。江中的片片归帆，岸边的点点行人，在平稳安静的画面中显出独有的生气。用细笔勾皴，尖劲紧峭，意境肃穆凝重。从绘画的技法风格判断，此图恐非徽宗亲笔，实为画院高手代笔之作。 卷首右上方有徽宗 “瘦金体”题图名，上钤双龙纹方玺，卷尾署“宣和殿制”，并签画押－－“天下一人”，上钤印“御书”葫芦印。尾纸有九叠篆文“内府图书之印”印。 元 商琦 春山图卷 绢本，设色，纵39.6厘米，横214.5厘米 《石渠宝笈初编》著录，贮重华宫，钤二玺。 《春山图》创作于元代，作者商琦是元朝开国功臣商挺之子。他善画山水、墨竹，擅长青绿设色，画风写实明快，与高克恭同为元初北方文人山水画家代表。《春山图》是有其款署的唯一存世之作。 这幅作品的绘画风格接近于南宋院体，是一幅形式美与意韵美完美统一的山水佳作。图中所绘物象众多，展现了作者较为全面的技法和画面布局的能力。近景处，有丛林杂树，苍郁深秀，画家用富于变化的笔法表现树干和树叶的形态，描绘出树木的多样风貌。再看远景处，峰峦叠翠，烟笼雾罩，以浓淡不同的墨色或花青晕染出群峰，烘托出山峦雄伟壮阔的气势，呈现出山川间的一派春意。 明 沈周 桐荫玩鹤图轴 绢本，设色，纵123.8厘米，横62.6厘米 《石渠宝笈三编》著录，贮避暑山庄，五玺全。 《桐荫玩鹤图》是明代著名画家沈周的作品。沈周，字启南，号石田，自称白石翁。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沈周工书善画，在景泰年间已然声名卓著，引领了当时的文人画风潮，当时的名士如唐寅、文征明之流，皆出其门下。沈周是明代吴门画派的创始人，与唐寅、文征明、仇英合称为“吴门四家”。 《桐荫玩鹤图》画幅分为远景、中景、近景三部分。远景处远山叠翠；中景青岩盘踞，湖水空明；近处一位老人站在绿桐之下，向渡石桥而来的白鹤拱手行礼，敬其仙风道骨，其实是托物言志的含义。整幅画面清丽空灵，以青绿着色，用笔多勾写，笔法细碎而不失骨力。 画幅上钤有“烟雨楼”一印。烟雨楼原为浙江嘉兴南湖一景，乾隆皇帝在热河行宫避暑山庄中仿建一楼。这幅画就收藏在避暑山庄的烟雨楼中。烟雨楼建成的第二年夏天，乾隆皇帝来此避暑，见到此画给人以清凉之感，又感慨于画中逍遥出世的态度，对此画喜爱有嘉，多次题诗、钤印。 1914年，紫禁城前朝部分成立了古物陈列所，收入了承徳避暑山庄和沈阳故宫的文物，建宝蕴楼贮藏。画上的“宝蕴楼书画录”一印就是当时所钤盖的。 明 徐渭 梅花蕉叶图轴 纸本，墨笔，纵133.7厘米，横30.4厘米 《石渠宝笈续编》著录，贮御书房，八玺全。 《梅花蕉叶图》作于明代，作者徐渭,字文长，号天池山人、青藤道士等，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他在中国绘画史上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奇人，在诗文、书画、戏剧创作方面都造诣精深。其书法取苏轼、米芾笔意而自成一格，字体奔放，一如其人。在水墨大写意花卉方面继承梁楷、林良、沈周诸家写意花鸟画的风格，运笔放纵豪爽，施墨淋漓大胆，不求形似求生韵。他对清代“扬州八怪”及近现代写意花鸟画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梅花蕉叶图》是徐渭典型的大写意风格作品，他将草书笔法融入绘画之中，尽显画家自信、孤傲的个性。画面采用半边式构图，将梅花、芭蕉集中在画面的左侧，仅以一块小湖石点缀在画的底部，生动的描绘出暮色沉厚的雪景中芭蕉伴梅花的景色和均衡的美感。 令人遗憾的是，此画在流传过程中霉破、虫蚀现象严重，另外画心左侧曾被裁切，使得作品画意的完整性受到一定的损伤。 明 宋旭 五岳图卷 绢本，设色，纵24.9厘米 横75.9厘米 《石渠宝笈续编》著录，贮乾清宫，八玺全。 《五岳图》绘于明代，作者宋旭，字初阳，号石门山人，浙江湖洲人，后迁居上海松江。