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16年2月12日，王佐良出生于浙江上虞。在学生时代，王佐良就开始了写作生涯。读中学时，他先以“庭晟”“竹衍”“行朗”等笔名，在武汉一些报纸和杂志上发表短篇小说和散文，上大学后又发表了《武汉》《北平散记》等纪实文学，特别是在《一二·九运动记》等政论报道中抒发了自己的爱国情怀和进步思想；期间还在昆明《文聚》月刊上发表了中篇小说《昆明居》。 但他更多的还是写诗。早期的诗作除在《清华周刊》《时与潮文艺》等刊物上发表过之外，瑞典汉学家马悦然也曾翻译过王佐良在昆明时写的两首诗，收入其所编的瑞典文版《中国诗选》中。  这首写于1942年的诗歌，是一个年轻诗人在当时充斥大地人间的压迫、腐朽、黑暗和反抗下发出的呐喊。 它和另一首诗，被闻一多先生收入了他编选的《现代诗钞》。  上世纪90年代，陈琳教授请王佐良先生给学生作一场有关文学与语言学习的报告，介绍王佐良先生是诗人。 王佐良先生很客气地说：“刚才陈老师介绍我时，说我是诗人。是的，我喜欢诗，我爱诗，我爱中国诗，我爱外国诗，我也翻译了许多诗；但我自己写得不多。然而把我称作诗人，而且首先介绍我是诗人，我是高兴的，我是感谢的。”  在北京友谊宾馆庆祝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十周年宴会上 在王佐良看来，译诗是写诗的一种延长和再证实。在《译诗和写诗之间》一文中，他说：“只有诗人才能把诗译好。”“诗人译诗，也有益于他自己的创作。” 在《穆旦的由来与归宿》一文中，王佐良也提出：“诗歌翻译需要译者的诗才，但通过翻译诗才不是受到侵蚀，而是受到滋润。”而他自己正是这样一个以自己的诗才译诗，而又从中得到无限滋润的诗人。    1940年，王佐良在西南联大留校任教，开始尝试翻译工作。虽然当时的西南联大生活条件清苦，工作繁重，他和许多教授一样，需要经常外出兼职谋生，最多时曾同时干6份工作，但是他仍然笔耕不辍。  左：王佐良与夫人徐序在昆明 右：王佐良夫妇订婚照（1940） 当时，他翻译了爱尔兰大文豪乔伊斯的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托人带到桂林准备出版，不幸遇上日寇飞机轰炸，手稿化为灰烬。后来仅整理出来一篇《伊芙林》，于 1947年刊载于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上。 王佐良还开创了国内研究英国诗人艾略特的先河。同时，他也是最早全面评述穆旦诗歌的人。   1947年，王佐良赴英国牛津大学攻读英国文学研究生 建国之初，王佐良与他的老师金岳霖、钱钟书等著名学者一起被聘为委员，共同参加了《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翻译工作。 他还和姜桂侬、吴景荣、周钰良、许国璋、朱树飏等合作，由英文转译出版了苏联作家爱伦堡的长篇小说《暴风雨》。这本书虽然是根据英译本转译，但风格上参考了法语的一本，疑难内容还请人对照了俄语原作，充分体现了译者们精益求精的严谨作风。  1980年，王佐良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讲学 此后，王佐良先生没有再涉足过大部头小说的翻译，精心翻译了大量的英语经典诗文和散文。他翻译了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的《谈读书》，被同行学者们誉为“好似一座令后来者难以翻越的高高的山峰”的经典佳句： 王佐良先生生命的最后10年，致力于文学史的研究。他主持编撰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研究项目《英国文学史》。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全书共分为五卷，从英国中古文学一直论述到20世纪后期的当代文学。 除了主编《英国文学史》这样的综合性文学史之外，王佐良先生还编写了一些专题性文学史书，如《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史》《英国诗史》《英国散文的流变》等。 王佐良在清华大学中楼寓所伏案，共有二十多部著作在此写成 他在谈及“修史”这一严肃的工作时认为，编著者不仅要尊重历史，而且“要有中国观点；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要以叙述为主；要有一个总的骨架；要有可读性”。 他反复强调：“写外国文学史首先应该提供史实，以叙述而不是以议论为主”，要“有说有唱，说的是情节，唱的是作品引文。没有大量的作品引文，文学史是不可能吸引读者的。” 北京外国语学院博士生论文答辩后师生合影 即便是学术论文，王佐良先生也提倡应“写得短些，实在些，多样些，如果做得到，也要新鲜些”，要如实地记录下自己“所感到的喜悦、兴奋、沉思、疑问、领悟等等”，并应“尽量避免学院或者文学家圈子里的名词、术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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