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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知青，讲知青，纪念知青。让我们一起倾听知青的故事，感悟历史中的人、人的历史….. 我是在校园里长大的。 打我记事起，我的父亲一直是一所完全中学高三年级的语文老师和班主任，母亲在旁边的小学任教。 那时候的高中生都是住校的，我经常去他们的宿舍玩，交了好多大朋友。他们开会，我就在旁边坐着听，听他们讨论国家大事，讨论班务或评点佳作；他们唱歌，我就在旁边跟着哼，许多老歌都是跟着他们哼会的。 印象最深的就是那首《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他们唱得特别投入，而且总是只唱前面四句，反复两遍，害得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以为这首美丽的歌曲就是只有这四句歌词。 “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现在想起来，他们可能是想家了，高考的压力实在太大。 到了暑假，有些人不声不吭打起背包就走了；有些人则喜笑颜开，逢人便打招呼，我知道这是考上大学了。有时候他们还会给我一块糖，并给我快快长大也能考上大学之类的鼓励。 对于这些糖和鼓励，我从来都是照单全收的，我甚至都没有想过有一天我可能会与大学无缘。我一直认为，上初中、高中、大学，就像每天要吃早饭、中饭、晚饭一样，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再普通不过的日程。 但是这种观念在我六年级的时候便开始动摇了，初中毕业时则是彻底颠覆。 我的初中是直升的，当时学制缩减为两年，基本上没学到多少知识。 第一个学期上课还算正常，数学学正负数加减乘除及因式分解，这也是我后来参加高考时数学知识的全部基础。语文除了一些歌颂文章外，还学了若干鲁迅的短篇，比如“痛打落水狗”的那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记得有一篇歌颂《东方红》的文章，文字特美，我到现在还能背上开头的几句：雄伟壮丽的旋律，简练明确的音乐语言，激情磅礴的气势，犹如大海的怒涛，长空的雷电，摧枯拉朽，呼啸奔腾…… 可惜好景不长，第二学期便改学“工基农基”了。上课就是制作“920”农药，然后去农村给农作物涂抹。期末考试就是用手柄摇动柴油机，发动起来就能通过。 两年时间很快，一晃就过去了。就在我准备接着上高中的时候，事情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按照我的成绩排名，我是完全有资格升学的，但是负责升学的贫农代表却不以为然。她当着我的面说：“高中，贫下中农都应上上。你家已经有两个先生了。”“先生”指的是我父母的教师身份，意为我们家已经有文化人了，我不应该再去读书了。她嘴里的“先生”可不是尊称，语气中带着明显的不屑。 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她在众人面前挥着食指冲我比划、吼叫的情景依然是那么的清晰而挥之不去。她之所以强调“贫下中农”，是因为我的母亲出身不好。 1949年前，我的外公长期担任小学校长，薪水还算可以。外婆除了支出四个子女上学的全部费用外，剩下的钱就全部拿去“得田”（即买地），硬是把外公原来的中农家底“得”成了后来土改时的“地主”。 外婆被评为地主分子时，她唯一的儿子，我的舅舅在福建前线刚刚经历了惨烈的金门战役。舅舅是在高中时参加南下工作队并加入人民解放军的，金门战役中历经生死，本来他应该大有作为的。但外婆的地主身份影响了四个子女的发展，尤其是舅舅的政治前途，还殃及了第三代，比如我的上高中资格。 贫农代表的坚持，阻止了我上高中的希望，也粉碎了我自幼以来就有的大学梦。 第二年春天，我成为了一名插队知青，这一年我刚满15周岁。考虑到最好有人照顾，我的下乡之地是久违了的老家苏南农村。 苏南农村比较富裕，我们村里最差的年份10个工分也能值7毛9分钱，一个男劳力一年大约能得3000多个工分。我的工分虽然折上打折，去的第一年依然拿回了全部口粮，还得了9元钱分红。 第二年秋天，县报的总编来我们村劳动改造，主办了大队的秋收战报。在他的鼓励下，我发表了我的第一篇文章，题目是《战地黄花分外香》。这篇文章后来又被公社广播站的自办节目录用，两天一期，一天播放三遍，我一下出了名。 逐渐我的活动多了起来，公社的、县里的通讯创作会议经常有我的通知，还因此被选为优秀知青代表，奖到了一套青年知识丛书。其中一本数学知识，概括了当时初中到高中数学教材的基本内容，在我后来的复习高考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插队的第5年，我被抽调到公社党委秘书办公室工作，月薪31元，当时叫半脱产干部，但是农村户口不变。因为有了这些经历，1976年公社推荐上大学的工农兵学员时，我有了一定的底气。因为明确以劳动实践为主，不论学历高低，我本已沉寂的大学情结又被激活，大着胆子报了名。 考试那天，为了取得好的印象，我特意穿了一条屁股和膝盖上都打了补丁的裤子，顺脚套了一双凉鞋。到了现场我却懵了，我以为自己够艰苦朴素的样子了，人家有些人居然是赤脚来的，裤管卷到膝盖处，让我自惭形秽。 好在我迅速调整了心态，口试时应答顺畅，自我感觉还不错，因而满怀着上大学的希冀。