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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长荣
一号井正式建井时间是1970年6月25日，比我们去五号井的时间早63天。
一号井老办公楼后改为提升工区宿舍 其实早在同年的6月18日，当时清江市负责工业生产的付市长文荫怡就已经带了几个人作为先头部队到了大黄山。当天晚上他们就住在大黄山的徐州矿务局招待所。第二天一早当他们几个人开着一辆破吉普从大黄山矿向北穿过不涝河赶到老七号井，映入他们眼帘的就是一片随风起伏的青青谷子地。随行的原清江市变压器厂的武师傅不认识谷子，把它说成是是稻子，惹得大家笑话他是地地道道的“五谷不分”。一个半圆弧状的拱形物体从谷子地中间高高隆起，随行的徐州矿务局的人告诉他们那就是老七号井井筒。六七月正是野草疯长的时节，井筒上面爬满了野草藤蔓，藤蔓枝叶的间隙露出斑驳料石的灰白。爬满了野蒺藜的被柴草树枝封堵的井筒的洞口，看不出洞穴的模样。看到眼前如此荒芜的井筒，随行的人们心里都一阵发凉。
上图为大黄山老7号井井筒，此处是一号井首发地，作者摄于2005年文荫怡是军人出身，不到一米七的个子但很壮实，略显扁平的白净的四方脸上透出一种坚毅，战争年代钻过枪林弹雨，为此他还为之付出了一条胳膊。他是清江市的“工业通”，当时清江市好多工业企业都是他一手搞起来的。据说某一个新建企业缺少一台电动机什么的，他就直接写条子给某厂要求调配，厂长推脱说没有，他可以点名说在某某车间，某某仓库。他对于当时清江市的每个工厂企业可以说是如数家珍。到底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或者说是他有过太多的白手起家的创业历练，面对大家的默不作声，看到挂在大家脸上的畏难，他把那唯一的胳膊一挥，“不要看了，分头找房子！”。老七号井的南面一个村子叫郑庄，（这也是后来一号井被命名为“郑庄小煤矿”的原因），距这里约七八百米，西南面一个村子叫夏庄也叫西夏庄，距这里一千多米，两个自然村同属一个夏庄大队（村），随行的工作人员就到靠这里最近的两个村子里去找老百姓借房，为隔两天就要来到的大部队安排住宿。6月25日，烈日当空，正是酷热时节。当十几辆大卡车载着四百多带着大大小小铺盖卷的第一代农民工，风尘仆仆越过大黄山，跨过不涝河到达那一片青青谷子地的时候，我想他们比我们当时来到王台八队的打麦场上的心情大概更要失落一些。按照事前号好的郑庄和夏庄的房子，每个人发了一张芦柴席子，芦柴席子不好卷，工人们就把它顶在头上。就这样，这群头上顶着席子，胳膊下夹着铺盖卷的人们走向了他们的“职工宿舍”。当这批从500里以外奔到这里的他们在地铺上扔下铺盖卷，从农民家里的茅草屋子里跑出来像我们后来一样急不可耐地去寻找他们矿井的时候，当那个坐落在谷子地里爬满了野蒺藜的块石矿井出现在他们眼前的时候，他们都傻眼了。都是农村来的二十几岁的血性汉子，经历过缺吃少穿的三年“自然灾害”，苦对于他们来说似乎已经是家常便饭，而吃苦已经成了他们逐渐练就形成的一种习惯。眼前荒芜的矿井虽然令他们有些失望，但大运河的清波却让他们兴奋不已，这条通南到北的大运河是这些清江浦儿女的母亲河，他们像扑向母亲怀抱的孩子扑向大运河，更像一群鸭子纷纷跳入水中，除了洗却一身的风尘疲惫，同时也让满腔的热血稍微冷却一下回到眼前近乎于残酷的现实。老7＃井井筒东面有一处酷似堡垒似的石头房子，一号井人叫它十八间。那是1958年建井时遗留下来的老房子。墙体全是块石堆砌，平顶，中间一道一米多宽的走廊，两边房间门朝着走廊。由于十几年的废弃，门窗皆无。，他们简单清扫一下，把它作为临时办公场所，仓库，南面几间垒起锅灶作为临时食堂等。这是唯一一处能让这几百人暂以栖身的地方。
工人住在老百姓家里只是临时性过渡措施，一来太远工作不方便，二来时间久了会产生矛盾。“自己动手，丰衣足食”，那是当时经常挂在嘴边的话，于是他们第二天就开始在十八间的北面空地上搭起了稻草工棚。棚子搭好了，在里面铺上稻草，撂上粗席子就成了一排排大通铺。他们弯腰钻进属于自己的“房子”，高兴地在上面打滚。有人开玩笑说：“这下可好了，在这个棚子里带媳妇都中了”！淮安人 把“娶媳妇”叫着 “带媳妇”，此言一出，引得一片大笑。可是他们高兴得有点早了，夏天的狂风差点掀掉茅草屋棚的顶子，秋天的连天雨烂了棚顶的稻草弄得棚子里到处漏水，冬天的寒风灌进草棚，冻得大通铺上一排躺着的十几个“爷们”自找对象“通腿”借以互相取暖 ，这就是那首打油诗里的“弯套弯”。那首打油诗虽然曲调低沉了些，但却真实反映了当时的那种困苦。