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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富英谈戏及其他(上)

 高轶群 2020-08-17

前记

 1963年,文化部决定:请人记录名演员的艺术生活。谭富英同志向北京京剧院有关方面提出,请我担任他口述的记录,我深知自己不善于干这种工作,但富英同志和我友谊较深,而且他又一再要求,我只好勉为其难,答应了。

 当时,由于他心脏有病,在家中休养,我们约定:他的身体好就谈,否则,就不谈。从1963年6月18日起,到8月15日止。将近两个月,共谈十八次。时间都是上午。地点是前门外大外廊营1号,他家“英秀堂”北屋,后来,由于他病情较重,就停止了,再也没有继续下去。

 近两年来,富英同志和我,很少见面,即使见了,也都不愿意或许是“不敢”再谈此事。今年3月8日下午,我到友谊医院探望他时,他才又提了起来,并且兴奋地说:“等我病好出院后,咱们再接着干!”当然,我是欣然答应,谁曾想到,这就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3月21日,他就与世长辞。

 他的十八次谈话,大都是有关家世、亲友方面的。关于他丰富的艺术修养及精湛的艺术创造,还没有正式谈到,于是成了“未完成的杰作”。这些老戏曲艺术家,每一位离开世界时,都带走了一批宝贵的财富,这对于我们的艺术宝藏,是多么重大的损失啊!

 这些谈话,只是一些素材,并未加工整理过。现在抄录出来,献给富英同志,作为我们友谊的纪念。

 1977年4月25日 张艾丁记

谭富英

 (1)谭氏是湖北武昌府江夏县(今武昌)宾阳门外(今大东门外田家湾)人氏,前辈开米粮店为生。

 (2)富英高祖父名成奎。曾在县衙当差。

 (3)曾祖父名志道,业余爱好戏剧,后乃正式演出。先学汉剧,后改京剧。唱老旦。喉狭音亢,有类于鹨(音溜,一种小鸟,声高且尖,听得很远),俗称鹨为“叫天子”,故以“叫天”称之,真名转隐。太平天国时,武昌沦为战场,志道偕妻及子鑫培,由水路乘船至天津,搭班“跑廉外”(跑农村,唱野台戏),后至北京搭“三庆班”。曾与程长庚合演《朱砂痣》,时称“双绝”。《断后》《辞朝》《钓金龟》等戏,均所擅长。

 (4)志道并非黄钟大吕的嗓子,音亮而尖,又因形瘦,适于扮演老旦,有时也演须生。念白仍为湖北音,有类汉剧(今日京剧念白中,仍保留着一点“湖广韵”)。

 (5)志道去世时,年七十九岁,鑫培年四十,志道逝世前对儿子说:我们是四十年父子。

 (6)祖父名金福,鑫培是他的字。由于“五行缺金”,所以名字中,共用了四个“金”字(按“鑫”字始见于《玉篇》,义阙,今人名、店名多用之者。略借“兴”字之音,或取多金之意)。他初次入皇宫演唱时,名单呈上后,西太后不认识这个字,就问李莲英,李说念“兴”。西太后又问:“为什么取这么个怪名字呢?”李说是为了“五行缺金”的缘故。西太后说:“何必要四个金呢?有一个金就够他吃了!”因此,宫廷中都称他谭金培(《升平署档案》中,即作谭金培)。

谭鑫培、祝惺元之《探母》

 (7)鑫培(以下皆称“叫天”)生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死于民国六年(1917年)阴历三月。享年七十岁。富英二月入“富连成”,跟着就是闰二月,三月时,叫天就死了。

 (8)叫天无兄弟姐妹,妻侯氏(妻弟侯幼云,唱武旦)。叫天与祖母结婚时,是在天津,时间是英法联军侵入北京后一年。咸丰十一年(1861年),咸丰帝死了,正在国丧时期,了草结婚,未动响器。

