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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未政潮，是晚清政局转换的一个重要契机。政潮始于1907年4月，终于同年8月，历时4月有余。 政潮由岑春煊、瞿鸿禨等人掀起。他们联络海内外立宪派人士，密谋策划，企图借立宪之机推倒以庆亲王奕劻和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派。 岑春煊，广西西林县那劳乡人，与赵炳麟的父亲赵润生早有交往。就在赵润生通过会试的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赵润生便在北京认识了后来大名鼎鼎的岑春煊。岑是云贵总督岑毓英之子，见赵“沉默寡言笑，知为儒硕”，便延请他做儿子的家庭教师。两人常常深夜剪烛啜茶，纵谈天下事。赵润生每感于身事国事，便叹息流泪，这给岑春煊很深刻的印象。 赵炳麟故居前经过修复后的赵氏门楼 两年后，赵润生中进士，因继母杨氏年且七十，远省迎养不便，按照他本人的请求，朝廷即以知县分发湖南补用。因囊中羞涩，他向岑春煊借500两银子才赴任。公元1905年8月6日（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初六），时任南洲直隶厅抚民通判的赵润生不幸死于任上。赵炳麟了解父亲与岑春煊的关系，便写信请曾任太子少保、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史、两广总督的岑春煊为父亲赵润生撰写墓志铭，然后由工部左侍郎唐景崇(灌阳人)为之书。因为这层关系，更重要的是岑春煊与赵炳麟都属于清廉刚直的人物，赵炳麟在其针对袁世凯之流的斗争中，自然而然地站在以岑春煊为首的清廉派一边。 瞿鸿禨为官清廉，为事果断，荣禄死后，深为太后倚重。袁世凯靠着源源不断的丰厚孝敬，使奕劻对他的言听计从。瞿鸿禨任军机大臣，袁世凯起初是有意接近的。瞿任河南学政时与袁世凯的弟弟有师生的名分，袁世凯就派心腹向瞿鴻禨问安，说他也应该向瞿鴻禨递门生帖子。瞿鴻禨冷冷地回答不敢当。袁世凯又表示愿与瞿鴻禨结为异姓兄弟，瞿鴻禨回答自己从不与人结拜，予以谢绝。袁世凯又借瞿鴻禨二儿子娶妻的机会，送了一份厚礼，瞿鴻禨把礼金原封不动退回。袁世凯提出设立责任内阁，以庆亲王为总理，自己与瞿鸿禨为副总理，又被拒绝。袁世凯几番努力失败后，决定站在瞿鸿禨的对立面，与之进行斗争，设法将其排挤而去之。 而瞿鴻禨也有类似的想法：奕劻和袁世凯结党擅权，心腹党羽遍布朝列，若任由他们的势力发展下去，必定不利于清朝的社稷。当时的六位军机大臣中，除了老不经事的鹿传霖，其余四人都与袁世凯连通一气。瞿鴻禨尽管是势单力孤的一个人，但他仍决心将奕、袁的联合势力逐出政坛。局势的发展，使他有了盟友岑春煊。在1900年八国联军进犯京津地区，慈禧与光绪出逃，岑春煊首先率部“勤王”，因此获得慈禧的好感，因功授陕西巡抚，后调任山西巡抚。岑春煊率兵“勤王”有功，成为清末重臣，与袁世凯势力抗衡，史称“南岑北袁”。光绪二十八年，岑调任广东，未及上任，四川总督奎俊因镇压四川义和团不力而去职，岑春煊遂赴川署理总督。在任期间，他严肃吏制，建立警察制度，一举弹劾四十余名官员。