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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下石河村位于遵化市中心东北6公里处，该村于我国明朝始建，因地处石河下游，故取村名为下石河。本文就是下石河村革命烈士王泽的事迹，为其女儿口述文章。 父亲王泽（字沐波），1911年出生在遵化下石河村。幼年时期，家境贫寒，依靠爷爷王德昌二亩租地和做小买卖维持家庭生计。8岁那年，爷爷几番周折，托人送到上港村比较富裕的岳家上私塾（只教家人，外人拒收），在这里念了《三字经》、《论语》、《百家姓》、《千字文》等，孔子的仁爱、礼教、孝道的儒家思想在头脑中打下了深深印迹。由于父亲长得聪明伶俐，勤奋好学，写字画画，一教就会，深得岳家全员赏识，便把他的二女儿岳慧兰许配父亲成婚，时年13岁。 父亲后因学习成绩突出又到遵化东关公立小学堂（即现在遵化市第一实验小学前身）上学。这时，正值国内革命战争暴发，军阀混战，时局动荡，民不聊生。中国共产党刚刚建立，校内有一朱老师（中共地下党员，暴露身份后，逃离学校），在师生中渗透五四运动新文化理念，在父亲的心田中萌发了反帝反封建、拯救中华的爱国主义思想。 15岁高小毕业后，便在本校当了一名老师。期间，大力向学生宣传相信科学破除迷信思想。并在课堂上教学生高唱《北伐军歌》：“打倒列强，打倒列强！......”不断向学生灌输爱国主义思想。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闯入山海关，占领了华北。这时，冀东军分区政委兼司令员李运昌在遵化一带建立并发展了地下党组织，组织农民暴动，建立并扩大革命武装，巩固根据地。父亲在这时就加入了共产党，以当教师为名，投入了轰轰烈烈的抗战斗争。 据他的学生下石河村王德盛回忆说：“那时学校有一台手推油印机，夜深人静时，曾多次帮父亲印刷掀篇。印完后，分成几卷分发出去。原来这是抗日救国的传单。” 当时的教室是大庙正殿，西墙的黑板下面有一木质讲台。学生们念两样书：一种是铅印的教科书，一种是用毛头纸油印的八路军书。至今还能清楚地记得八路军书第一课是《我们是中国人》，平时念八路军那套书。日伪军清乡到学校搜查时，把八路军书藏在讲台底下，在课桌上摆着铅印的教科书。当鬼子们逐个盘问八路军来过没有，大家都统一口径说不知道，没见过。因为这都是王老师事先早就叮嘱好了的。 这期间我家常有三三俩俩的来“客”，父亲要我们都叫他们“叔叔”。来“客”时，就让我和大姐淑芸到大门口去玩（望风），一有情况，马上回家报告。这些“客人”一到我家，就到后院的柴禾棚子里，商量什么事。有时晚上父亲多次让我俩去驸马寨送写有“沿村转”的鸡毛信，并千叮咛万嘱咐，万万不能把它弄丢。当我们姐俩跑回来时，妈妈早已在大门口等候多时了。 1938年，遵照党中央、毛主席建立燕山根据地的指示，包森同志来到冀东，并任冀东军区副司令员。那时，包森同志和其他几位“叔叔”经常来我家吃住。 这时，日本鬼子强化治安，在长城一带制造“无人区”，将老百姓赶进“人圈”，实行惨无人道的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他们到处修炮楼、建据点、围剿八路军、扫荡清乡，我党我军处在抗日斗争最艰难的阶段。 由于父亲才艺出众，在遵化城里小有名气，一个姓孟的伪县长特意将父亲请到衙门里，写条幅，画“虎啸图”，深得赏识，当即送了名片和一把月琴。那时，遵化城门紧闭，并由日军昼夜把守，出入行人都必须持有良民证，还要经过严格搜身。父亲凭着伪县长的名片可以自由出入四门，为侦查城内敌情提供了极大便利。一次，得知城内日本小队长要率领十几名日军去城东三官庙讨伐清乡，父亲将这一消息立刻传给有关部门，我武装部队在半路上进行伏击，将这支日伪军全部歼灭。 由于汉奸告密，敌人多次到我家抓捕父亲，他们翻箱倒柜砸锅摔碗，挑开柴垛，弄的屋里屋外一片狼藉。一次，几个日伪军正在屋里搜查，妈妈机智地将暖水壶扔进灶坑，“呯”地一响，敌人以为是八路军的炮声，吓的狼狈而逃。父亲见身份已经暴露，便由本村的岳振金（化名李化一，1938年入党，建国后曾任遵化县县长、县委书记）等人，套上一辆毛驴车，携带我们全家连夜迁至本县的梨园头村。 到梨园头村，父亲仍以教师身份作地下党工作。据该村当年的学生胡和回忆说：“我们对王老师至今印象深刻：英俊小伙儿、眉清目秀双眼皮儿、白净子（面部白嫩）、大高个儿、头戴礼帽、身穿深灰大褂儿。