 (9)叫天有子八人,女二人。他最不喜欢唱《碰碑》,理由是自己也有八个儿子。

 (10)叫天长子名嘉善,唱武生,他的长女是裘盛戎的岳母。

 (11)次子名嘉瑞,人称“谭二”,早年演武丑,后改操琴(叫天的唱片,除梅雨田操琴的《洪羊洞》、《卖马》外,其他均为谭二操琴),叫天对儿子的操琴,很不满意。

 (12)三子名嘉祥,唱青衣、武且。中年发胖后改小生。贯大元之父贯紫林,就是他的学生。

 (13)四子名嘉荣,演武生。

 (14)五子名嘉宾,即小培(富英之父),演武生、老生(“小荣椿”科班出身)。

 (15)六子名嘉乐,因系近视眼,读书,未入剧界。

 (16)七子名嘉祐,家中称为“八爷”,唱武行,因为二子嘉瑞是正月初七生日,小名“七儿”,因此家中忌七爷,七子改称八爷(富英之八叔父)。

 (17)八子名嘉禄,家中称为“九爷”,乃富英之九叔父,也是近视眼,读书。

 (18)长女许上海夏月润,次女(最小)许名须生王又宸,今尚健在。

王又宸、吴迪生合影

 (19)北京前门外大外廊营1号,即“英秀堂”,谭家居住已八十余年,富英父子,都生在这个院子里。

 (20)民国六年(1917年)春,广东督军陆荣廷入京。时大总统黎元洪为了笼络各委省督军,以保持自己大总统的地位,对来京之各省督军都是大摆酒宴,热烈欢迎。陆督入京,黎设宴于那家花园(今金鱼胡同和平宾馆),园中有礼堂,有戏台,无楼。民国初,那氏亦出借外用,当时,警察总监李达三(天津人)强约叫天参加堂会演出。谭因体弱多病,不欲前往。李谓“黎大总统是你的同乡,怎能拒绝呢?”结果,只得带病参加。演《洪羊洞》半出,即“病房”一场。演出时,发高烧,归来后又病又累又生气,不久去世,享年七十一岁。据当时配戏演八贤王的贾洪林(贾丽川之子,人称“贾狗儿”)说:“那天,谭老板的嗓子极好。以这一次的《洪羊洞》演得最神,简直把杨延昭唱活了,跟真的一样。”贾对他都不敢正视,贾说:“这大约就是所谓回光返照’了。”事实上是谭氏触景生情,供题发挥,就演得分外出色了。由于“黎大总统是同乡”这句话,人们皆以为谭氏乃湖北黄陂(黎的故乡)人。事实上,谭与黎仅为湖北大同乡而已。

 (21)叫天十几岁时,即随父亲(老叫天)在天津搭班唱武生,除父亲外,他还向天津老艺人学习过。

 (22)叫天与父亲来京后,即加入“三庆班”搭班学艺。叫天先拜程长庚,后拜余三胜为师。

 (23)掌“三庆班”之程长庚,安徽“徽派”创始人。“同光十三绝”之一,无子,程章甫乃其义子,打鼓。章甫之子继先,唱小生,与梅兰芳早年合作多年。叶盛兰、俞振飞均为继先之弟子。

 (24)叫天虽拜程长庚为师,但他并不唱程的戏。因为他更近余(三胜,湖广派)的。

 (25)余三胜,隶“春台班”,湖北罗田人,属汉派,或称湖广派。无子,买一徒,后认为子,即有名旦角余紫云(“十三绝”中之王宝钏)。紫云子即叔岩,唱老生。叔岩无子,仅有二女。

 (26)叫天在“三庆班”时,因班主程长庚捧杨月楼,自已感到不得意,就把石头胡同的房子卖与梅巧玲。用钱退了包银,赴上海搭班,由上海返京后,请人向余三胜说项,拟学《卖马》《桑园寄子》《捉放》等三出戏。余说:“必须正式拜师始可,因我并非教戏匠也。”叫天正式磕头拜师。不但这三出,就是其它各戏,叫天也受益不少。

 (27)余三胜之《卖马》在当时是很著名的,每演必满座。当时,还有这样一段小故事:余在天津同几个老友斗纸牌,其中有位老人,赢了钱,心情愉快,边斗牌边唱:“店主东带过来了——”余是输家,跟着就带着气说:“又是他娘的黄骠马!'由此可见余氏《卖马》之盛行一时了。

 (28)1915年,余叔岩拜叫天为师。因嗓子不好,只教靠把戏,不多教唱工戏。后来他的成就完全是勤学苦练的。

 (29)余叔岩未成名时,常去听叫天的戏。有一次,买了些包子,揣在棉袍怀中(系有腰带),听得入迷,忘记吃了。散场后,在路上还琢磨着。回家后,一脱棉袍子,包子掉了一地。晚上睡觉时,还不断揣摩、回忆。有时,一个腔想不出时,踹起被子来,把太太都给吓醒了。有时半夜起来后,到外屋摸着黑练习身段,一不小心就把茶杯给打坏了。

余叔岩

 (30)余叔岩之弟子谭富英及孟小冬。

 (31)叫天在三十多岁时,在京颇不得意,遂接受京东三河县温家庄地主温某之聘,赴他主办的一个科班去任教。接聘后,并未立即动身,在京准备了一年之后才去的。这一年主要的工作,是向京剧界老前辈学曲牌。将一般用的曲牌全学会后,才去教书的。他是同父亲“老叫天”一块去的,父亲教老生、老旦,他教武生、武老生,人称“老先生”、“少先生”。叫天每月挣薪金十六两银子,京东人称羡不已,说“小叫天”每月挣一斤银子,真不得了!后来老叫天因年老,教不动了,就只有小叫天在教。教了一二年后,就回北京了。回北京后,就加入了“三庆班”。上海有名的武戏之祖,名叫李春来的,就是那个班社的学生。他叫老叫天为老师,与小叫天同辈。