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岑调任两广总督，仅两广督任上劾罢不法污吏渎职者1400多位。使全国为之震动，人送绰号“官屠”，与“士屠”张之洞、“人屠”袁世凯并称“清末三屠”。岑春煊因有慈禧支持，在各地为官期间不惧权贵，弹劾并处罚了一大批买官而来的官员，尤其是他逼令荷兰引渡裴景福和查办广州海关书办、驻比利时公使周荣曜两案，尤其引人注目，但也因此开罪了这些官员的后台庆亲王奕劻，自此岑便联合军机大臣瞿鸿禨，与庆亲王及其党袁世凯展开争斗。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奕劻以云南片马民乱需要处理为由，将岑调任云贵总督，驱离权力中枢。岑遂称病拒不就任，停留上海，观望政局。1907年3月3日，改调岑为四川总督，岑依然安坐不动。3月30日，邮传部尚书张百熙病故，遗一肥缺，为各派尤其是北洋所垂涎。4月20日，东三省官制发表，总督为徐世昌，奉天巡抚为唐绍仪，署吉林巡抚为朱家宝，署黑龙江巡抚为段芝贵。四人全是清一色的北洋班底。北洋揽权，肆无忌惮，任命一宣布，引起朝野强烈反响。在瞿鸿禨的暗中援引下，岑春煊以赴川就任为名，乘船到武汉，旋具折请求“顺道”觑见，因料到该折必被奕劻等人驳回，所以不等回电，便坐京汉车兼程北上。途中，“三霖公司”也卷了进来，瞿鸿禨的同乡御史赵启霖专程赶到保定车站迎候，并陪同进京。 5月1日夜，岑到达北京，次日凌晨，叩响宫门，丁未政潮揭幕。其间，清廉派组织了两条战线的攻势。一条从内，由岑春煊进行，通过岑向两宫的“面奏”以动“圣听”；一条从外，以御史赵炳麟、江春霖、赵启霖的“三霖公司”为首，运动言官上折言事，并发动报刊舆论助阵，进行声援。 据资料介绍，当时赵炳麟、赵启霖、江春霖“三霖公司”秘密相约，三人将先后弹劾袁、奕集团，如果前面有人因此被罢官，后面的人要继续找机会弹劾。笔者不知这种说法是否有所根据，但未来的事情发展，还真有他们前仆后继参劾袁氏集团这么一回事。赵启霖、江春霖在弹劾奕、袁集团中相继落马，赵炳麟接力继续弹劾，差点将袁世凯送上断头台（吃枪子）。但这只是完成了三人相约任务的一半，赵炳麟最终因弹劾另一个巨奸奕劻而落马离京。 5月2至5日，到京后的岑春煊被连续召见四次。他上奏称他愿为两宫作一看家恶犬，慈禧大受感动。3日，授其为邮传部尚书。岑就任邮传部尚书的当日，便口头参劾袁世凯的“尾巴”左侍郎朱宝奎“勾结外人，吞没巨款”，朱被革职。尚书与侍郎同为一部的“堂官”，而且也从未听说过同一部中的尚书参劾侍郎的事情。再者，劾罢朝中的大僚高官，必须有实际罪状。侍郎官居正二品，品秩甚高，今只因岑春煊之空言奏劾而遽予罢斥，未免骇人听闻。（《清德宗实录》记载：“谕内阁：据岑春煊面奏，邮传部左侍郎朱宝奎声名狼藉，操守平常，朱宝奎着革职。”） 岑春煊为什么要奏劾朱宝奎？因为在于朱宝奎是袁党。朱宝奎游学西洋回国，投奔盛宣怀门，因人颇机警，渐被亲任，不数年由同知捐升道员，遂充上海电报局总办。他见盛宣怀有婢女绝美，想据为己有，盛宣怀不许，两人产生矛盾，私发路局积弊，并抄录累年洋商交涉案叛归袁世凯。袁世凯很久就垂涎铁路、电报、招商三局之利，但不详知其内情，至是得朱宝奎提供资料，遂参劾盛宣怀，将其撤职，以铁路局交唐绍仪，招商局交杨士琦，电报局交吴重熹，而保朱宝奎为邮传部侍郎。 岑春煊参劾朱宝奎，无疑打击了袁世凯。袁世凯见亲信失权，大为恐慌，忙给端方去密信。