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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汉（1898－1968），湖南长沙人，著名的戏剧家和诗人，“南国社”创始人，也是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歌词的作者。解放后，曾任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 鲁迅 鲁迅 （1881－1936），浙江绍兴人，原名周树人，是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和革命家，他发表的《狂人日记》、《孔乙己》、《阿Q正传》等小说，奠定了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基石，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从1930年起，他先后发起成立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左翼作家聪明。曾以杂文为武器，猛烈抨击国民党政府的，对粉碎国民党政府的文化“围剿”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鲁迅与田汉，初期关系是比较好的，但后期鲁迅对田汉有所反感，这里面有深刻的时代背景，也于俩人的性格差异有很大关系，到文革时，有人甚至把他俩交往中的一些言词，作为迫害田汉的证据，导致田汉最终含恨而死，这可能是鲁迅先生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一）鲁迅为什么说田汉化了装从背后给他一刀 “左联”成立时，田汉与鲁迅都被选进了七人常委会。鲁迅是左翼文化阵线的旗手，田汉则是左翼戏剧界的领袖。田汉所领导的南国社被国民党查封前夕的1930年9月下旬，他接到从鲁迅那里传来自己被列为国民党黑名单的消息后，匆忙从家中逃走，转入地下。10月4日，田汉写信给鲁迅，请代转译稿和信给郑振铎。鲁迅遵嘱照办。1934年，田汉还将《阿Q正传》改编为同名话剧。田汉一直没放弃公演《阿Q正传》的计划，即使他和鲁迅之间发生过不愉快的事之后，他仍然于1937年成功将这部名著搬上了舞台献给鲁迅去世一周年纪念。他在诗中称颂鲁迅：“雄文未许余曹及，亮节堪为一代风。” 鲁迅与田汉的个性相差很大。鲁迅深沉、冷峻，而田汉为人不够严谨，浪漫多情，狂放粗疏。尽管鲁迅对年轻人比较宽容，但对大大咧咧，有时候喜欢扯开嗓子唱几句京剧的田汉不是有些不满的。一次，鲁迅会见日本无产者艺术联合会（简称“纳普”）的委员长藤森，当时夏衍、茅盾也在场。结果，直性子田汉几杯酒下肚，便没遮没拦地高谈阔论，把鲁迅气走了。但这还算是小事，1934年发生的《社会月报》事件，则完全激怒了鲁迅。鲁迅有一封给曹聚仁的信，刊登在这一年8月号的《社会月报》上。同期还有杨邨人的<<赤区归来记(续)>>。杨邨人原是左翼作家、共产党员，已经宣布脱离共产党。他在文中提到一对革命夫妇，把他们真实姓名写了出来登在报上，结果国民党特务便顺藤摸瓜，将那对革命夫妇逮捕。这简直是一种公开的向国民党特务告密。田汉担心，若让杨邨人的文章继续连载，不知还会有多少人会深受其害。他于是想出了一条“责备贤者”的计策，即通过鲁迅先生之手打击杨邨人，并阻止杨邨人文章的连载。因此，他化名“绍伯”，在1934年8月31日《大晚报》的《火炬》副刊上发表了《调和——读＜社会月报＞8月号》一文，认为鲁迅之信与杨邨人之文同一刊登是一种“调和”，并带着挖苦的口吻说：“鲁迅先生似乎还‘嘘’过杨邨人氏，甚而他却可以替杨邨人氏打开场锣鼓，谁说鲁迅先生器量窄小呢？”鲁迅的信与杨邨人的文章放在同一期刊登、发表，无论怎么说，与鲁迅先生本人是没有关系的，这一点任何人也可以看出来。因此，田汉这种明显“冤枉”鲁迅的本意，也不是攻击鲁迅。只是想借鲁迅先生之手来保护革命者。果然，文章发表后，《社会月报》停止了连载杨邨人的文章，但鲁迅先生却认为这文章是对他人格的侮辱，他感到很委屈。田汉先生的做法虽然并不会真正伤害鲁迅，但做法毕竟不妥。以致同年11月14日，鲁迅先生在《答＜戏＞周刊编者信》中就表露了他的不满心态：“如果我被绍伯先生的判决所震慑，这回是应该不敢再写什么的，但我想，也不必如此。只是在这里要顺便声明：我并无此种权利，可以禁止别人将我的信件在刊物上发表，而且另外还有谁的文章，更无从预先知道，所以对于同一刊物上的任何作者，都没有表示调和与否的意思，”从这里可以看出，鲁迅先生是严肃认真地来对待这件事的，在做了一番辨白之后，他愤怒地表示：“但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当时田汉正在编《戏》周刊，恰巧看了鲁迅的信，知道鲁迅先生真的生气了，心中很不安。他想向鲁迅先生解释，但又怕越解释越说不清。转而又想，自己写稿时用的是化名，鲁迅不知道，不如就此作罢。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其实鲁迅已经知道绍伯就是田汉的化名。