 (32)叫天同晋剧老达子红二人交好,而且是盟兄弟(老达子红要大叫天十来岁),感情很好。二人曾经一块背着行李跑过廉外(下农村)赶野台子戏。叫天的《连营寨》就是向他学的,这是从晋剧移植的,此后京剧才有了《连营寨》(《哭灵牌》)。原先唱的是全部,前部叫《伐东吴》,是黄忠中箭,叫天前部演黄忠,后部演刘备。入民国后,就不唱《伐东吴》的黄忠,只唱《哭灵牌》的刘备了。

 (33)叫天在“三庆班”时,包银为季薪,三月一算。程长庚为八百八吊(八吊为车钱——意即八百两),杨月楼为六百六吊,叫天为五百五吊。杨月楼继程长庚掌“三庆”时,才将包银改为“分制”(拿戏份,拿现份),买多分多,买少分少(现钱现落)。

 (34)张二奎乃票友下海,不讲四声。不用湖广韵,纯用大京白话,称为“奎派”。以王帽戏(袍带戏)著名,擅长《打金枝》、《金水桥》等戏。张二奎的弟子是杨月楼(小楼父),擅长文武老生,猴子戏也很著名,人称杨猴子。

 (35)叫天曾与杨月楼同演《霸王庄》,叫天饰黄天霸,杨饰朱光祖。

 (36)杨月楼之子,即名武生杨小楼。月楼曾生二子,均死去。因叫天儿子很多,故生下小楼后,即认叫天为义父,取名谭嘉训(谭子均以嘉”字排行),一直在谭家生活,直至娶亲时,才认祖归宗,复杨姓,名不变,仍名嘉训,以示不忘。

 (37)“湖广派”尚有一王九龄,“四喜部”,以《除三害》《骂王朗》《战蒲关》及《五彩舆》之海瑞、《官门挂带》之李世民等为最著名,与程长庚同时,叫天曾向他学习过。

 (38)言菊朋(蒙族)拜刘景然(盛通之父)为师,刘的老师是天津人,周春奎(唱老生),比张二奎晚一辈。周曾与叫天唱《四进士》,周饰宋士杰,叫天饰毛朋。

 (39)汪桂芬(大头),湖北人,常为程长庚操琴。程死后,登台演出,声誉大起。人皆以为程长庚复生,工《让成都》《朱砂痣》等。只会文戏,曾与叫天合演《战长沙》饰黄忠,时称“双绝”。汪也唱老旦,如《滑油山》等,亦甚工,并与龚云甫一对一的唱《滑油山》,很好。但汪乃老生嗓,而非老旦嗓也。

 (40)叫天在武生短打戏《八大拿》(“十三绝”中《恶虎村》)中饰黄天霸。过去,他和杨月楼合演《霸王庄》说好互换着唱,杨饰黄天霸,叫天饰朱光祖。由于杨的身体魁伟,扮出来,无论如何不像朱光祖。因而第二天换演时,叫天开始化妆黄天霸了。杨临时要求还是由他演黄天霸,叫天就又临时改装,重新化妆朱光祖。

 (41)叫天的武戏,如《挑滑车》等,都是武戏文唱。一招一势,满腔满调,毫不马虎。

 (42)叫天会的戏很多。嗓子好时,唱文戏,不好时,改唱武戏。

 (43)叫天是能唱关公戏的,比如《战长沙》就是他扮关公。后来在宫中演唱时,因为身材的关系,才改唱黄忠,由汪桂芬扮关公,金秀山扮魏延。

 (44)叫天从上海回北京后,就在“中和”(过去的舞台,没有坐西向东的,因为按迷信说法,那是“白虎台”,不吉利。原先,中和剧场的舞台是坐南朝北的,现在则改为坐西向东了)成立了“同春班”,自为班主。同班中,有旦角田桂凤(小桂凤),武生杨小楼,花脸黄润甫等人。

 (45)田桂凤在最红时期,曾以玩笑戏《送灰面》列在叫天《捉放曹》之后,观众无一退场,其魅力可知(为什么田桂凤的《送灰面》会放在大轴子叫天的《捉放曹》后面呢?那是因为那天田来晚了,叫天先唱。《送灰面》后上,座仍不散,田的魅力,可想而知)。当时一般戏迷,颇多小公务员,下班后就到“中和”门口去问:“小桂凤唱完没有?”没有唱就买票,唱完了,不买票就走了。后来,由于年纪大了(花旦有如樱桃桑葚,货卖当时,年纪大了,就不成了。老生则不然,年纪越大、火候越纯,艺术更加精进了),不能唱了。跟着“同春班”,也改名为“同庆班”。

田桂凤、刘赶三之《小上坟》

 (46)有一次,为了“戏份”问题,发生了误会,叫天临时决定,不上园子演出。观众不依,把园子砸了。当时,正是杨小楼的《连环套》,后面就悬叫天的大轴子《武家坡》(与陈德霖合演)。事后叫天登报声明道款,并定于某日改演,戏码仍旧,那天又是满座。叫天的戏是倒数第二,大轴子是杨小楼的《连环套》。杨呢,由于报复,那一天,也没露,说是到天津去了。叫天就叫人去取打衣裤袄,准备观众不答应时,自己加演《连环套》。还好,观众看完他的戏后,没听《连环套》,也都很满意地走了,因而,他就没唱《连环套》。