写一笔好字，画一手国画，自拉自唱一口好二簧。还教我们唱《义勇军进行曲》、《在松花江上》等歌曲。 敌人就像苍蝇一样，紧叮不放。无奈，我们全家又搬到张七各庄村。这时，我们发现父亲腰里挎着一只小手枪，和“叔叔”们经常去笔架山一个山洞里开会，还绘制了笔架山一带地形图。敌人闻风派来督学（相当现在的乡教育办中心校长）来监视。1939年夏季的一天中午时分，那位督学又来学校，正好碰见父亲和几位“叔叔”在开会，那位督学板起狰狞的面孔，苦笑着说，王泽这回你还说啥，跟我去局子里吧。一位“叔叔”见势不妙，掏出手枪，将他打死，父亲和“叔叔”们立刻跳后窗户逃离学校。校门外的日伪军听见枪声，冲进学校，四处搜查一会儿，便到大街上喊叫：“王泽家在哪里？”这是大哥王翰鸣正在井台上玩耍，立刻跑回家里告知，父亲和“叔叔”们又从后门钻入玉米地。过了一会儿，大姐和大哥给他们送去午饭（棒子饽饽熬豆角），自玉米地分别以后，从此再也没有见过父亲一面。 1937年父亲赴平西受训后便加入了冀东军分区第十三团，历任文化教员，包森副司令员秘书、第十三团营教导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1983年颁发的《革命烈士证明书》），蓟遵兴联合县民政科长（遵化县人民委员会民政科1950年颁发的《革命烈士抚恤证》）。 父亲走后，敌人加紧对我们家的监视与搜查。无奈，妈妈背着小妹冬云（后患病死去），和我们全家远离家乡，过上了流浪的生活。曾到过柴庄子、洪山口、兴隆的蓝旗营、迁西的洒河桥等地，四处乞讨，白天要不到饭时便吃野菜，黑夜在房檐下露宿，举目无亲，到处流浪。 奶奶有三个儿子（父亲排行老大），又让二叔王树、三叔王沛（1943年被俘，被敌人挑死在前后杖子）参加了八路军。因此，奶奶也受到敌人的监视，下石河住不下去，便跑到柴庄子躲避。那里是一偏僻的山村，是八路军手榴弹制作基地和伤病员养伤地方，当时因药品缺乏，奶奶就和大家用烧红了的石英石放入大盆中的净水（为了消毒），给伤员清洗伤口。 奶奶的躲藏也没逃出日本鬼子的视线。一次，日本鬼子清乡，奶奶在人群中被汉奸认出，一阵鞭打脚踢煽嘴巴，要奶奶说出三个儿子的下落，奶奶硬说不知道！敌人气急败坏，将奶奶绑在长凳上，用铁壶灌辣椒水，折腾得死去活来。 1940年8月的一天，父亲率领小部队行至蓟县九区塔园村时，被日伪军一个连的兵力包围，父亲指挥大家突围，进行激烈的巷战，打死敌人大部。终因我方寡不敌众，战士们壮烈牺牲。最后，父亲带领警卫员跑到一家后院，敌人将院子团团围住，扬言要捉活的，警卫员中弹牺牲。父亲见况冲不出去，便将背包内的文件全部烧毁，用最后一颗子弹对准了自己的头颅．．．．．．。 战斗结束,敌人撤退。该村的李支书带领众乡亲将战士们的尸体掩埋在山坡下，并在父亲的坟前插上木桩，上写“王泽烈士之墓”。噩耗传来，下石河一带的乡亲们痛心疾首。包森副司令员当时住在上港北沟，找来妈妈和大哥王翰鸣表示哀悼和慰问，还对妈妈说，王泽同志是中华民族的英雄，为革命献身光荣而伟大。并一再劝妈妈要节哀，把孩子们抚养好，一定要让他们上学，等抗日战争胜利后，让这群孩子建设咱们的新国家。 1950年，妈妈带上一升红高粱（约3斤）只身步行往返三天，到百里外的塔园村，沿路多亏一些好心人帮助，用麻袋背回了父亲的尸骨。当时，村公所买了一口三五棺材，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将父亲安葬于下石河东山坡上。 建国后，时任遵化县委组织部长的李化一把我们叫到城里，对我们说，你父亲是好样的，他不仅是咱们下石河的骄傲，也是遵化县的光荣。政府保送你们免费上学，一定要好好念书，将来报效国家。就这样，除淑云早已出嫁没有上学外，大哥王翰鸣由初中到高中，直至大学毕业成为国防工业的高级工程师；我也由初中毕业直接到河北省滦县师范学习，成为一名中级职称的小学教师。 父亲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 后记：王泽那神话般的传说，至今还在燕山脚下，黎水两岸传颂着。 文章：王淑芹口述，吴景文整理 来源：遵化文史资料大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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