住的条件差一点还可以凑合，洗澡可就不行了。刚去的个把月还可以“同去那运河滩”，但天气渐渐转冷了就麻烦了。下井上来，一身黄泥一身臭汗，澡是必须要洗的。没有办法，他们只能顶着刺骨的寒风穿过不涝河跑到距这里五六里路以外的大黄山矿澡堂去洗澡，比起我们到一墙之隔的旗山煤矿洗澡他们确实是够苦的了。十八间的临时食堂没有搞好以前，几百人的吃饭主要依靠大黄山矿解决。距离远，人也多，吃饭不及时是常事，实在饿了，吃几根“焉不啦几的萝卜干”聊以充饥也确是事实。在那个计划经济时代，我们的粮油关系都转到了徐州，由徐州市负责供应。矿里几百人凭票供应的鸡鱼肉蛋等等副食品定点在徐州大同路菜场供应，当时只有一辆破三轮，负责采购的变压器厂来的武师傅，他每天就开着它在徐州和大黄山的三十多里的路上来回奔波。有时候上夜班，食堂断炊了，他们没有办法，只好到大黄山矿食堂请人家帮忙，记得有一次，他们在那儿等了一夜，才扛回来几麻袋馒头。现在说起这些，已经近80岁的武寿山老人感叹道：“那时真不容易啊！”。“万事开头难”，一号井的开头之难确是我们现在难以想象出来的，她比我们初到五号井时的困难大得多，因为我们那时毕竟有一墙之隔的旗山煤矿作为依托，用那时常用来形容工人阶级艰苦创业的标准语言：“脚踩荒原，头顶蓝天”来对照他们，我想还真是言之确凿。 如果说一号井建井初期生活上苦条件上差到也可以另当别论，关键是他们工作上的不顺。他们刚去时开挖的老7号井是斜井，按道理应该比我们五号井的立井要好清理，但是井筒里的水总是排不完，没有办法掘进。有时候眼看着要排到底了，但水泵又突然抽不上水了，一会功夫又水漫金山前功尽弃。这样的拉锯战打了两三个月，弄得人困马乏，束手无策。那时，比他们迟到两个月的我们五号井井筒已经清理结束了，他们却还在原地打转。老7号井俨然已经成了一块鸡肋，食之无味，弃之不甘。由此想到当年大黄山煤矿之所以放弃它，确实是有道理的。怎么办？强攻不能就迂回吧。直到当年十月份，淮阴采煤指挥部从徐州矿务局请了来专家工程师，重新确定方案，决定暂时放弃老七号井，在距离这口老井东面一公里的地方另开新井。几个月的拼搏，几个月的汗水，几百人的努力和希望转眼间重新变成一张白纸。“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说的那么有诗意，可现实却绝没有诗歌那么浪漫。自从决定暂时搁置老七号井重新建井，一号井人就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重新建井，谈何容易？在人家徐州矿务局，建井有专业的“建井工程处”，有一套专业人马专业设备，而我们除了铁锹大筐就是一双手，其它一无所有。但那个年代也没有什么不敢干的事，“工人阶级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地球转一圈，我转一圈半”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都是那时的口头禅。当“边设计，边施工”成为那时基建工作的常态时，从提出重建到制定方案再到开始施工，这前后不过就是短短一个多月，真是堪称神速。“身在井下三百米，胸怀世界三十亿”表达的是那个时代煤矿人的豪壮，而“万丈高楼平地起，千米矿洞向下掏”却是一号井人的自我调侃。新井是从平地开挖的，主副井同时推进。新井口在老7号井东面，距离老井直线距离约一千多米，那是一片平坦农田。稻子刚收，地中间洼塘里的水还没有耗尽，满地寸把长的稻根子踩在脚下还嫌有点扎脚。没有电源，清江市调来了供电局的工人，带来设备器材，从老七号井架设了一公里多的高压电线到新井口，安装了临时变压器，帮助解决了用电难题。没有设备，好在都是农村来的，大家就用铁锹大筐先干了起来。没有房屋，临时搭起一处稻草工棚暂且栖身…井口开挖以后，就牵涉到井筒砌璇的问题。附近最近的采石场在离新井口六七里外的小黄山，“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采石工人就是小黄山村的农民，他们用炸药把石头开采出来以后人工铣好，卖给附近的煤矿。那种长约60公分宽约40公分厚约40公分的长方形石块在采石场铣好以后就堆放在那里。料石好买，运输却难，过去那个时候，生产归生产，运输归运输。料石笨重，每块重达四五十斤，运输又成了我们的一大难题。那时候没有什么运输工具，农村里连小手扶拖拉机都很稀罕。运输料石又不能用汽车，一是有汽车也不能开到采石场，因为根本没有路，再者因为汽车高，几十斤的料石头要举上去很不容易，那时候也没有什么装载机之类的装卸机械。