 (47)叫天自从“内廷供奉”确定后,就不唱武戏了,因为怕内廷让唱。

 (48)颐和园的戏台,原先是毫无防寒设备的。因此,在冬天唱戏时,冷得够受。八国联军之役,西太后归京后,才想了些办法,让在园内加铅皮做的围子(即罩棚),才算好了一点,否则,连旦角涂粉都涂不开。花脸勾脸的笔,都得直呵气才成。叫天在那里唱过《定军山》。由于冷,外面扎大靠,里面套的是狐皮袍子。由于靠大,皮袍瘦,所以看不出来,但是皮袍裹腿,穿上后,就等于两身靠,穿了那么多,还要舞大刀,要不是功夫深,真办不了。今天演出时,靠内衬薄箭衣,或纱箭衣,又轻又薄,就不同了。

 (49)叫天未入内廷唱戏时,在外面唱营业戏《战长沙》,关公、黄忠都演,正如《群英会·借东风》之鲁肃与孔明一样。后入宫演唱,西太后点他同汪桂芬合演。叫天自认脸瘦,扮关公不如汪桂芬有气派,乃专演黄忠,这样一来,更合适,人们都说,他演黄忠,比关公要好得多。

 (50)天津人唱老生的张胜奎,与叫天同辈,同为同光年间人(程长庚、余三胜、张二奎等要早一辈,为道光、咸丰时人)。他们曾合演《四进士》:张饰宋士杰、叫天饰毛朋。因毛朋为老生,宋士杰为老外(衰派)的缘故。直到后来,言菊朋与子少朋(马派)合演时,言也演毛朋,谭富英也是一样,遂成惯例。

 (51)张胜奎唱戏,只要戏码一定,临时不能更改,因为,演出前,他在家中准备的就是这一出,要改,下次再说。

 (52)叫天说:“我除去没有唱过旦角,此外什么都唱。”

 (53)民国初,满族溥侗(王爷,即红豆馆主)有次参加堂会,演了《金山寺》的白蛇和《单刀会》的关公。叫天说:“我可唱不了白蛇,所以你还真比我强。”

 (54)《翠屏山),叫天饰石秀,后面杀山时,唱梆子。为了演这个戏他曾向武术家学“六合刀”。

 (55)叫天每去上海演出时,必先休息十余天,休息时,先到杭州灵隐寺及宁波普陀山上香,然后上演。某次,叫天在上海休息时,有谭富英二伯父嘉瑞的一位姓沈的朋友,往见叫天,请他给说说《一箭仇》中史文恭的枪架子。叫天躺在床上,吸了半小时的鸦片后,就走下床来用烟枪和沈某比试起来。就这样,把枪架子教给沈某了。由此可见,叫天的武艺很高明、很丰富的。

 (56)清未民初,学谭派的,有孟小如、桂俊卿及张毓庭(票友)等,当时曾有“无腔不是谭”之语。

 (57)民国后,因“班”字与妓院之南班没什么分别,因此叫天将“同庆班”改为“同庆社”。

 (58)叫天是个戏曲改革家,不论是唱词、念白服装等,都有所改革。

 (59)关于改动老戏的唱词,等名演员出头才成,这样,观众才认,否则,多唱或是少唱,特别是少唱了,观众是不答应的。据说:余三胜与胡喜禄同演《探母》,余已登场,而胡久不至,余乃唱“我好比”数十句以待之,至胡上场始已。《梨园佳话》中说有某名演员扮好戏要上场了,公主才来,他安慰公主说:“不要紧,慢慢扮,我在前场盯着”。结果,他唱了很多的“我好比”才补救了这个戏,获得掌声不少。因此,后来唱《探母》时,大家都主张多唱,不敢少唱。到了叫天时,这出《探母》,虽然没有一百二十八句,也有个五六十句。后来,经过精简,还有八个“我好比……”,叫天认为,这是介绍杨家将,弄得活像鼓词,脱离艺术,脱离剧情。这才再加精简,成为现在的形式。

 (60)对于一些戏剧的改动,叫天是在光绪末年才动的,因为老前辈都已作古,阻力也就小了。

 (61)《二进宫》中,杨波的老唱词,还有“四季花”、“渔樵耕读”(吕蒙正、姜太公等)、“琴棋书画”等,不但唱得多,而且脱离剧情,叫天也给精简成后来的样子。

 (62)北京“第一舞台”,是仿照上海“天蟾舞台”的。开幕时,喜幛着火,几乎发生了大问题,后来在日寇侵略时期,还是给火烧了。这个剧场是转台,老式的,用人推的。后来,这个舞台曾由杨小楼等人来主持。舞台建成后不久,就有人约叫天在该台演出《打渔杀家》,说来点布景,叫天欣然答应了。于是在台上出现一座茅屋,萧恩是从茅屋出来的。但当唱到“清晨起开柴扉”时,还得用手来作虚拟动作。因此,叫天说:“这可不成!”从此他就再也没有试用过布景。