奕劻知道后便活动慈禧，想办法逐岑春煊出京城。而岑春煊接着又直接弹劾奕劻搞假立宪，贪黩成性，引用非人。同时由于另一条战线的台官“三霖公司”又先后抗章弹劾奕劻父子，而汪康年主京报，讥讽尤其给力，士论哗然和之，太后也为之震动。一日，庆王以疾请假，瞿鸿禨承旨，太后慨然谓：“奕劻年老，设遂不起，尔试思谁可继其任者？”瞿鸿禨说请依旧例用近支宗亲，便推荐醇亲王爱新觉罗·载沣，太后表示同意。情势发展到了此一地步，奕劻的地位真的动摇了。倒庆亲王即是倒袁世凯，庆亲王奕劻一倒，袁世凯没了后台，也非倒不可。 再说另一战线也在积极进行。为配合岑春煊，“三霖公司”利用“杨翠喜案”发动了攻势。 庆亲王奕劻的长子载振，是个花花公子，1906年颁布立宪改革官制时，任农工商尚书，时年仅30岁。是年，慈禧又派他与徐世昌共同前往东三省考察，以便将东三省改设行省，增设总督巡抚。安徽合肥人段芝贵，曾在袁世凯署中听差，升至道员。因他做事总能迎合袁的意思，袁世凯便让他常伴左右，并升任为南段巡警总办。这次载、徐来津，袁世凯又令他晋京迎接，并负责安排两位钦差在津的一切活动。 送走二钦差后，段芝贵知道载振好色，当地有个歌伎，叫杨翠喜，可谓姿色俱绝，载公子很是喜欢。为了讨好载公子，段便用12000两白银将大牌明星歌伎翠喜买到手，置于益德号商人王益孙处。当得知载、徐不日由奉返津时，段芝贵又于12月29日乘专车前往奉省迎接。载、徐在津逗留3日，临行前一天晚上，段芝贵将载振引至王益孙家杨翠喜的住处，杨翠喜遂告知是段芝贵成全二人好事。载振大喜。但一个歌妓，又如何名正言顺地带进王府？载振临别时提醒翠喜说：“几日后，就是我父的寿辰，到时令段芝贵晋京祝寿，可将你一同带入庆亲王府。”1月5日，载、徐及随员回京，袁世凯率领文武各员并学界士绅，赴车站相送，同时，也不失时机推举段芝贵充任黑龙江巡抚。 送走钦差，袁世凯与段芝贵即着手准备寿礼，由段持袁的手令，到天津商会会长王竹林处借得10万两白银。1月12日，袁、段携白银10万两及珍珠蟒袍一件，貂皮5000张，进京为庆亲王奕劻拜寿，当然也将翠喜以使女为名，秘密带入庆亲王府。 此事影响很大，御史赵启霖、赵炳麟、江春霖先后上书弹劾奕劻、载振父子“置时艰于不问，置大计于不顾，尤可谓无心肝”。（《光绪朝东华录》） 赵启霖获悉消息后，便于5月7日上折，指控段芝贵以12000两黄金于天津买歌妓杨翠喜献之载振，又从王竹林处借十万两黄金作为奕劻的寿礼，因此而由一个道员跃升黑龙江巡抚。 赵启霖奏章事涉段芝贵和奕劻父子。这奕劻非等闲之辈，乃皇室懿亲，论辈份，是宣统的叔祖辈，又是三朝元老，老奸巨猾。他为军机处领班，揽权纳贿，其门庭若市，人以比之严分宜(严嵩)父子。当时“奕劻父子之专权也，撄其锋者立糜碎”（《清朝野史大观·清人逸事》），凡与奕劻父子作对，均无好下场。先是侍御蒋式瑆弹劾奕劻贪污丑事，结果被遣回原衙门。又因奕劻之子载振好渔色，继被御史张元奇奏参，稍有检点，后来升为农工商部尚书。时赵启霖弹劾之际，奕劻正执掌国政，得到慈禧专宠。奏章上达后，一时朝野震动。汪康年主持的《京报》也极力配合，渲染奕劻、载振父子的腐败行为。舆论哗然。慈禧迫于清议，派醇亲王载沣、大学士孙家鼐查办此事。是时，清廉派处于攻局，奕劻北洋派处于守局，有冰山将倒之势，慈禧甚至酝酿了开缺奕劻的计划；京津道上又纷纷传言，将以春煊代袁世凯为直督。连袁世凯也悻悻然表示，“久有去志，甚愿大谋岑春煊或武进盛宣怀来代”。