湛汝松：落落千百载，人生几知音——王阳明与湛甘泉的深厚友情

宁似卿 2020-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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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落千百载，人生几知音

——王阳明与湛甘泉的深厚友情

湛汝松

我祖死国事，肇禋在增城。

荒祠幸新复，适来奉初丞。

亦有兄弟好，廿年思一寻。

苍苍蒹葭色，宛隔环瀛深。

入门散图史，想见抱膝吟。

贤郎敬父执，童仆意皆亲。

病躯不遑宿，留诗慰殷勤。

落落千百载。人生几知音？

道同讵形迹，期元负初心。

这是著名思想家王阳明在湛甘泉居所题写的《书泉翁壁》诗，想不到这是他生命中最后的诗篇。明嘉靖七年（1528），王阳明上疏告病假回乡，途中绕道到增城祭祀先祖王纲后，明知当时湛甘泉在京城，为何还带病造访甘泉居舍，发出“亦有兄弟好，廿年思一寻”，“落落千百载。人生几知音”的感叹呢？500年后的今天，当人们广泛推崇王阳明这位先哲时，就让我们在这首绝唱的回响中一起追忆他与湛甘泉之间一个个感人的友情故事吧！

一、一见定交成挚友

明代弘治十八年（1505）夏日的北京，40岁进士的湛甘泉从广东增城到京城就任翰林院庶吉士。在朋友的引荐下，他认识了刑部主事、在吏部开堂讲学的王阳明。

王阳明当时只有34岁，但出生于官宦世家，兴趣广泛，在京为官已七年，开堂讲学也声名鹊起，别人看来可谓“目空千古”。湛甘泉却初入官场，仅在朝廷负责修史、著作、收藏图书的文化专门机构翰林院中当个相当于今日实习生的庶吉士。但他进士前是理学名家陈白沙的得意门生，八年前因在老师“自得之学”之基础上悟出“随处体认天理”学说已被陈白沙指定为衣钵继承人。由于他们都以“倡导圣学”为志向，并同时认为学习“圣学”目的是涵养身心。因此一见如故，成为好友。

王阳明结识湛甘泉以后，大起契悦之心。他对人说，守仁遍求朋友于天下，到北京二三十年“未见此人”。湛甘泉也对人说，“若水泛观于四方，未见此人。”王阳明认为自己为官多年，从未见过有湛甘泉这样在学术有成就的人。湛甘泉说自己游学多年，从未没见过有像王阳明这样既年轻又有经验的官员。他们互相欣赏对方的长处，取友之长，补己之短，真是不谋而合的绝配。

“落落千百载，人生几知音？”（王阳明《书泉翁壁》）两人有着“倡明圣贤学说”共同志向的人就这样“一见定交，共次倡明圣学事”，在京城竖起了他们友情的第一块里程碑。

二、患难之交见真情

正德元年（1506），十五岁的朱厚照登上了明朝的皇位。权宦刘瑾趁皇帝年幼无知，营私结党，排除异己，残害忠良。正当王阳明和湛甘泉乐也融融地切磋学术时，南京给事中御史戴铣等二十余人因上疏弹劾刘瑾遭逮捕。刘瑾权倾朝野，谁敢得罪他，就要受到迫害。然而，刚正不阿的兵部主事王阳明就敢直言上疏，力救忠良。他把刘瑾激怒了，被廷杖四十，锒铛入狱。

王阳明入狱不久，其父王华也被调往南京，后又被罢免。朝廷反刘瑾的官员越来越少。一般人都怕惹祸上身而避免接近王阳明。但是，湛甘泉却没有因此疏远朋友，反而为朋友搽洗伤口，一起饮酒赋诗，使其感到患难之交的温暖。第二年闰正月，王阳明被贬至贵州龙场，当一个七品芝麻官之下看守驿站的驿承。王阳明离京时，湛甘泉不仅为这位落难的朋友送行，还以诗《九章（并序）》相赠，给伤痕累累的朋友以最大的慰籍和鼓励。

湛甘泉赞王阳明是绝代无双的人才，对他被迫害既同情又愤怒。诗中回顾两人相交以来的友情。他用“黄鸟”暗寓王阳明，说被贬离京就是逃脱罗网；他借道家“升仙”之说对朋友寄予无限希望。接着，他又将自己与王阳明比作为伯牙子期式的知音，决心“誓死以同襟”。然而，人落难时决不能只停留在悲伤里，而应顺应自然，体认天理，在艰辛中作无穷的探索。诗中最后用“天地我一体，宇宙本同家”的哲理，预言他们共同倡明“圣学”的理想一定会实现。

