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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有“万里长城”，今有“航空母舰”。 都是防御设施，变化之中，又有不变。 当年的“万里长城”，并没有阻止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入侵。 如今的“航空母舰”，又是否承担得起，面对西方霸权保家卫国的重任？ 真正的维系国家与民族命运安全的核心要素，是什么呢？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的历史。 回顾我们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中华民族，其实是一个南方农业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联合体。 “万里长城”，只不过是这个联合体之中的一种联合方式。 如果把中华民族比作是一个《太极图》，那么，“万里长城”，其实就是《太极图》中，那阴阳鱼之间的一条交界线。 中华民族，在联合中融合。 而相互联合与相互融合的方式，就是战争。 只是，战争的结果，不是消灭、不是征服，而是融合，而是淘优汰劣、取长补短、共同进化。 就像“精细胞”与“卵细胞”的结合，那也是一场战争，而“精细胞”与“卵细胞”之间，那场战争的结果，也是融合、也是淘优汰劣、也是取长补短、也是共同进化。 自从中华民族具有可信的历史记载以来，中原农业民族，就与塞外游牧民族，进行着不断的战争。 从齐桓公的“尊王攘夷”，到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再到秦始皇连接各国的一段段旧长城、组成一条新的“万里长城”；以后，又有两汉之间征服匈奴，隋唐时代统一漠北，宋、元、明、清的你来我往，那都是既有战争的过程，也有融合的结果，在战争中融合，在融合中淘优汰劣、取长补短、共同进化。 那么，在没有可信的历史记载之前呢？ 在公元前841年周朝的“国人暴动”，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从此有了明确的纪年之前呢？ 那时候，中原农业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考古发现，我们中华民族，号称“龙的传人”，可是，龙的故乡，却不是在长城以南，而是在长城以北，是在长城以北之东北辽西的那一片半农半牧地区。 从考古学上来说，我们中华民族，起源于7000年前东北辽西地区的赵宝沟文化——入侵中原。 史籍记载，伏羲氏“有龙瑞，以龙为官，号曰龙师”，而赵宝沟文化的主人，就是最早的“龙的传人”。 赵宝沟文化的主人，就是史籍记载中的伏羲氏。 结合史籍记载与考古发现，伏羲氏在距今6500年前入主中原，“代燧人氏继天而王”，然后，他们“立一百一十一年崩”。 他们这一次入主中原的结果，就是他们伏羲氏部族，被一分为三。 他们的王族，率领他们战败的主力部队，脱离他们的百姓，逃到了湖南，创造了湖南的高庙文化、汤家岗文化等文化，然后，又到安徽，创造了薛家岗文化和凌家滩文化。 他们的百姓，则回到东北辽西，将赵宝沟文化，转变为了红山文化。 另外，他们还有一部分人，就被仰韶文化的主人女娲氏部族所俘虏，从而被女娲氏部族，带回到女娲氏部族的大后方陕西，在陕西地区落地生根。 那一部分人，就是后来诞生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轩辕氏黄帝的少典氏。 这之后的1000年时间，就是属于传说中的神农氏炎帝时代，大家在女娲氏部族，也就是神农氏炎帝部族的倡导下，“断鳌足以立四极”，1000年，相安无事。 而到了距今5500年，伏羲氏部族的后裔，凌家滩文化的主人朱襄氏，和红山文化的主人金天氏，分别从安徽和东北，南北对攻，再次入侵中原。 