（郭卫东《论丁未政潮》） 话说袁世凯将自己的谋士徐世昌推荐担任东三省总督后，徐世昌却不争气，在那里任意挥霍公款以及有卖国行为，让御史赵炳麟知道后，便向朝廷参了他一本。赵炳麟奏了两件事，一件事是徐世昌浪费公款，凡事铺张浪费。赵尔巽在东北数年，当兵灾战火过后尚能积存巨款，今徐世昌到东北后一事未办，便弄得财政空虚，动不动就说钱不够用，请朝廷拨款。另一件事是徐世昌有卖国之嫌。赵炳麟说，赵尔巽磋商多年未达成结果的外交，徐世昌到任后便一一允许，即拱手让与外人。赵炳麟表示，他真不理解徐世昌是何居心！世上岂有这样办理外交的？东三省为陪都重地，界外便是强国，就是极力维护国家利益，还难免吃亏，怎么能像徐世昌那样做呢？朝廷看了赵炳麟的上疏，便下旨，要徐世昌明白回奏。 至此，奕劻、袁世凯集团遭到沉重打击，朝野上下欢庆。 就在岑春煊、赵炳麟与袁氏集团的斗争有所进展的时候，1907年5月16日，《申报》有记者为此发表《论近日朝政》一文，对局势表示了担忧。文章说，自岑春煊尚书入京以来，朝廷气象为之大变，奕劻父子被查，杨侍翟相被参，朱宝奎、段芝贵被革职，人心亦为震动，海内人士莫不拍手相庆，都说自今以后贪婪贿赂之风将有所收敛。记者认为这些人的想法过于乐观，并断然说，奕劻父子一定不会有什么事，最多罚几个月薪水或惩处一下段芝贵、王竹林罢了。其结果是岑春煊在京一定呆不久，而赵炳麟将被流放京城外。记者还说：如读者不信，请抠他的眼睛悬于京城东门上面。 记者认为，如今的做法是治标不治本。因为国家上至官吏，下至小民，都为恶习所熏染，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如霉菌染病，无人不传，一个岑春煊、赵炳麟岂能抵百余个段芝贵、朱宝奎乎？那记者最后说，他不是为处罚段芝贵、朱宝奎感到痛快，而是为岑春煊、赵炳麟感到担心。 就后来岑春煊、奕劻父子的事情发展来看，与这位记者的预言还真相差无几，赵炳麟虽然未如作者所料的立即惹祸，但最后还是因为弹劾权贵而被外放离京。 岑春煊、赵炳麟与袁氏集团的斗争远没有结束。在载沣、孙家鼐即将来查办“杨翠喜案”之前，奕劻父子由于得到事先通报的消息，早就作好了伪证，只说杨翠喜是庆王府所买的使女。奕劻布置妥当后，也上奏慈禧，“力请查办，以杜众口，且谓如所劾属实，愿加等受罪；如查无其事，亦请以诬告反坐言官。”结果，载沣、孙家鼐草草调查一下，便以伪证复奏清廷。慈禧也不复查，就在5月16日《申报》记者发表《论近日朝政》的同一天，下诏将御史赵启霖以革职处分，说：“该御史于亲贵重臣名节攸关，并不详加访查，辄以毫无根据之词率行入奏，任意污蔑，实属咎有应得。赵启霖着即行革职，以示惩儆。” 事情处理结果有利于奕劻集团，但奕劻父子毕竟作贼心虚，只得舍车保帅。载振在舆论的谴责下感觉不安，5月17日上奏朝廷，主动要求辞去农工部尚书的职务。而庆亲王奕劻为了松懈政敌们的触觉，也请求慈禧裁撤了载振农工商部尚书的职务。慈禧对他的批示是：“事已查明，毋庸置议，庆亲王所请农工商部尚书开缺一事，本难照准，惟以庆亲王再四恳求，姑准开缺，稍事休养，以备膺任其他职务，继续为国效力。” 言官本有“风闻言事”的特权，但赵启霖竟然因弹劾权贵而落职。一时舆论哗然，台谏方面的反应最为强烈。都御史陆宝忠上疏为赵启霖辩护，由瞿鸿禨的门生汪康年主办的《京报》特刊布消息：“言官大会于嵩山草堂，谋联衔入告赵御史声援。”“此语上达禁中，上（慈禧）益疑外廷结党倾陷。”