 (63)叫天的《盗魂铃》,是向山西梆子名演员老达子红学的。出台后,先唱京剧,后唱梆子(“遵奉了……”),见蜘蛛精时,唱花脸,是模仿《牧虎关》高旺调戏鞑婆时那一段唱的(把“高老爷来至在……”改为“八老爷……”,其中并无大鼓、小曲。这戏,在叫天演来,是作“歇工戏”来演的,当他六十多岁,到上海演这个戏时,三张桌子,他爬了上去,比试了半天,不敢跳,又爬了下来,这正是描绘了猪八戒这个人物。可是,上海有位文武老生名叫杨四立的,却真的从三张桌子上翻了下来。有人就说:谭不卖力。叫天认为:这不是为自己年老辩护,他创造猪八戒那一人物时,就是那样设计的,要真翻下来,就不成其为猪八戒了。叫天有武丑的功底,这才能唱猪八戒。

 (64)《珠帘寨》(《沙陀国》)是叫天与王瑶琴改编的,原意是不满民国那一般军阀才改的。本为花脸戏,叫天唱时,勾白眉、眼窝、红脸,用老生唱花脸腔,改得很别致,因而就流传下来了。

 (65)叫天是拥护西太后的,西太后死后,他曾请了十三个大庙住持为她念经超度。改《珠帘寨》的原因也在此。

 (66)每逢大年初一,叫天一定唱《定军山》,原因是黄忠从左边上场(下场门),所谓“左青龙、右白虎”,盖取其吉利也。严颜是从右边(上场门)上场的。但从下场门上场亮相时,是比较别扭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能同一般由上场门上场时起霸一样。改成出场后,站住了,转过身来再亮相。

 (67)过去龙长胜唱《定军山》时,戴帅盔,白满,用红缨大刀。叫天自己脸小,遂改为扎巾,戴白三绺,用象鼻子刀。

 (68)今日演《金雁桥》(《擒张任》)时,黄忠的扮相,还是老的。

 (69)叫天在演《打渔杀家》时,究竟是穿靸(音洒)鞋?还是穿薄底呢?为了这个问题,上海报纸上还打过笔战(郑正秋、徐慕云、苏少卿等)。事实上,叫天两种都穿过。原先是穿薄底的,有一次在内廷演出时,看见宫内正排一出应景戏,戏中有闹渔船的情节,做了很多鱼鳞靸鞋。人家就说:“你在演《打渔杀家》时,前面打鱼为什么不可以穿呢?”他觉得有道理,就开始穿了,后面在家时,又改成薄底,演了几场后,为了穿靸鞋,必须打裹腿,又非现打不成,太麻烦,就不穿了。马连良和谭富英演时,都曾先穿靸鞋,后换薄底,后来嫌麻烦,就都改为薄底了。

谭富英、徐碧云之《打渔杀家》

 (70)原先演《空城计》时,诸葛亮是长锤唱上,叫天认为这是孔明初出祁山,而且是和魏方主将司马懿初次会战,理应表现整齐严肃的气氛,于是,他把原先安在《六出祁山》斩郑文前面的发点(发兵点将)起霸、升帐等搬到《失空斩》前面来了,因为这样更合适。后来,他唱《六出祁山》时,就改为长锤唱上了。

 (71)原先的《失空斩》在派将后找上马谡时,也有一大段什么“靠山扎寨”等白语。叫天认为:第一,前面给王平就讲过一次了,再讲就显得重复;第二,给王平讲时,有白无唱,就可用;而现在对马谡讲时,有唱,就不必再说了。因此,他改为:“今逢大敌,非比寻常,我有言,将军听了!”这就简明多了。

 (72)后人演《失空斩》时,孔明有句词是:“闻得司马兵出祁山”,据说是根据叫天来的。事实上,叫天念的是“兵至祁山”,后人以讹传讹,就变成“兵出”——不通了。

 (73)金秀山与黄润甫在《穆柯寨》中,分饰孟良、焦赞,孟良被打下马来后,他说:“你我三关大将,让丫头打下马来,如何交令!”这交令的“令”字念得很好,有俏头观众照例叫好。叫天认为:“如何交令”不好,因为他们不向元帅报告,有何不可?同时,又要合乎剧情,又要保留效果,他给金秀山改了一句“成何体统”!就要好多了(“统”字用鼻音,有效果)。

 (74)《击鼓骂曹》中,曹操命令张辽:“张将军,将他(祢衡)叉出帐去!”演张辽的那位演员,毫不用力,只是一抬手,马马虎虎就算完事。叫天大为不满,说:“张辽是个大将,如何会那样有气无力,马虎从事呢?”后来张春彦演张辽,就很卖力,叫天大为称赞,说:“这才是张辽呢!”

