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伯 的 病
文|王凤国
一只猎豹怒吼着朝我飞扑过来，我惊慌失措拼命奔跑。眼看着猎豹离我越来越近，我心想，完了，这下死定了。
没想到关键时刻手机铃声把我救了，原来是场梦。我午睡醒来浑身湿漉漉地，水里捞出来一样。想着虚惊一场，我狂乱的心安静下来，烧也退了，看来这场感冒即将宣告结束。
电话是堂哥打来的。我心一惊，虽说手机里存着堂哥的号码，却从来没有拨出过一次。堂哥年长我一轮，事业顺利，家庭幸福，父母健康。我早已嫁人，生活不好也不坏。有时遇上事情明知道他能帮忙，也不好意思开口。堂哥也不是高调的人，没有时不时打个电话炫耀成功的必要。就是因为了解堂哥的为人，他打来电话才让我疑惑。
电话接通，我小心翼翼地叫了一声哥。他顾不上答应，确认是我本人以后，马上叫我冷静下来，什么也别说，什么也别问，只管听就好。随着堂哥的声音，我的疑惑终于解开了，我的父亲，堂哥的亲叔叔在外出打工回来的路上遭遇车祸。
伤哪儿啦？我问。
事后我想到自己问的话有多幼稚。如果伤哪儿，在医院躺着，给我打电话的一定不是他。
我和堂哥绝无仅有的一次通话，他向我传递的竟是这桩噩耗，噩耗的主角还是我最亲的人。我一时想不出该说些什么，像有千言万语都卡在了咽喉。堂哥挂上电话的同时，我下了床，脑袋嗡嗡直响，刚才被噩梦搅扰后，好不容易安静下来的心又开始拼命跳动。我机械地按照堂哥的嘱咐，告诉丈夫，告诉弟弟。其实，第一个该知情的应该是母亲。堂哥担心我的母亲承受不住，所以先通知我们几个，跟着他一起去和母亲把事情说清。
丈夫知道后，立即找来他妹夫，让他开车送我们回老家。弟弟上班的地方离我家很近，听到消息立刻赶到我家。一路上，我复述着堂哥电话里的内容，东一句，西一句，颠三倒四，连我自己都不明白说了些什么。后来，我索性一句话也不说，两眼紧盯着车上的雨刷器。窗外下着小雨，淅淅沥沥，滴落在车玻璃上形成一道道泪痕。雨刷器成了手掌，一下一下，不厌其烦地把眼泪擦掉。眼泪？从接到堂哥的电话到现在，几个小时过去了，我一滴眼泪都没有落。大概那时候忘了吧？这是我后来为自己找的理由。
还没拐上老家的那条土路，我就看到堂哥已经站在路边等着我们了。堂哥手里拿着雨伞，正朝我来的方向不停地张望。几年不见，堂哥胖了，也老了，脖子也长了些。至于脖子，我后来才想起来，堂哥可能是探头时间太久，脖子一时忘了缩回去。本来弟弟给堂哥打电话的时候，我们距家也就几分钟的路。谁知遇上修路，绕了个远。
车开近些，我叫妹夫停车。下车后，迎上堂哥目光的一瞬，我的眼泪苏醒了，争先恐后涌出来。堂哥见状，把手里的雨伞往我身上倾斜。伞不大，本来堂哥自己撑着都勉强，这下他更是完全露在雨里了。悲伤突然袭来，我连一声哥都没能从喉咙里挤出来，声音堵在嘴里，转了个弯又咽了下去。
堂哥身材高大，给我撑伞一直鞠着腰。从拐上土路到我家不过十几步，堂哥却把我带到了他家。堂哥一直住在镇上，现在去的确切些应该是二伯的家。我父亲排行老三，一个妹妹，上边两个哥哥。我家就住在路边，二伯的家要往里走一段路。要去二伯家就必须经过我家门口，堂哥示意我们小点声，先别惊动母亲。
好些天没回来了，门口的杨树叶变了颜色，雨滴落在树叶上。树叶本就摇摇欲坠，承受不住雨的重量，也跟着落下来，满地的金黄像极了出殡用的纸钱，仿佛早已察觉家里的祸事。从家门口走过去，我又回头看了看，禁不住想，母亲此刻在干什么呢？
二伯和二娘把我，弟弟，还有丈夫让进屋里，等我们落座之后，二伯开始把事情的经过详细地讲了一遍。
二伯身材高大，长相端正，还是我们村的村主任，说话向来有一定威信。就连我们这些家人，平时见了他也是毕恭毕敬，大气不敢出。尤其是父亲。可能父亲个子矮小，从小经常受二哥的欺负，多年听话的习惯一直跟随他。对于我父亲和我大伯来说，父母已然过世，二伯无缝连接地成了大家长。二伯为人公正，心肠不坏，考虑事情长远，就是有些拗。他总希望所有人都能按照他的想法活着，也非常自信地认为所有人都会按照他的想法做。