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靠人工用平板车运输。其实六七里路并不算远，但是关键是中间夹着一条运河，虽然有渡船，但没有装卸码头，装上石头的平板车要从岸上上船再下船可是不容易，弄不好就会翻车伤人。为了确保工程的进展，矿里成立了运输突击队，专门负责料石的运输。天气好的时候平板车就从大运河上的小黄山渡口直接过河，并安排几个人从渡口把装满料石头的平板车架上船再送上岸，阴雨天为了保证安全宁愿舍近求远绕道从十几里以外的解台闸运输。对于砌旋，这帮泥腿子当时谁都不懂，不知道该怎样砌璇，没办法，只有请师傅。于是从大黄山矿请来的老师傅用料石先砌筑好井筒两边的石头墙，再根据井筒的宽度用木头制作成相应的近乎半圆形拱形架，然后把这个笨重的木头架子在石头墙上方安装好，在两个拱架之间铺上厚度约5公分宽度约为十公分的木板，用煤矿的行话说：“打眼放炮，砌璇戴帽”，这就是“戴帽子”了。在安装好的木板上把料石一块块砌筑上去，直到达到一定天数以后，砌筑的水泥砂浆强度到了，就可以拆除下面的木模了。那些八九十斤重一块的料石在老师傅们手里砌璇时搬上搬下似乎毫不费力，但是到了我们工人手里却似千斤，现在这些过去的泥腿子变成了泥膀子了，浑身上下弄得到处是泥浆砂浆，有的人手指都被料石挤破了，很有点狼狈。不过几天下来，他们已经适应了这种笨重的石工作业，井筒在他们的手下一米一米的向下延伸。以至于几年以后当我来到这里，看到这样的井筒，尤其是看到井下大巷、泵房那跨度十几米仿佛井下宫殿般的工程时，确实为一号井的弟兄们感到骄傲。随着井筒的逐渐加深，井下排水的问题渐渐变得头疼起来。刚开始的时候，由于地表浅，土层含水量有限，加上还没有电源，他们就把水舀进大铁桶，用人工抬到上面。电源接通以后，可以用水泵抽水了。但那时候还没有安装铁轨，水泵的上下都靠人工抬，水泵一旦坏了，如果在井下现场没法修理，就要弄到地面，那种笨重的家伙就是平地挪动一下都不容易，何况从一滑一沓的28度坡的井下向上抬？
掘进进入岩石层以后，涌水量明显加大了。那时候他们把水泵固定在没有车斗的矿车底座上，因为是28°坡的斜井，装着水泵的矿车被电绞车牵引着顺着轨道向下放,把井筒里的水抽光，再向下掘进。好不容易把井筒推进到负50水平，这里断层多，裂隙大，地面下大雨，几个小时雨水便可渗透井下，一年四季地面上有旱涝之别，而井下却有涝无旱，雨季更甚，掘进断面上常出现“遥看瀑布挂前川”的奇景。我们去的时候，经过八年的艰苦努力新矿井已经基本建成，当时我们都会调侃老一号井人，戏称他们是‘八年抗战’。也是的， 从1970年建矿到1977年底投产整整经历了八个年头。他们自己知道，八年“抗战”是假，八年“抗水”是真。从一开始在老七号井的排水拉锯战，几个月后无功而返，到后来的重新建井，和水反反复复的较量与纠缠，每一步走得都是何其艰难，何其不易。八年来，一号井人把老人家的游击战术运用得出神入化，‘水退我进，水漫我跑’。一旦水泵出了故障水就漫了上来，前功尽弃，等把水泵修好，水已经把井筒灌满，下次又得再抽,把水抽完，再掘进，这样周而复始地打着拉锯战，打打停停，一打就是一个抗日战争的周期----八年。最近翻看旧日记本，突然发现里面夹着的一页当年信笺纸上留下的一首没完成的“满江红”，那应是我到一号井不久时的“大作”，虽说写的不咋样，但那“八年抗战”胜利的喜悦还是跃然纸上。
“八年抗战，泵房处，水势汹汹。忆当年，大黄山矿，退避三舍。二十春秋汗与血，一千男儿伏虎志” “八年抗战”为淮阴人赢得了制服大黄山“水老虎”的美誉，实践了老人家那“人定胜天”的豪言，但那八年所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是多少呢？根据当年清江市财政局给市政府的关于郑庄矿亏损问题的报告披露，当年拥有职工917人一号井八年清江市“共投资1597万元…”。现在看来这是一笔清楚的“糊涂账”，在当年那种“只算政治帐，不算经济账”的年月，反正耗费的都是国家的钱财，没有什么人心疼过。但对于那个当时只有14万人口的小小的清江市却是一个多么大的不甚重负呢？当然那是当时决策者的问题，与执行者无关。周长荣 男，淮安市清江浦区人，1950年出生，2010年退休于第二人民医院。现于市老年大学习，爱好诗词文学，古典诗词常见于《一品梅诗刊》《淮海诗苑》等刊物。▼▼▼ 采春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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