 (75)西太后对于京戏,很有研究。光绪则会打鼓。

 (76)《南北合》(又名《八本雁门关》)是西太后主持在宫内排的,特请陆华云(小生,于连泉的岳父)来排,就因为排这个戏,后来累得吐血死了,当戏排到“南北合”时,原先是萧太后出关迎接佘太君,交印时,要跪着迎接并交印,佘太君接印后,搀起萧太后,萧让佘先行,这就等于投降一样。西太后看了后说:“既然是‘南北合’,怎么又变成投降了呢?”她让改成:不跪接,仍然交印,交印后,二人携手进城。该戏由陆华云演八郎,叫天演四郎(“游街”一场,戴甩发,和《战太平)差不多),太后早年由梅巧玲扮演,后改陈德霖,龚云甫演佘太君。

 (77)刘赶三唱《探亲家》,真驴上台,西太后还赏驴钱,刘的婆子戏是特长。

 (78)西太后执政时,光绪已失宠,但仍留在身边陪伴着。每次演《清风亭》时,旦角念:“儿呀,此番到了那里,认也在你,不认也在你!”照例西太后要派小太监上台,按住旦角,责打五板,这就等于责打光绪的母亲,是专为要光绪看的。责打后,照例赏旦角五两银子。

 (79)罗寿山,乃罗盛公之祖父,《清风亭》演老旦并陪叫天唱过。

 (80)内廷演剧时西太后选择酒席上的一二样菜,指定给某艺人,谓之“(木盍)食”(读刻食,意即供过神的东西),菜用鹅黄色的,用上有龙凤的“龙凤盒”盛之。

 (81)西太后死后,光绪之皇后,即被称为太后(宣统时),她对京戏不大注意,为人也比较老实,不爱挑人的毛病。有一次,内廷演戏时,杨小楼的《八大锤》,只打了二将,就草草了事。那位太后没说什么,她的总管太监小德张翻了,说杨是欺负“主子”不懂戏,诚心泡汤,因而让他再唱一次。五个戏:《挑滑车》《长板坡》《八大锤》,还有两个短打戏一齐演。杨小楼害怕了,托叫天代为说情,叫天带他进宫去见小德张,让他磕头陪罪后,才答应让他重唱《八大锤》,外加一出,才算完事。

 (82)清廷称太监学戏的为“内学”,艺人为“外学”。

 (83)精忠庙,在北京草市。“正乐育化会”设在前门外粮食店街惠济祠那里。因为年久,房屋凭据遗失,打官司输了,于是,另筹款买馆址,名日“梨园新馆”。“正乐育化会”会长谭鑫培,副会长田际云。“梨园新馆”后改为“梨园公会”。“新馆”时,由梅兰芳、余叔岩、杨小楼三人任馆长。杨最老,余次之,梅最小。

 (84)阴历七月三十日是地藏王菩萨的诞辰,戏曲界照例有“地藏会”,在西山戒台寺办盛会。从城里带上冥钞、银锭、烧纸、锞子等去烧。此会由京剧界主办,第一任会首是程长庚,二任是杨月楼,三任是叫天,以后是王瑶卿等。二十五日就从城里去了。念三天经,烧纸等,名曰“祭孤”,为了“超度孤魂亡鬼”,人们住在那里要吃素,“功益”每次一百元(原为一百两),布施寺内。谁当会首,都出一百两“功益”。

 (85)春天还有“普贤会”,也在戒台寺主办,也是京剧界办的,但“功益”是大众凑的。

 (86)三月二十八日祭祖师唐明皇。

 (87)武剧组祭“武昌爷”岳飞,兵马大元帅。

 (88)老郎神,梨园子弟领班的神,是设在祖师旁的个牌位。祖师爷作帝王状,无须(河北梆子所供者有须)是偶像。每当夏季需要“换季”(改“蟒”为“帔”),必须请一旦角(青衣、花旦均可)代换。私人家都供祖师,“换季”时,也是如此。在科班时,一到后台,就得“参驾”。演员到后台后,要对祖师祈祷(默念)。谭富英唱《空城计》时,临上场前,要向祖师作揖,默念,请求保佑。黄元庆与老婆打架后,上台时,精神不集中,演《打店》,被贾荣年把手划了一条大口子,有人就说是没有请祖师保佑的缘故。

谭富英之《空城计》

 (89)小儿道具,名曰“大师兄”。在箱中放时,面朝下。

 (90)梅兰芳、杨小楼、余叔岩,人称“三大师”。有人说:“余先生完全可以成为余派。“余说:“我是谭派。”余很崇拜叫天,甚至生活细节也在模仿。如坐骡车,手上戴扳指,夏天拿雕翎扇等,甚至下车后走几步,也都是学叫天的。