这一次，他们就不是被其他部族所打垮，而是被他们自己的兄弟部族，同是属于伏羲氏后裔的少典氏之一部——轩辕氏黄帝世系所制服。 轩辕氏黄帝世系，由于长期生活在神农氏部族的仰韶文化区之腹地，被仰韶文化所同化，所以，他们就率领中原各部族，反对朱襄氏和金天氏的殖民性统治，建立“协和万邦”的平等自由之天下。 龙山文化四面开花，就是这种“协和万邦”政治体制的具体体现。 而金天氏的后裔颛顼大帝以及帝喾，都皈依于黄帝的政治理念，他们继续执行黄帝的这种理念，并且，因此将他们的祖先金天氏，也尊奉为“黄帝”。 于是，中华民族正式形成。 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不仅是一个血缘融合的过程，更是一个文化融合的过程。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鲤鱼跳龙门”的说法。 考古发现，鱼，曾经是仰韶文化的图腾。 所以，“鲤鱼跳龙门”，实际上就是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文化融合的一个缩影。 考古发现，在文化融合的过程中，不但有“鱼跃龙门”，还有“蛙跳龙门”，还有“龟遁龙门”，从而形成“蛙龙”，形成“龟龙”。 当然，图腾，代表的是价值观文化；图腾的融合，代表的是价值观文化的融合。 而在价值观文化之外，还有世界观文化的融合。 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仰韶文化之阴阳性世界观，与赵宝沟文化之星宿性世界观的融合。 仰韶文化的阴阳性世界观，产生了以《太极图》《五行图》《洛书》《河图》为核心的辩证性世界观。
赵宝沟文化的星宿世界观，产生了以“北斗九星”为核心的天极性世界观。
而阴阳世界观与星宿世界观的根本区别是什么呢？ 阴阳性世界观的思维方式，是比较性的；而星宿性世界观的思维方式，是比附性的。 一个比较，一个比附。 比较，就是同时关注了对立统一关系中的双方。 就像男人与女人比较，不仅是通过女人，看到男人是男人，也通过男人，看到女人是女人，所以，就形成了一种辩证性的思维方式，形成一种实事求是的思维方法。 而比附，是只关注对立统一关系中的一方，轻视——熟视无睹于对立统一关系中的另一方，就是将人类社会，拿去比附天上星宿之间的关系，这样，虽然是对天上星宿很了解，却并不了解人类社会，这就形成一种刻板性的思维方式，形成一种虚妄性的思维方法。 关于仰韶文化的阴阳世界观的例子，除了半坡文化遗址中出土的“人面鱼纹彩陶盆”之外，我们还可以结合“龙马负图、神龟载书”的神话，都是产生于洛阳西部的孟津县和洛宁县这个传说来看。 孟津县和洛宁县这两个地方，都是处于三门峡市陕州区与渑池县的前沿地带，也就是处于仰韶文化之庙底沟文化的控制范围之内。 所以，可以合理地认为，《河图》《洛书》，是由庙底沟文化的主人们创作的，是属于仰韶文化。 最主要的，是阴阳文化出自仰韶文化，而《河图》《洛书》，就是以阴阳文化为基础的。 关于赵宝沟文化的星宿世界观的例子，我们可以看河南濮阳水坡的天盖墓，以及河南巩义青台遗址中的“北斗九星”遗迹、和河南荥阳双槐树遗址中的“北斗九星”遗迹。 这三个遗址中，都有星宿文化。
伴随着星宿文化的，还有他们的鹿崇拜文化。
而关于鹿崇拜文化，史籍中有记载：伏羲氏“始制嫁娶，以俪皮为礼”。 俪皮就是鹿皮。 由此可见，史籍记载与考古发现，都表明了，赵宝沟文化的主人伏羲氏部族，具有鹿崇拜的文化。 那么，为什么赵宝沟文化的主人伏羲氏，伴随着星宿文化，还会有鹿崇拜文化呢？ 因为，根据五行学说，水生于冬，木生于春，水木交替，始于“冬至”。 而鹿有“冬至”时节脱角的现象。 这种现象，正好可以比附冬至时节的水木交替，也就正好可以比附赵宝沟文化的主人伏羲氏作为“木德王”，去取代作为上一个世道轮环中的“水德王”的燧人氏，以“代燧人氏继天而王”。 所以，鹿，是赵宝沟文化的主人伏羲氏部族的崇拜物。 在距今6500年前，除了在赵宝沟文化遗址，出土有关于鹿崇拜的文化现象外，其它的文化遗址，都没有出现过鹿崇拜文化的现象。