我惊呆了，二伯竟然也是从电话说起的。二伯说他刚睡下，电话就响了，号码显示是林县。二伯以为是骚扰电话，没打算接。无奈电话一遍遍地响，吵得二娘心烦。二娘说快接，看看到底是谁，要是卖保险的就骂他一顿，大半夜不睡觉，想钱想疯了！
打电话的人是来顺，他是和父亲一起去做活的。他俩年纪相近，家又住得近，我家住巷头，他家住巷尾。他们从小关系就好，有什么挣钱的路子总想到彼此。他和父亲差着辈分，称我父亲为三叔。来顺打通电话后，叫了声二叔，把二伯叫懵了。
二伯说，我知道你爹是和来顺一起走的，一听电话是他打的，我的心里咯噔一下，不妙啊！二伯说这话的时候，眼睛一直在我和弟弟之间来回穿梭。我不敢看二伯的眼睛，只好低着头瞧二伯手里的香烟。香烟燃出长长的烟灰，一缕缕幽蓝的烟雾飘向二伯的脸庞。我害怕得闭上了眼睛，因为被烟雾弥漫的二伯的脸庞像极了父亲。以前，村里人都说，二伯和父亲长得最像，我却总是不信，二伯那么高，我父亲那么矮。现在我信了，血缘这东西真是奇妙。
二伯挂上电话，第一个想要通知的不是母亲，不是我，不是弟弟，而是他的儿子―我堂哥。二伯总觉着电话这玩意不一定靠得住，就算电话那头的人是一个村里，又成天见面的侄子也不行。二伯非要让堂哥连夜开车去事故现场。事故是下午三点多发生的，堂哥对那条路也不熟悉，因为这起事故，路被堵了好几里，再加上天黑，一个小时的路程，堂哥愣是七拐八拐绕了三个半小时。事故是下午三点多发生的，二伯接到电话的时候已经夜里十一点。到达现场，出事的车辆还在，人已经都送医院了。二伯和堂哥又赶紧追到医院，一打听，医护人员直接带领他们去了太平间认尸。听医护人员说，父亲伤到了腿上的大动脉，在救护车到达的时候，已经没有任何生命体征，救护车运来就放在了太平间。
二伯讲这些的时候，一直在摇头。昏黄的灯光把二伯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二伯摇着的头变得又长又大，把一面墙都遮住，黑影来回摆动，让人心慌。二伯讲到看见父亲的那一刻，突然闭上嘴。他的喉咙仿佛塞了一团棉花，声音哽咽，双眼通红。突然，二伯把燃着的香烟扔在地上，用另一只手摸着夹香烟的手指，他开始讲起这件事情的复杂。父亲和来顺完成老板三炮外地承包的一个工程返回。父亲当时和三炮同坐一辆小货车，小货车是三炮租来的。事故造成两死两伤，伤的是三炮和来顺，死的是司机，还有父亲。父亲当然无事故责任，可是有责任的司机也不幸遇难，所有赔偿就落在包工的老板三炮身上。三炮的腿摔断了，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与二伯说明，这事他一个人说了不算，生意是四个人合伙的。至于赔偿多少钱他不能做主，需和另外三人商量才能决定。不过，包工的老板千保证万保证，一定会为父亲争取最公道的价钱。他嘴里一口一个二叔的，把我二伯叫得完全没了主意。
二伯说到这里声音变高了，非常自信地又点上一支烟，接着说，三炮，跑不了他，都是一个村的。他爹前年和后街的百喜因为土地界线闹纷争，还是我去说和的。三炮这孩子从小就老实，本分，绝对会给咱们一个交代。至于……
二伯还没说完，堂哥就打断了他的话。说，那个，事情大体就是这样，一切等婶子过了今晚这一关，再和她商量商量吧！如果不是担心她承受不住，我昨天就想说了。堂哥说着起身往外走，我和弟弟，丈夫，还有嫂子，陆续跟着出了门。
接下来到了我家，母亲的悲伤直到现在我都不堪回首。有时偶尔回忆起来，我唯一记着的就是那天下着小雨。
父亲的突然离去仿佛熊熊燃烧的柴火突然被浇进一盆水，炉灶马上冷了，我们一家人丢了魂。我，弟弟，尤其是母亲，精气神仿佛一夜之间全部抽走了。二伯一直说他们跑不了，都一个村的，怎么着也得给个说法。至于什么样的说法，二伯就开始举例了，他年前撞了个人，腿摔破了皮连骨头都没伤，还被人家讹去五千块，他觉得大过年的图个素净。二伯还说起街村东头的双喜。自己骑车撞人家车上出了人命，人家还赔了他家二十五万。