然后却是石沉大海，似乎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我还在焦急中等待呢，却获知录取工作早已结束，胜出者都已经去学校报到上学了。我认识的两位中，一位是公社团委书记，一位是烈士的亲属。唉，确实不在一条竞争线上。 转眼到了1977年10月，国家忽然宣布恢复久已荒废的高考制度，而且所有人都能报名。我和大家一样，心急慌慌报上名，未及复习就匆忙进了考场。忙忙乱乱一场努力，却又名落孙山，不够复试成绩。 知道内情的人告诉我，说我的语文成绩考得很高，可是数学分数只是个位数。现在想想或许也是幸运，要是那次我侥幸进了复试，因为数学的原因，总分可能会拉得很低，即使录取了也不一定能进好的学校，更不用说南京大学了。 1977年的失败虽然令人沮丧，但是高考制度的恢复也让人有了希望。我立即投入到了下一届考试的准备之中。考虑到我的数学过于薄弱，我准备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数学复习上。 其实在这里说复习是很不准确的，因为绝大部分内容我都没有学过，复习两字从何谈起？其时有人给了我一个信息，说中学某位数学老师正在给应届生复习高考，并把我介绍给了他。但是我一共上了两节课就没法继续了。去时老师正在复习三角函数，我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知识，一节课下来如同在听天书。为了记好笔记回去继续琢磨，下课时我对老师提了个要求，指着sin和tan等符号说能不能写得不要太潦草，我看不懂。 他很惊讶，说连这个都分不清，你来干什么？我把我的数学基础如实告诉了他，他听了以后沉默了一会，叹口气说，你还是回去吧，坐在这儿也没用，数学是大分。他的潜台词我非常明白：我的数学太差了，高考是没有希望的，坐在教室里也是白搭。 我不好意思再去听他的第三节课，我也没有能力再去听他更多的课程，唯一的办法只能是自力更生了。可是突然恢复的高考制度使中学教材成了抢手货，市面上怎么也觅不到。我忽然想起了奖给我的那套青年知识丛书，关键时刻它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数学自学的艰难自不必说，但是比这更难的是我当时的处境。 高考恢复时，我刚刚阴差阳错失去了一次知青上调的机会。 1976年前后，国家政策开始调整，知青陆续返城安排工作。我本来是可以去一个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党委办公室做文书工作的，可是因为一些复杂的原因，最后被“调剂”了下来。所以我的当务之急是继续好好表现，争取新的招工机会。而“扎根”思想是否牢固，在当时的政审中几乎是起一票否决作用的。如果公开报考大学，那就证明我在农村扎根的思想不牢固，这会直接影响到我当时的工作处境及未来的知青上调。 忐忑不安的我不敢声张，白天照常下乡跑情况，晚上循例参加碰头会，倾听明天的工作安排。回到宿舍往往已是晚上十点左右，公社自发电正好关机，根本不可能看书。我每天晚上都盼望着清晨四点三刻快快到来，因为公社广播放大站会在这个点上打开自发电，准备新一天的农村广播。 这一年的春夏两个季节，我都是机器一响就起床，自学到8点左右去食堂吃早饭，然后开始一天的日常工作。说起来我自己都有些不相信，我在半年中用每天三小时的时间竟然自学完了中学六年的全部数学课程，高考时虽然只得了69分，但在当时的考试中，这一门成绩算是相当不错了。 我要参加高考的消息还是传了出去，公社党委某些领导很有想法，背后议论我是“这山望望那山高”。 有一天早饭时，一位年轻的副书记看到我，很严肃地对我说：“如果你是高中生，我们也不好反对你。但是你只是个初中生，要想考大学等于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还是好好巩固一下扎根思想吧，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 当我真的通过了考试，拿到了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后，她又特意找到我说：“没想到你会考得那么好。其实我也是很想报考的，而且我在中学里外语特别好，要是我报考的话，估计也能考上南京大学。”她的心情我理解，当时有许多像她这样的人，因为职业、身份、工作以及各种社会原因，没有鼓起勇气再迈出一步，最终与大学失之交臂。但是，她不应该反对我的报考。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在高校任教。30多年里，阅尽学子无数。他们或来自周边的城市，或来自遥远的山村，经历各不相同。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再也没有人敢公开剥夺他们潜心求学的权力。 历史毕竟是向前发展的，社会的公平正义正在得到进一步彰显，像我这样被人认为“蛤蟆想吃天鹅肉”的求学经历，终于成了历史的绝版。  与大学同班同学合影（前排左一为作者） 作者高鸣，江苏无锡人。南京大学历史系78级。硕导。历任无锡轻工大学社科系副主任、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二系主任，无锡市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获省“优秀两课教师”称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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