湛甘泉的赠诗，令王阳明悲喜交集。他以诗八首回应，既表达因被迫害造成朋友分离的悲伤，又流露出为有湛甘泉这个深明大义的朋友而欣慰；既坦露坚守志同道合友情的情怀，更表示共同倡明“圣学”的决心。

王阳明在贵州龙场，湛甘泉经常以诗寄情，怀念朋友。“昨夜梦见之，仿佛精神契”，“合欢讵知梦，是梦聊足慰”，“念之生悲凄，达日不能寐”（《戊辰腊廿七日夜梦王伯安兄》）。湛甘泉在梦中也见到两人一起为倡明“圣学”精神投合黙契的情景。虽然梦中也知是梦，但有这样的梦也足以自慰了。在《秋怀三首寄王庐陵阳明子》中，湛甘泉分别寄秋月、桃李、燕雁以怀人，用比兴表达他们之间深厚的友情。

王阳明所在的贵州古龙场（今修文县）驿站，地处万山丛棘之中，环境险恶，但在湛甘泉的鼓励下却以乐观的态度泰然处之。他一面勤于公务，一面在逆境中反思人生，潜思彻悟后提出了“知行合一”等学说。“龙场悟道”，讲学育贤，不仅让其学术思想出现了飞跃，而且增进了他与湛甘泉的友情。正德三年（1508）学生徐爱、蔡宗兖、朱节中举上京赴任，王阳明对他们说，湛若水是我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你们到京后一定要拜见他，并说见到他等于见到自己。由此可见，患难见真情，他们的友情完全到了不分你我之境界。

三、京城重逢情升温

正德五年（1510）三月，39岁的王阳明遇赦，调到卢陵（江西吉安之南）任知县。

八月，刘瑾因谋反被判凌迟。十一月，王阳明朝觐入京，调任南京刑部主事，住在大兴隆寺。时任后军督府都事的黄绾与他会面。两人谈及习学的时候，黄绾说自己虽有志于学，但“实未用功”。王阳明即以“人惟患无志，不患无功”勉励，并向他介绍了湛甘泉。第二天，王阳明便引黄绾与湛甘泉会见。三个人在湛甘泉的寓所里推心置腹地畅谈人生与“圣学”，订立“三人终身共学之盟”，要让友情贯穿一生。

但是，王阳明任南京刑部主事的调令已下，他不能老赖在北京不走。三个刚“订与终日共学”的人马上又要分离。为了留住王阳明在北京一起“倡明圣学”，黄绾与湛甘泉四出活动，最后到当时吏部尚书杨一清处请求。结果，王阳明被改任吏部验封司主事。这时湛甘泉也升为翰林院编修。王阳明留任京城后，择邻而居，也迁到湛甘泉居住的长安灰厂。两人经常在大兴隆寺讲学。公务之余，与黄绾三人切磋学术，“相欢合意”。于是，一场场聚众讲学就在京城盛行了。

正德七年（1512），湛甘泉为册封安南王受命出使安南。离京时，王阳明饱含真情，作了《别湛甘泉序》及《别湛甘泉》诗二首相赠。

在《别湛甘泉序》中，王阳明坦诚地叙述了自己立志“圣学”的过程，每受挫折感孤单时，总会受到湛甘泉的鼓励。他说，“吾与甘泉友意之所在，不言而会，论之所及，不约如同，期于斯道，毙而后矣。”可见，王阳明对湛甘泉十分信赖和尊崇。他们心有灵犀，思想交融。他们的友情在“倡明圣学”的共同理想上再次升华。

《别湛甘泉》两诗，是王阳明送别朋友的真情流露。“迟回歧路侧，孰知我心忧”；“南寺春月夜，风泉间竹房。逢僧或停楫，先扫白云床。”多么情深意切的诗句，更让人强烈地感受到他们志同道合友情的难能可贵。

四、学术分歧不碍情

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王宗羲的《明儒学案》载：“王、湛两家，各立宗旨。”“先生（湛甘泉）与阳明分主教事，阳明宗旨致良知，先生宗旨随处体认天理。学者遂以良知之学，各立门户。”

王湛相交之初，由于两人志向相同，学术分歧也不明显。但随着王阳明的学术越来越成熟，双方的辨论就越来越激烈。

正德九年（1514）春天，湛甘泉到滁州与王阳明相会。夜论儒释之道。次年，甘泉母丧于京师。甘泉扶柩南归。此时，已升任为南京鸿胪寺卿的王阳明在龙江关为湛母吊唁。王阳明与湛甘泉相见时也互论格物，双方的观点截然不同。此后，他们在聚众讲学，书信往来中都经常互相批判对方的的学术观点。正德十六年(1521)，王阳明在江西南昌正式揭示“致良知”之教后，其“致良知”和湛甘泉的“随处体认天理”便成了当时心学范畴内两个不同的思想体系。