所以，濮阳西水坡遗址中的天盖墓，出现鹿崇拜，就表明这个天盖墓，是属于赵宝沟文化。 当然，濮阳西水坡遗址的天盖墓是属于赵宝沟文化，这个，只要用其天盖墓中有龙，而在这之前，只有赵宝沟文化崇拜龙，就可以证明。 这里，又来以鹿出现于墓葬中作证明，不过是锦上添花而已。 那么，距今5500年的河南巩义市青台遗址中的“北斗九星”遗迹，和距今5300年的河南荥阳市双槐树遗址中的“北斗九星”遗迹，就都是伏羲氏的后裔——红山文化的主人再次南下中原的结果。 距今5500年，考古学上，发生了三大显著的变化：一是红山文化由早期变为晚期；二是大汶口文化由一期变为二期；三是河南巩义青台遗址出现。 而河南巩义青台遗址中的“北斗九星”遗迹，清楚地表明，这个遗址不属于仰韶文化，而是与一千年前的赵宝沟文化以及濮阳西水坡天盖墓文化有关联。 所以，由这个遗址的出现，就可以肯定，距今5500年，红山文化的主人——伏羲氏的后裔，再次入主中原。 那么，这一次的红山文化的主人再次入主中原，带来了什么样的文化上的后果呢？ 第一个后果，就是五帝时代的政治体系中，有“三公”出现，这是伏羲氏部族进入中原政治体系之主导地位的结果，是星宿文化的体现。 而与“三公”相对的，当时的政治体系中的“四岳”，就是属于仰韶文化的体现。 “四岳”，就是“断鳌足以立四极”中的“四极”，而这个“断鳌足以立四极”的倡议，是根据仰韶文化的《洛书》理论而来的。 仰韶文化的《洛书》，就正是以“神龟载书”的面貌示人的。
龟的四条腿，就是象征着“四极”。 红山文化的主人再次入主中原的第二个后果，就是《天干地支》的产生。
《天干地支》，原本是对时辰与节气的比附，也就是属于星宿文化。 但是，在与仰韶文化的《河图》《洛书》相碰撞后，它又融入了《河图》《洛书》的内容进去，使得其中的每一个时辰，都有特定的阶段性性质。 我们仔细理解《天干》与《地支》各个名称的含意，会发现什么呢？ 《天干》中的甲、乙、丙、丁，是否是在描述一个人从小到大这个过程中，他与他的父母之间的关系变化状态呢？ 《天干》中的戊、己、庚、辛，是否是在描述一个人从当家，到放手交权这个过程中，与他的子女之间的关系变化状态呢？ 《天干》中的壬、癸，是否是在描述一个人放手交权之后，他的子女们继往开来的状态呢？ 所以，整个《天干》的十个顺序，其实，就是描述了一个人一生，与他的父母相矛盾、与他的子女相矛盾，然后，他的子女，又重复他的老路的这种过程与趋势。 我们再看《地支》： 《地支》中的子、丑、寅、卯，是否是在描述一个人从小到大这个过程中，他与他的父母之间的关系变化状态呢？ 《地支》中的辰、巳、午、未，是否是在描述一个人从当家，到放手交权这个过程中，他与他的子女之间的关系变化状态呢？ 《地支》中的申、酉、戌、亥，是否是在描述一个人被迫放手交权之后，与他的子女之间的关系变化状态呢？ 所以，整个《地支》的十二个顺序，其实是和《天干》的十个顺序一样，也是在描述一个人一生，与他的父母相矛盾、与他的子女相矛盾，然后，他的子女，又重复他的老路的这种过程与趋势。 只是，《天干》和《地支》，具有角度上的不同。 《天干》，是站在一个人自己的立场与角度，来描述这个过程与趋势；《地支》，是站在一个人的对立面，即他的父母与子女的立场与角度，来描述这个过程与趋势。 而《天干地支》所表现的这种世界观，是来自于哪里呢？ 显然是来自于仰韶文化，是来自于仰韶文化的《太极图》、《五行图》、《洛书》、《河图》。 我们看《五行图》中的金、木、水、火、土之轮环，与《天干地支》中的前后轮环，是不是同样一种形式呢？