事情是这样的，我老家方圆几十里家家都种桃树，桃子成熟的季节总有商贩等在大路边上收桃。双喜家也种了，他把桃子从车上卸下来，过秤，算账，给钱。果农很多，老板的速度也很快。双喜也麻利地收拾空桃筐，装上车子，给后面排队的人让道。双喜跳上三轮车，一加油门，直接撞在桃贩子的卡车驾驶室上。所有人都傻眼了，明明双喜的三轮车是背对着卡车，怎么调转头撞上卡车的呢？双喜随着砰地一声巨响，飞出老远，啪地落在路边的草地上，瞬间没了呼吸。收桃的商贩倒霉透了，明明一点错都没有，却白白损失了二十几万。一整个桃季下来，也挣不了这些钱。碰到这种事情，他也只能认栽。
二伯还说，三炮现在相当有钱，一定不会差了我们的钱，更何况还有另外三人和他一起分摊，该赔多少赔多少。人死不能复生，老话说，死者为大，眼下先让父亲入土为安的好。于是，二伯没有知会任何人就和三炮商定，先火化，入土安葬。赔偿款不光没拿到，就连具体的数字三炮都没有说。
二伯说什么就是什么，我们娘几个的脑袋都不会思考了。现在想想，如果当时我，弟弟，母亲中的任何一人脑袋能清醒一些，也不会发生后来那一系列的麻烦。二伯觉得我们不发表意见就是同意。于是他找来本家叔伯，准备把父亲拉回来。本家的叔叔伯伯碍于二伯的面子，谁也不便反对，说到底还是我们自己家的事。
让二伯没想到，丈夫居然当着众人的面反驳他。丈夫说，二伯，我觉得这件事情处理得不妥。如果安葬完了，他们不给钱怎办？这个世道，人心险恶。
二伯一愣，眉头一皱，大怒道，人家一年就挣上百万，何况还是四个人拿这个钱。咱出力干活的觉得挣钱不容易，在人家眼里十万二十万的根本不叫钱。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晾他也不敢耍花样。
丈夫被二伯怼得一声不吭，毕竟女婿在丈人家有些话是不能说的太过分。那时，我们娘几个还没有接受这个事实，赔偿金听起来总有些刺耳，金钱的数字好像是对父亲的侮辱。所以，母亲连一句关于赔偿金希望拿到多少的话都没有说过。她总是闷着头，默默流泪。
父亲是在外县出的事，遗体还在太平间里，一天的停尸费是两百块，再加上火化，买骨灰盒，寿衣什么的。接下来，二伯让堂哥给三炮打电话去交钱，他腿断了不能去，让他找人去。堂哥打完电话回来，却说，三炮说了，钱要我们先垫上，等到时候一起算。
堂哥传完话也被二伯叫着一起去了林县，直接去医院找三炮要钱火化。他们都走了之后，丈夫更加确定他的想法，他偷偷跟我说，看到了吧！这点小钱都不舍得掏，要他一次拿那么多钱，哪那么容易！现在还没安葬咱爹，他都敢这样。要是真的入了土，他更有恃无恐。
我真恨自己，当时的脑袋怎么就没有转过弯来。如果我反对二伯的做法，弟弟还年轻，我只要把事情的利害和他说清，他肯定会站在我这边。就算母亲不好发声，二伯也不敢自作主张。
父亲属于交通事故，必须在当地火完化才能带回家。按照习俗，不管是寿终正寝，还是意外身亡，临到火化的时候，一定穿戴整齐。鉴于父亲的情况，二伯他们不忍看到父亲残缺的遗体，找来入殓师，给父亲把衣服穿上。后来，我问弟弟，除了腿，父亲脸上伤到了吗？弟弟说眼皮那里有些破了。人家给化完妆几乎看不出来了。二伯把从家里带来的布包打开，从里面取出一只碗和一团棉花。沾眼是我老家的叫法，就是拿一只干净的碗装上清水，然后取来一团棉花浸湿，往死者的眼睛上沾几下。说是这样死者就能看清前方的路，早日投胎转世。沾完眼睛的棉花扔掉，碗由儿子当场摔碎，摔得越碎越好。至于为什么，我也不清楚。为了这事，我还专门问过家里的老人，他们也说不上来是为什么，祖上传下来的，都这么做。我猜大约那碗沾染了死亡的气息，摔碎图个吉利吧。
从停尸的医院到殡仪馆一路警车护送，直到父亲的骨灰被装进小匣子里。后来，弟弟聊起这一段，我脑补过当时的画面，那大概是父亲在世上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风光的时刻吧。农民出身的父亲，不会想到，这竟是他一生得到的最大“荣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