（恽毓鼎《澄斋日记》）御史们曾拟全体联衔具奏，但未付诸实行。奕劻虽令儿子辞职，但御史赵炳麟对整个事件的处理结果还是不服，明知言出祸随，仍于5月19日上《论救御史赵启霖疏》，建议清廷学乾隆皇帝宽待言官，大胆喊出：“时局至今日危险极矣，外人则狡谋久蓄，欲肆瓜分；内陆则乱机将发，各怀异志。臣愚以为，处此时势，大小臣工皆应劝善规过，共济时艰，倘敢言之谏臣严加摒斥，臣恐言路闭塞，人心解散，天下事有不忍言者矣。”他认为朝廷此时宜存固结士气、爱惜人才之心，自王以下官师相规，善则劝之，过则匡之，患则救之，失则革之。如果恶闻过举，驱逐言官，实在是末造稗政，其祸无穷。一旦纪纲废弛，言路充塞，虽皇太后、皇上悬赏求直言，恐怕也听不到直言了。并指出“况段芝贵自署黑江以来，士夫之谈笑，报馆之讥评，久已传布天下。日本东京报纸亦纪其事。臣早欲具摺纠参，惟参之则无真实之凭据，不参又不能上对君父，下对天下士民，日夜焦思以至于病。及见赵启霖纠参，益钦皇太后、皇上之清明，深自愧多所顾忌，不如赵启霖之不顾处分。今则如臣之多所顾忌者独留于朝，如赵启霖之不顾处分者罢职而去，设立言路之谓何？将何以作其气耶？他日傥有权奸干国，贿赂公行者，谁复为之直言极谏耶？”并以挂冠辞职相抗议。清廷答复说：“赵启霖污蔑亲贵重臣，既经查明失实，自应予以惩儆。” 虽然赵炳麟最终未能保住赵启霖，但慈禧没有责备，反而鼓励他“遇事仍当直言敢谏”。恽毓鼎在他的《澄斋日记》中就赵炳麟上疏的事作了这样的记载：“初八日（1907年5月19日）御史赵炳麟疏言，言官不宜获罪，言路不宜沮遏，语尤激切。上（慈禧）虽不允其开复，然为之申谕言路，遇事仍当直言敢谏。两公此疏有功。”赵启霖被罢官回湖南湘潭，赵炳麟写诗《送赵芷荪年丈罢职归湘潭》赠别：“神州莽莽陆沉日，樽酒偕君击筑歌。报国文章皆热泪，臣心皎洁托清波。岂容西邸盈萧沈，忍使东方属尹何。一表未能同罢退，立朝终觉愧君多。”诗中表达了对友人高风亮节的敬慕，也表示了自己忧国忧民的心境以及内心的愧疚。 赵启霖虽然革职，他出京时的送行场面却十分风光，原因是舆论对他的勇敢行为都十分钦佩，自认有气节的士大夫更相率饯别，既为赵启霖增添行色，也为自己增加声光。饯别的地点在南城外的龙树寺，至者数百人，赠别之诗盈箧。其中最令人注目的一首，作者是蒋式瑆。蒋诗云：“三年一样青青柳，又到江亭送远行。我亦怀归归未得，天涯今见子成名。”言下之意，似对赵启霖之因劾奕劻而得享大名，十分歆羡。赵启霖成了政治明星，相形之下，自然是奕劻的声名更加扫地。 经御史赵启霖、赵炳麟这么一疏，满城风雨。载振农工商部尚书的职务不仅丢了，清廷还下诏撤去了段芝贵的巡抚之职。而瞿鸿禨、岑春煊、赵炳麟等与奕劻、袁世凯两派的斗争更加激化。 5月23日，御史江春霖再次上奏，详细分析了载沣、孙家鼐覆奏中的种种疑窦，要求朝廷将该案推倒重查。但这些攻击已是强弩之末，奕劻等人的地位重见稳定。5月27日，奕劻向慈禧“独对”，极力夸大两广军情，声称非岑春煊不能平定，提出让岑重任两广总督，得到慈禧同意。岑、瞿不知内容，无法采取对策。旋即，岑春煊出任粤督的上谕明发，任邮传部尚书仅只25天的岑春煊，被排挤出京。岑又惊又气，大嚷：“朝廷用人如此!既有今日，则当时何必移我滇与蜀?”随即上折，托病不愿赴任。清廷再谕其赴任。岑想面见两宫挽回，亦被慈禧三言两语匆匆打发，岑知京城已不容他存身，又不愿忍气赴粤，只有再施故伎，以养病为名重蹈沪滨。清廉派两员主帅去其一，实力大减，北洋派再接再厉，又把矛头对准瞿鸿禨。