我们再看《河图》中，中央的三个五，是不是与《天干地支》中的当事人、其父母、其子女的三个角色相似呢？ 而《河图》中内圈的一、二、三、四，像不像《天干》《地支》中的甲、乙、丙、丁，与子、丑、寅、卯呢？ 《河图》中外圈的六、七、八、九，像不像《天干》《地支》中的戊、己、庚、辛，与辰、巳、午、未呢？ 所以，《天干地支》，作为一个错落有致的循环运转系统，它本身是由伏羲氏部族的星宿文化而来的，但是，她又受到了仰韶文化的深刻影响。 她的内涵，严格地符合《太极图》《五行图》《洛书》《河图》所揭示的事物变化之规律。 当然，在《天干地支》之前，伏羲氏部族的鹿崇拜，也是以《五行图》学说为基础的。 而伏羲氏所创作的《八卦图》，也是由《太极图》《五行图》《河图》《洛书》而来的。 伏羲氏部族首先接受了《五行图》文化，所以，就有“木德王”，就有鹿崇拜。 但是，当女娲氏部族再以“天降祥瑞”的方式，向他们展示《河图》《洛书》时，他们并不接受。 他们，只接受他们愿意接受的文化。 于是，女娲氏部族只好“杀黑龙以济冀州”，以铁血手段，强迫他们接受《河图》《洛书》文化。 于是，在遭遇大败之后，伏羲氏部族的精英阶层，终于肯静下心来，仔细地研究《河图》《洛书》，从而创作出《八卦图》。
其实，伏羲氏不仅根据《河图》《洛书》创作了《八卦图》，他们还创作了“八角星纹”，还创作了“玉琮”。
这些，都是在他们被女娲氏部族打痛了之后，而静心研究女娲氏部族的仰韶文化，所得出的成果。 所以，北方游牧民族的每一次入侵中原，都会形成两种文化之间的融合。 而在这个民族大融合的进程中，最终的结果，相互竞争的胜负，这就不是由军事战争来决定，而是由文化战争来决定。 但是，军事战争，是文化战争的重要抓手。 女娲氏部族，正是通过打垮并且俘虏伏羲氏部族中的黑龙氏，使之变为少典氏，从而在伏羲氏部族中，培养出仰韶文化之价值观与世界观的忠实拥趸——轩辕氏黄帝，最终，造就出我们的中华民族。 那么，从“万里长城”到“航空母舰”，我们面临着一段新的历史，这段新的历史，与过去相比，具有怎样的变化呢？又有怎样的不变呢？ “万里长城”，是南方农业民族为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侵略而形成的；“航空母舰”，是我们中华民族为防御西方海洋民族的侵略而形成的。 这是一种从北方到西方的变化，也是一种从地区到全球的变化。 而随着这种防御对象的变化，也就伴随着与我们的文化相融合的对方文化的变化。 也就是说，与我们中华文化融合的文化，不再是北方游牧民族的星宿文化，而是西方海洋民族的科学文化。
那么，西方海洋民族的科学文化，相对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呢？ 这种“科学”文化，虽然在现象上，与当年伏羲氏部族的星宿文化有所不同，但是，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区别。 星宿文化强调万众归一，也就是一种本位性的价值观。 这种本位性的价值观，在集体的层面，是强调本位主义；在个体的层面，又是强调个性自由。 所以，她本质上是一种竞争性的价值观。 而“科学”文化，强调“科学”，也就是强调分析，就是强调分科而学。 这种分析与分科而学的结果，和星宿文化之比附的结果是一样的，都是只注重其一，不注重其二，都是不能整体性地看问题。 这样就造成其个体性的价值观，本质上同样是一种竞争性的价值观。 在世界观方面，星宿文化的世界观，是有一个星宿模型，他们以为世界，就是按照这个星宿模型的形式存在和变化。 而“科学”文化的世界观，就没有模型。 他们是不可知论者。 他们不知道这个世界，到底是个什么样的。 正是由于这种不可知论，就使他们只相信他们已经认识到的事物，而不愿意对未知的事物进行假设，不愿意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 西方“科学”文化与中华民族“阴阳”文化的差别，通过一个医学学科，是充分地表现出来了。 但是，即便对比结果明显，西方人，不会承认这个事实。 这就是惯性作用。 惯性，导致人或事物，不肯轻易改变。 所以，对待西方人的执拗，我们只能像女娲氏对付伏羲氏一样，“杀黑龙以济冀州”，用强力迫使他们改变。 “万里长城”，没有阻挡住游牧民族入侵中原。 我们希望，“航空母舰”，能够帮助我们安如泰山，并且，通过我们的安如泰山，来让世界，因我而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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