 (91)清末民初之海报,皆无剧名,仅用“吉祥新戏”四字,后改“拿手杰作”。

 (92)马连良自上海归来后,在“庆乐”唱,打炮戏为《定军山》,海报上写“谭派正宗”。他的嗓子好,所以也唱谭派戏。谭富英在上海演唱时,海报上写“谭门本派”。

 (93)富英的父亲名嘉宾,行五。小培是他的艺名,他是“小荣椿社”第二科“春”字辈的学生。这个科班,班主是所谓武生祖师杨隆寿,他与叫天同辈,而且是把兄弟,是名武生。还是杨盛春的祖父、梅兰芳的外祖父(梅母是杨的长女),徐兰沅的岳父,他的夫人是杨的最小的女儿。“小荣椿社”一共两科:“荣”字(蔡荣贵)、“春”字(叶春善、小丑郭春山)。所收学生,多为梨园子弟。俞菊笙(俞振庭之父)与叫天等,都去教过课。

 (94)小培是第二科,属“春”字辈,原名春福,因与父同名,改春增班为七年制,与普通科班同。散班后,小培改搭“小鸿奎社”(科班)。“

 (95)小鸿奎社”由中医陈丹仙主办。小培搭班后不久,嗓音变了,于是改了行。去“汇文学院”学英语数年,成绩不坏。原因是当时(满清)洋务吃香,会英文,将来有出路。后来,小培嗓音恢复,才又回到本行。

 (96)小培曾参加同盟会。在满清时,是全家第一个剪辫子的人。

 (97)小培后拜沈三元(沈玉斌之祖父)为师。

 (98)小培幼时,学武生戏,靠把戏。“倒仓”后,功夫丢了。此外,叫天唱得很红,也无暇培养儿子。正如富英唱红时,无暇培养元寿一样。这样,小培在艺术上,就不会有很大的成就了。后来,他就专门培养富英。

 (99)小培自父亲去世后,觉得儿子太小,自己虽然不成,也非唱戏不可,于是刻苦练功,向老友等学习,温旧习新,由徐兰沅操琴,这样过了一个时候才唱的。到上海后,是有名的“三小”(头牌武生杨小楼、二牌老生谭小培、三牌旦角尚小云)。白牡丹(荀慧生)也在那个班内,但不太著名。

 (100)叫天去世后,小培又唱戏了,原因是不让谭家中断,因为大栅栏戏报上总有“谭”字,直到富英出科时为止。

 (101)小培入“同庆社”,在前面唱王帽戏。入民国后,直至叫天去世,才搭了“云华社”(尚小云与小资本家梁华亭合办。梁为李多奎姐丈)。民国十二年(1923年)后,富英自“富连成”毕业后,小培就专心志地培养儿子,不唱戏了。除了他自己指教外,民国十四五年,还让富英拜了余叔岩,到余家去学戏。

 (102)后来有人在报上赞美小培说:“父为宰相子登科”。父亲望子成龙,人人如此。因此,小培后来自己不唱,专门培养儿子了。

 (103)民国九年(1920年)或民国十年,小培在汉口曾与欧阳予倩合演过《霍小玉》,饰老玉工,扮相与宋士杰同。

 (104)谭家教育是很严格的,出必禀,归必面,永远不许夜不归宿,直到今日仍然如此,原因是怕子弟学坏。富英的整个生活,小培全管,以免堕落。

谭小培祖孙三代

 (105)富英生于光绪三十二年(丙午,1906年)阴历八月二十八日。

 (106)富英有胞妹二人,长妹归杨盛春,次妹归叶盛长。

 (107)富英有一异母弟,名仲英,小时发高烧,耳朵聋了,后在聋学校毕业,可以说半句话,现为工人。

 (108)富英外祖父德珺如,为穆彰阿曾孙。德的祖父为穆之次子,满族。富英生母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去世,比小培小两岁。前半年,富英结婚,后半年,母亲去世。富英继母姓刘。

 (109)富英于民国十二年(1923年)出科班,1924年结婚,女方是宋继亭(里子老生,与程砚秋合作)之姐,名宋洁贞,生元寿、韵寿、喜寿(尚小云“荣春社”学生)。1935年,富英三十岁,妻去世。1936年,富英与姜妙香之女姜志昭结婚,生三女(凤云,工厂作事;凤霞,国棉二厂工人;凤珠,在“工读学校”读书,大排行为四)、一子(行三)。子名寿昌,现在北方昆曲剧院学音乐(笛子)。1947年,姜志昭去世。1948年,与杨淑贤结婚,生二子,寿康与小英。

 (110)谭韵寿为文武小丑,现在中国京剧院一团。喜寿在宁夏京剧团,武行。

 (111)民国四年(1915年),富英10岁,开蒙老师为陈秀华。陈现在上海戏校教戏。专教小孩儿,如杨宝森、王少楼、宋继亭等,都是他的学生。陈为宋的亲娘舅,也是富英爱人的亲娘舅,富英叫他舅丈。