经岑春煊和“三霖公司”参劾奕劻，慈禧也动了罢黜奕劻的心思，而瞿鸿禨知道后，不慎泄漏此消息，以致慈禧震怒。 也是5月23日，在政潮中曾一度站在清廉派一边的翰林院侍读学士恽毓鼎，为京津铁路事赴天津同袁世凯面商，其间受袁拉拢，并接受贿赂18000金，甘当替名枪手。6月16日，恽呈递农工商部右侍郎杨士琦之前已拟好的奏疏，弹劾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瞿鸿禨怀私挟诈等罪，请予罢斥。次日，奉旨：“瞿鸿禨着开缺回籍，以示薄惩，所参事件，交孙家鼐、铁良查复。”恽毓鼎弹章给瞿安上了四条罪状：“暗通报馆，授意言官，阴结外援，分布党羽。”赫赫军机，不经查证，便速于罢斥，引起人们的纷纷猜疑。清廉派的另一重要人物军机大臣林绍年在旨下后，公开抗辩，“如此何足以服人?”随班进值时又力请派查，慈禧推诿不过，只好让孙家鼐、铁良调查此事，但又声明，“林某要查，我不知如何查法?”孙家鼐请发原弹疏，慈禧竟然回答:“汝查而己，何必原折?”孙、铁自然不会去自讨没趣，便草率办案。 7月7日，赵炳麟上《请销党见疏》指出，如今大臣争权，小臣附势，人心险诈，朝刚废弛，不仅有明末党争的恶习，恐怕还会酿成唐代藩镇割据之忧，推究其原因，都是因为大家只知有大臣（袁世凯），不知有天子之所致也。他要求朝廷将康熙皇帝禁绝朋党的上谕，饬令“各部院及直隶总督书之匾额，竖于衙署，俾触目警心，预防流弊”，以“消党祸而延国运”。针对恽毓鼎弹劾瞿鸿禨的罪状指控，赵炳麟直接指出其“授意言官”证据不能足以服人，恽毓鼎是别有用心，是明朝阮大铖之流的惯用手法。感叹道“赵启霖不足惜，臣独惜时局至此，大小臣工不以国事为念，互相倾转……虽有关心政治、欲效犬马之忠于陛下者，亦无所措其手足。”对于没有具体说明是“何处报馆，言官何人”却得出“暗通报馆、授意言官”的结论，赵炳麟认为不是“据实查核”。 因为言官要求恽毓鼎把事说得具体一些，于是，恽毓鼎便将汪康年、瞿鸿禨与曾广铨为“乡里私交等语”上呈；至于授意言官，恽则指出是已革御史赵启霖奏请王夫之从祀，即是放进词堂——这王夫之是湖南人，是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在明亡之后，曾举兵抗清。 赵炳麟就此回答作了分析：“臣等窃谓原奏官一面之词，恐或有所偏重，因复博访周谘，详慎考察。如曾广铨乃原任大学士曾国藩之孙，与瞿鸿禨同乡而有世交，难禁其不相熟识。汪康年系浙江人，曾经中式进士，与瞿鸿禨有文字之交，往来亦所难免。开张报馆，曾广铨入有股份，汪康年为之主笔，人言多系如此。臣等反复推求，恽毓鼎所奏虽出有因，尚未能遽定此案虚实。开设报馆未有不欲售报之多，则假一有势力之人以张其消息灵通之效，报馆积习，大抵如此。谓曾广铨汪康年借瞿鸿禨之势力在外铺张，恐所不免；瞿鸿禨择交不慎，防闲未能周密，或亦有之；若云用人行政大端，敢于预为泄漏，恐瞿鸿禨断不致糊涂至此。如以平时偶有往来，即指为暗通消息，似尚未为允协。瞿鸿禨业经奉旨开缺回籍，可否免其置议之处，恭候圣裁。至言官赵启霖平素以能言自命，未必肯受人指使。且王夫之从祀一节，事属因公，亦无所用其指使，并请一并无庸置议。”朝廷虽答复为“依议。钦此。”结果仍是不了了之。 瞿鸿禨被开缺的另一个原因，是在他秉政以后，与他曾三次向慈禧太后保荐康有为有关。 民国九年（1920）的二月，康有为在看到瞿鸿禨的遗像时，写诗提及此事：“三犯龙鳞敢举仇，爱才爱国有深忧。