而田汉哩，在惶惶不安之中，写了《田汉致＜戏＞周刊编者信》，他在信中解释说，“绍伯”是他的一位表弟，是“一个很纯洁而赣直的青年”，《调和》一文的用意“绝不在从暗地里杀谁一刀，他没有任何那样的必要，何况是对于鲁迅先生他从来是很敬爱的。”又说，如今有人拿此事做挑拨离间的材料，甚至影射到我田汉身上，“所以我不能不在这儿说几句话：‘凡是在同一阵营中的我和任何人没有矛盾’，‘我们应该更分明地认清敌友’。”但此文写后，田汉怕节外生枝惹风波，没有发表。但后来考虑良久，为了避免误会和隔阂的加深，他觉得还是有必要直接向鲁迅先生说明。1935年1月28日，他直接给鲁迅写了一封信，并将未发表的信一并附上：“……我与先生不但是多年文化上的战友，而且无论在什么意义上也没有丝毫矛盾的地方，我有什么中伤同志特别是中伤您的必要？既然无此必要却会把友人当敌人那除非发了疯。……我写封信给您，希望您不要怀疑您的战友。无论什么时候我是敬爱同志特别是先生的。”田汉虽然向鲁迅作了解释，但这一隔阂尚未完全消除，接着碰巧又发生了另一件事，更加使这种隔阂加深了。 （二）“四条汉子”再惹风波 在《社会月报》事件发生几个月后，即1934年10月下旬或11月初，应夏衍的预约，鲁迅到内山书店，听取周扬、夏衍、阳翰生汇报“左联”的工作。夏衍在动身时，田汉也恰巧跑来了。夏衍感到很为难，因为他向鲁迅预约时没有提到田汉，他更担心的田汉会惹鲁迅生气。但他不好劝说田汉不去，只好四个人（即“四条汉子”）一道硬着头皮前去见鲁迅。果然，见了不约而至的田汉，鲁迅就流露出一丝不满。更让鲁迅生气的是田汉冒里冒失地插话。后来有一次插话让鲁迅先生非常不快。当时，田汉插话的本意是为鲁迅先生着想。当时，上海地下党组织接连遭到破坏，而田汉听说胡风和国民党中山教育馆有关系，这胡风与鲁迅关系不错。田汉出于对鲁迅的安全担心，便直爽地说：“鲁迅先生，胡风这个人靠不住，政治上有问题，请鲁迅先生不要太相信这种人！”鲁迅见田汉攻击自己的朋友，便满脸不高兴地反问道：“政治上有问题，你是听谁说的？”田汉说：“穆木天说的。”其实这事是劭力子对开明书店的人说的，而且不只是夏衍、阳翰生、周扬这样几个人知道，很多人都清楚，但田汉偏说是穆木天说的，而穆木天偏偏是一个变节分子，这让鲁迅先生极为反感，他当即冷冷地反驳说：“穆木天是转向者，转向者的话你们相信，我不相信！”这一反问弄得田汉哑口无言。但鲁迅并未忘了这事，在田汉到南京后，鲁迅公开地抖了出来。 （三）“大演其戏”加深鸿沟 1935年2月19日田汉在上海被捕半个月后转移到南京。国民党没有杀害他，蹲了四个月大牢后，由徐悲鸿、宗白华、张道藩三人保释出狱，但受专人监视，不准离开南京。在南京他写了一些抗日题材的作品，如以中国舞台协会名义推出的剧目《回春之曲》和《械斗》，1935年12月1日至3日，在南京夫子庙福利大戏院演出，每日两场，共演了六声。阵容之大，盛况空前。《械斗》中，刘、孙两村影射国、共两党，那乘虚而入的“外人”，则是指日本入侵。但闭幕时，有由田汉作词的《械斗之歌》：“快停止一切的私斗，来雪我们中华民族的公仇！”观众听了，也跟着吼了起来，田汉把这次公演与“国防文学”挂上了钩，并发表文章。“国防文学”与鲁迅主张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有分歧的。加上国民党当局暗示田汉“转变”及过去一系列不愉快的事情，鲁迅也有点相信“田汉转向了，在南京大演其戏”的谣言。有一次在内山书店遇到夏衍，鲁迅以颇为反感的口气：“你看，他唱戏，唱到南京去了，怎么变成了这样！”夏衍相信田汉的气节，解释说：“现在的说法很多，一时也不能下定论的。”面对来自上海方面的说法，田汉感到很委屈和苦闷。1935年12月7日他在南京《中央日报》副刊上发表《等待着批判》一文进行了强硬的回击：“冒着种种困难，甚至各种流言蜚语，我们组织了这次公演。我们的目的是在使戏剧运动和当前日益严重的国难有些联系……我们是对的，是有意义的时候，对于那些无聊的推测与中伤是不屑顾及的。”但田汉在狱中做了什么，鲁迅并不知道。1936年8月3日至6日，鲁迅先生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提到“四条汉子”，还对此忿忿不平地说：“任意诬我的朋友为‘内奸’，为‘卑劣’者，我是要加以辩正的……我问凭据，则说得自转向以后的穆木天口中。转向者的言谈，到左联就奉为圣旨，这真是使我口呆目瞪。再经几度回答之后，我的回答是：证据薄弱之极，我不相信！”鲁迅还在文中指出，有两个被诬为“内奸”的青年，却被捕、坐牢，“这两个青年事实证明了他们既没有像穆木天等似的做过堂皇的悔过文章，也没有像田汉似的在南京大演其戏”。 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鲁迅与田汉之间的隔阂一直未能化解。到文革时，“四条汉子”甚至被说成是“反革命”的同义语，“大演其戏”甚至成了某些人把田汉说成是“叛徒”的证据，田汉最终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这可能是把田汉看成是“同一营垒中人”的鲁迅先生没有想到的。 蒋廷松原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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