 (112)陈秀华先生(与刘盛通同,会的戏很多)每天来家中教两小时。后来,富英到他家(椿树胡同)中去学。一年多,学了三出戏:《鱼藏剑》(伍子胥一折)、《文昭关》和《黄金台》。进度很慢,原因是时间不多,老师的学生多,教不好。后来,叫天认为进度太慢,决定入科班。“富连成”社长叶春善,认为他是“谭大王”的孙子,怕受不了苦,不敢收。叫天将叶请至家中,说愿意随大众一样,毫无例外,这才被收下了。入科班时,母亲很不乐意,原因是,富英的两个弟弟全病死了,富英成了独子,舍不得。后来,不少人做了工作,才算解决了问题。叫天对叶春善说:我是主张吃苦耐劳的,一定遵从班规,别人如何,他富英也如何。“富连成”才收下了富英,民国六年(1917年)入科班,民国十二年出科。

 (113)过去入科班时,要写“关书”(字据、合同),在科班时期,学艺、吃住都归科班负责,毫无代价,在科班期间,即使赚钱,也是科班的,本家不得过问。有病请医,亦可回家调养(马连良有一次病重,父亲把他背回去时说:“死了算我的,活了还是你们的学生”)。

 (114)戏班均有班规,规定甚严,萧长华有《富连成班规》。

 (115)一般入科班,学习是七年。富英在家中学了一年多,所以是六年。

 (116)科班老师待富英很好,打骂很少。老师太忙,师兄代课。富英就从师兄雷喜福那里学了几出戏,入科班后,一开始学昆曲,学武戏。一共是三出昆曲:一、《仙园》(《邯郸梦吕祖度卢生》——富英唱卢生,不戴髯口。吕祖小生扮,戴髯口);二、《宁武关》(《上寿、焚火、别母、乱箭》);三、《弹词》(《长生殿》中之李龟年弹琵琶卖唱)。开蒙学三段昆曲,为了打基础。叫天问起后,觉得很好。《弹词》太吃力,在科班时,富英每唱一次,总得哑三天嗓子。这三出昆曲,是向叶盛章的伯父叶福海(花脸)学的。

 (117)学昆曲同时,还学了些武戏,《殷家堡》、《落马湖》等。唱过《落马湖》的黄天霸。有位师兄唱《失空斩》,富英演王平。

 (118)后来,“富连成”因为没有老生(马连良、高百岁等都走了),富英就改学老生。叶春善主张多学靠把戏和唱工戏,老生戏学得很少,但《桑园寄子》也唱。《南天门》、《盗宗卷》、《打棍出箱》等都学过。

 (119)《碰碑》、《卖马》、《洪羊洞》、《探母》等谭门的戏,也都学了。《群英会》也学过,但没有《借东风》,因为叫天不唱。《四进士》等不唱(叫天唱过毛朋)。事实上,《四进士》也会,唱过,并且录过唱片,后马(连良)派定型,就不唱了。

谭富英之《借东风》

 (120)六年科班,富英接受教育最多者为萧长华(生净末丑全教,只是不教青衣)和雷喜福(师兄,留班教师。马连良的《一捧雪》《九更天》等,全是他教的。他懂得很多,但演唱不好)。

 (121)雷喜福教戏,还是老东西“娃娃腔”,不合潮流。因而富英出科后,还经过了父亲的指正、修改,改了一年多,以后还随唱随改。

 (122)富英在科班学习,还有一年就毕业了,在家中吊嗓子时,小培认为不成,必须改过,整改了一年。因为科班所学,不通大道,侯喜瑞因之被挤对得直哭。

 (123)“富连成”班有个康喜寿,唱武生,短打、靠把戏全好,后来因为要涨钱,没成功,就走了,班内无人挑大梁。从此武生班分靠把与短打两种。于是,这就成为科班的政策。因此,富英在科班所学的东西,也不通大路,全是闭门造车,结果,搭大班都不合适,必须另拜老师才成。

 (124)科班教戏,不教全。如富英会《探母》,不会《回令》,后来还是余叔岩教的。毕业后,必须脱胎换骨,否则就不成。

 (125)在科班里所学的唱做念打,全得改,比如唱腔,是所谓“童腔”,太贫,孩子味,改了才成,那种腔,名为“三环套月腔”,一腔套腔,小孩唱起来,还没什么,大人不成,难听。后来,余叔岩给富英又改了不少。

 (126)萧长华后将《群英会》加上《借风》,变成“富连成'的传统戏,谁都会唱,自马派定型后,富英等才不唱《借风》了。

 (127)富英出科后,先搭王蕙芳组的班子,徐碧云在内,并以他为主,老生还有贯大元,贯妻是徐碧云之姐,三人为郎男,能唱“对儿戏”(又名“夫妻戏”)。富英与徐没有“对儿戏”,只能在前面演《捉放》、《南阳关》等戏。前途不怎么样,因而一个来月,就走了,到上海去了。

 (128)王蕙芳(王八十之子)之母,为梅雨田之妹,梅兰芳之姑母。尚小云之妻,为王之妹。

( 《宣武文史》第11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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