频陪绿野须眉古，遗像清高憾未酬。”诗后有跋，云：“西狩间，公三举鄙人。后（指西太后）怒公举其仇，几不测。”康有为是慈禧最痛恨的人之一，瞿鸿禨竟然保荐这样的人，慈禧能不对瞿鸿禨有想法吗？康有为回想起他当年与岑春煊联合起来希望扳倒庆、袁的那一段往事。写诗叹道：“十年黄阁事艰关，去佞之难过拔山。若使劾袁功得就，岂看龙劫血斑斑。”当然，“若使劾袁功得就”，满清政权能否覆亡还是很难说的，但至少袁世凯因帝制而导致祸国殃民的许多罪恶，是不大可能在民国历史上演了。 清廉派失势，但岑春煊尚挂有粤督之职，况且，此公颇不甘寂寞，临出京前又连上数十通奏折，遍议朝政。为彻底消弧后患，北洋派对岑再次落井下石。6月1日，北洋一党羽侦知岑将赴上海，便向两江总督端方发出密电:“西林岑春煊假满即出京，无他意，亦不容其旁观”。7月8日，御史陈庆桂参奏岑“屡调不赴，骄蹇不法，为二百余年来罕见”。附片中列举岑“贪、暴、骄、欺”四大罪，还有多处牵连到盛宣怀，说岑、盛倚仗权势合资经营企业。折中还提到岑春煊与“逆党”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等有关系，并且多次“礼招”麦孟华“赞幕府”。但折上后，慈禧把弹劾岑春煊的内容瞒下，只是将牵连盛宣怀的两条摘出交端方密查。盛宣怀此时在上海。 北洋派见不能根本撼动慈禧对岑的信任，于是采取更有力的杀着。袁世凯以戊戌政变时背叛光绪皇帝而得慈禧之宠信，他当然知道慈禧太后最恨的就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一班维新派人物。他决定用来反击岑春煊。首先他亲自出马，密奏慈禧。据《袁世凯谋倾岑云阶》一书说：“袁世凯、岑云阶（岑春煊字云阶）具有宠于太后。世凯之宠由戊戌告变，春煊之宠由庚子护驾，皆从患难中奋翅而起，虽有外言，莫能间也。世凯恶春煊权势与己相埒，与奕劻比而谗之。及朱宝奎黜，仇恨至深，密奏春煊曾入保国会，为康、梁死党，不可信。”同时，策划了所谓伪造相片事件，即江督端方通过袁氏党徒蔡乃煌，伪造了岑与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等人在《时报》馆前的合影，交给奕、袁。这张伪造的照片，8月12日由奕劻面呈慈禧，并密奏岑、瞿的罪状，就是指岑竟敢勾结康、梁，想引他们回国。而康、梁长期留居日本，同日本朝野均有接触，早为慈禧所知晓。 更令人惊心的是，7月20日刚发生了日本迫使朝鲜国王“内禅”退位的事件，这又触及了慈禧长期以来所最担心的外国势力强迫其归政光绪的痛点。如今奕劻、袁世凯又指证岑的所作所为是在企图引进维新派人物，阴谋篡夺慈禧政权，好为戊戌政变的旧事翻案，而这些话正是慈禧所最担心的，所以即使奕劻所说的只是一些虚构诬砌的莫须有之言，在慈禧却不敢相信其必无。故又惊又恐，也不弄清是真是假，当即罢免岑春煊的职务。赵炳麟有诗《怀岑云阶制府》概说岑春煊的人生：“嘉州吾父执，垂老更忧时。南顾群蛮畏，西征一马随。锄奸雷电肃，独对虎狼疑。人绕御床泣，归来鬓易丝。”至此，“丁未政潮”两派斗争最终以奕劻、袁世凯北洋派的胜利告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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