宋旭一生喜爱云游，后出家为僧，法名祖玄。宋旭的画远师古人，近取成法，自成一格，对明末松江地区的画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世人称其为“苏松派”的开山之祖。 《五岳图》顾名思义取材于“五岳”，即东岳泰山、西岳华山、中岳嵩山、北岳恒山和南岳衡山。“五岳”的说法起源于中国古人的山川崇拜以及君王的祭祀活动。《五岳图》是五幅独立的画面，分别描绘出了“日观晴曦”、“太华清秋”、“融峰雨色”、“恒塞积雪”、“二室争奇”等自然美景。宋氏的笔法潇洒秀逸，在构图上运用了传统的平远法，景物近大远小，近实远虚，浓淡相间、虚实对比的手法使画面层次分明。 明 李士达 岁朝村庆图 绢本，设色，纵24.9厘米 横75.9厘米 《石渠宝笈三编》著录，贮延春阁，五玺全。 《岁朝村庆图》的作者是明代画家李士达。李士达生活在吴门地区，是万历二年进士，他擅长画山水、人物。除一般的文人画 绘画题材外，李士达也常创作一些带有民俗风味的作品。 “岁朝”是古时对新年的一种称呼，指农历的正月初一。有关岁朝的民俗活动非常丰富，李士达的这幅《岁朝村庆图》就真实的反映了晚明时期民间庆祝新年的种种活动。图中画一处山村，人们有的外出拜年访友，有的燃放爆竹，有的聚在室内赏画，热闹非凡。可以看到有的室内挂着钟馗画像，这个习俗在晚明时期还是年节风俗的一种，清代以后就演变成了端午节的活动。李士达笔下的人物线条流畅，轮廓浑圆，造型极富特色；所画树木略带变形，带有一定的装饰意味。 明 董其昌书正阳门关侯庙碑卷 纸本，楷书，纵33.3厘米，横412.7厘米 《石渠宝笈初编》著录，贮御书房，钤五玺。 《正阳门关侯庙碑》的作者是明代著名书画家、鉴藏家董其昌。他在书画创作上讲求追摹古人，但不拘泥于古人。在笔墨的运用上追求“先熟后生”的效果，书法讲求“拙中带秀”，体现出文人创作平淡天真的个性。其书画名重当世，并成为清代艺坛的主流，康熙皇帝就非常喜欢董其昌的书法风格。 此卷碑文为明万历十九年冬日著名学者焦竑撰写。董其昌于第二年春天写就此卷，当时他38岁。字体端稳工整，线条简洁，此时正值董其昌深研历代名家书法时期，用笔方劲稳练，颇得颜真卿、米芾的书法风韵。 卷后有自识“观旧书有感题”一段，是董其昌68岁，即在这卷碑文书写了30年后所写的，书体属晚年完美成熟之作，行笔流畅，表现出一种不经意而为的状态，蕴含了笔法的灵动变化和深厚功力，与30年前年轻时所写的旧作有较大差别，30年后人书俱老,于是发出了“昔不如人，今不如我。三纪之中，自为今古”的感慨。 清 张照 临王献之帖卷 纸本，行书，纵16.2厘米，横273.5厘米 《石渠宝笈三编》著录，贮静怡轩，五玺全。 《临王献之帖卷》，作者张照，华亭人，康熙四十八年进士，官至刑部尚书。张照天资聪敏，学识渊博，参与编纂《石渠宝笈》、《大清会典》及《一统志》。擅长书法，尤以行书负盛名,为乾隆皇帝的主要代笔之一。 此书是张照为方觐所临写的王献之的法帖，包括：地黄汤帖、鸭头丸帖、阿姨帖、豹奴帖、鄱阳帖、散情帖、府君帖、服油帖、阿姑帖、舍内帖、李参军帖等。张照书法用笔敦厚淳朴，转折多变，气势贯通。本帖的引首“墨花砚雨”四字为乾隆朝吏部尚书、议政大臣、总管内务府大臣高斌所书 。高斌之女事乾隆皇帝，死后追谥慧贤皇贵妃。 本文系凤凰文化稿件。 “凤凰网（ID：ifeng-news）”是凤凰网新闻频道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除了提供关于重磅事件、政经热点的“大新闻”，也推出有趣味、有营养的新闻解读。欢迎关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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