湛甘泉“随处体认天理”之学说形成于他未进士前在陈白沙处修学之时。他认为内在的心与外在的物是不可支离的统一整体。“天理”是心与天地万物的“合一”；并强调格物就是认识天理；体认天理应“随心、随意，随身、随家、随国、随天下”。即在任何状态、任何时间、任何场合都应对客观规律进行认知。王阳明则认为“心外无理，心外无事”，理不在心之外，而在心之内。道德修养只需内求。“格”就是正，“格物”就是纠正不正的念头，改正错误的想法，就是去恶为善。强调“致良知”就是扩展和完善自己的良知与道德人格。

在“知行合一”上，两人的观点也不同。王阳明主张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知行不可分割。湛甘泉则认为知行并进，并在体认天理中贯通。

王阳明与湛甘泉在学术上两人互不相让，屡屡交锋，有力地促进了明代思想文化的发展；更可贵的是，他们没有因学术上的分歧影响相互的友情。

湛甘泉母亲逝世。他守孝三年后隐居于西樵办书院讲学。嘉靖初年，湛甘泉被诏回京，自始官场得意，官至南京礼、吏、兵部尚书。王阳明也升为南京兵部尚书，参与朝廷军务决策，父亲去世，服丧六年后兼任都察院左都御史。期间，他们见面虽少，但彼此仍保持书信往来，信中仍不忘讨论学术。

嘉靖七年（1528），王阳明在广西平乱后因病向朝廷请假回乡休养，不料却病逝在途中。由于病假未获准就动身回乡，有人便向皇帝告他擅离职守。嘉靖皇听信谗言，竟下昭书停止王阳明家人继承他生前的爵位，并宣告他的学术为伪学而加禁止。此刻，湛甘泉又为其抱打不平。他撰写了《奠王阳明先生》，回忆两人的深厚交情，对王阳明加以肯定与赞扬。接着又在《阳明先生墓志铭》中详细介绍阳明的功绩，并预言“百年之后，忌妒者尽死，天理在人心者复明”，历史一定会给王阳明公正的评价。此后，湛甘泉仍不断以诗文表达对王阳明的敬意与怀念。

“某平生与阳明公同，他年当作一传矣”。湛甘泉希望日后能与王阳明同作一传的希望虽未如愿，但对王阳明“百年之后”的预言已被历史验证。他们道义之交的勇气，生死之交的情怀，更值得后人传承与发扬。

五、情驻增城印记深

王阳明与湛甘泉的友情，直接影响着他们的家乡。增城，是湛甘泉的故乡。我是广州增城人，就有幸见到他们友情在增城留下的印记。

王阳明天生与增城有缘。早在洪武年间，他的先祖、兵部郎中、广东参事王纲因战事在增城遇难。增城人为心目中的英雄重修了庙宇。王阳明广西平乱后请假回乡时专门到罗浮山西麓的增城，一为拜祭先祖，二为造访好友故居。祭祀先祖时，他写下《谒忠孝祖祠文》和《谒忠孝祠诗》：

香火千年伤旅寄，丞尝两地隔商参。

邻祠父老皆人厚，从此层城是故林。

《谒忠孝祠诗》中，王阳明为增城民风纯厚感动，希望层城（增城）从此是他的故乡。

访问湛甘泉居所时，他不仅饱含深情地题写了《书泉翁壁》，还留下《题甘泉居》诗：

我闻甘泉居，近连菊坡麓。

十年劳梦思，今来快心目。

徘徊欲移家，山南尚堪屋。

渴饮甘泉泉，饥餐菊坡菊。

行看罗浮云，此心聊复足。

《题甘泉居》中，王阳明透露了十多年的希望：移居南山造屋，与好友甘泉为邻，同饮甘泉水，共赏菊坡菊，同观罗浮云。“落落千百载，人生几知音？（《书泉翁壁》）”心心相印，日夜思念。这样的友情，谁不为之感动？

不幸的是，当带病的王阳明离开湛甘泉故乡增城，踏上往老家余姚之路后，却在江西赣州大余章江河畔青龙铺的官船中，留下“此心光明，亦复何言？”一句遗言后，便瞑目与世长辞了。

其实，王阳明早就在增城留下了友情的笔墨。正德六年（1511），他亲笔为湛甘泉父亲湛瑛题写了《赠翰林编修湛公墓表》，文中高度赞扬“公子若水，求濂洛之学，为世名儒”。500多年后的今天，其手迹墓表仍立于湛瑛墓前。正德十年（1515），甘泉母逝后，他又撰写了《湛贤母陈太孺人墓碑》，赞颂其教子有方。这些文字，不仅刻在碑石上，而且记在历史中，使他们的友情在两人家乡一直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