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新儒学是东亚文明的重要纽带

汐钰文艺范 2020-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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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儒家学说于公元前5世纪由孔子创立，经孟子、荀子等人的发展，更趋完善。到汉武帝在元光元年（前134年）采纳了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儒家学说成为国家信仰，中国从此进入了儒教社会。以后，儒家学说又传播到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家，并成为各自的官方学说，其影响了东亚文明的方方面面，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

中国传统文化在东亚的传播和影响力无疑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层面，为国内学术界广泛认同的“东亚文化圈”这一概念，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在东亚传播和影响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东亚区域结构形成于唐朝，但在安史之乱后，内陆藩镇势力和边疆少数民族崛起，形成了各族各国竞相发展的局面。这样的局面使得政治性的封贡关系削弱了，但经济文化交流不仅没有中断，还更加繁荣。其中，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新儒学，使东亚文化在多样性的发展中获得了新的统一性，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一、新儒学形成的历史背景

从魏晋南北朝开始，儒学丧失了独尊的地位，佛教和道教兴盛。隋唐时期佛教在中国进一步发展，日益深入民间，并向周边国家和地区传播。道教在隋唐时期形成了系统化的宗教哲学体系，受到统治者的重视与扶植。形成儒、佛、道三教鼎立的文化格局，受统治阶层的影响，三教在各自发展过程中会有不同程度的偏重，它们之间有竞争，借鉴，甚至还有冲突。直到北宋王朝建立后，大力复兴儒学，抨击佛、道，同时冲破汉唐儒学的束缚，融汇了佛、道思想解释儒家义理，形成了以理为核心的新儒学体系——程朱理学。

自唐朝的韩愈、李翱以来，排佛思潮日益兴盛，其主题就是如何重振和更新儒学。到了北宋时期，由周敦颐、张载、邵雍、程颐、程颢创立的新儒学，传承于子思、孟子一派的心性儒学，南宋时期朱熹吸收了佛、道思想、重新解释了儒家经典，集宋代新儒学之大成，确立了程朱理学体系，完成了儒学哲理化进程，是为儒学第二次转变。

二、新儒学的形成条件

首先是政治制度的创新。宋朝加强了中央集权，确立了强干弱枝、内重外轻的政治格局，从而避免了地方分裂割据的危险。其具体措施主要有：

1. 重用儒臣政策：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宋朝统治者优待儒生，注重教化，以文臣知州，提高了文人儒士的政治地位。

2. 台谏制度的创新：御史台和谏院职权合二为一，并直接隶属于皇帝，由皇帝授予，其最突出的特权是“风闻言事”，并“异论相搅”而相互牵制，谓之“谏官”，成为皇帝的耳目，严密监察宰相及百官，但也成为结党营私、引发政争的策源地，当然这是后话了。由此而产生了一种相对矛盾的局面：日益强化的中央集权与儒士议论自由并存，人们的思想活跃，推动了儒学的复兴。

勒石三戒

王夫之《宋论》卷一《太祖三》：太祖勒石，锁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读。其戒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孙；二、不杀士大夫；三、不加农田之赋。呜呼！若此三者，不谓之盛德也不能。

宋叶梦得《避暑漫抄》曾记载道：宋太祖于建隆三年（962）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平时用销金黄幔遮蔽，门钥封闭甚严。太祖命令有关部门，唯太庙四季祭祀和新天子即位时方可启封，谒庙礼毕，奏请恭读誓词。届时只有一名不识字的小黄门跟随，其余皆远立庭中，不敢仰视。天子行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诵，然后再拜而出，群臣及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北宋的各代皇帝“皆踵故事，岁时伏谒，恭读如仪，不敢泄漏”。直到靖康之变，金人将祭祀礼器席卷而去，太庙之门洞开，人们方得看到此碑。誓碑高七、八尺，阔四尺余，上刻誓词三行：一为“柴氏（周世宗）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一为“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余英时：先生在其书中引有宋叶梦得笔记《避暑漫抄》，述宋太祖的“勒石三戒”与王夫之所说略同，惟第三戒云“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这“三戒”中的核心一条是“不杀士大夫”（《避暑漫抄》作“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如果在春秋以前确曾有“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规定的话，那么宋太祖立下“不杀士大夫”的宋朝“家法”，确是超越春秋以后历朝历代的“盛德”。因有此“盛德”，为宋代士大夫提供了一个不那么严酷的政治环境，故宋代士大夫亦不负此“盛德”，使宋代文化超越汉、唐。

其次是经济社会变革。宋朝不抑田制、不抑兼并，土地买卖和土地兼并迅速发展，土地私有制逐步占据绝对地位，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日趋衰落，原来依附于主人的客户获得了自由迁徙的权利，社会流动日益加速，社会平等观念得以成长，门阀宗族制度和宗法关系日益弱化。这不仅推动了工商业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革，而且为个人主体意识的觉醒奠定了基础。“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士兼营农、商，奠定了以后官僚、地主、知识分子三位一体的中国士大夫模式。同时针对五代以来“礼崩乐坏”的局面，宋朝统治者鼓励重建宗族制度，重视重振伦理道德，义利之辩、理欲之辩随之兴起。

最后是边疆民族的强势崛起。在中国的塞北草原上，先后出现了契丹人建立的辽朝、女真人建立的金朝和党项人建立的西夏王朝；西域先后出现高昌回鹘、喀喇汗国等；西南则有吐蕃和大理国，它们与中原王朝时战时和，中国境内民族矛盾十分突出。“自古夷狄服叛，虽不系中国之盛衰，而中国之制夷狄，则必因其强弱。”宋朝改变盛唐时羁縻方针，改成“来则不拒，去则不追”“服则舍之，不黩以武”。由于知道“中国”不等于“天下”，面对异邦的存在，宋朝就得在想方设法抵抗异族侵略之外，凸显自身国家的合法性轮廓，张扬自身文化的合理性意义。

三、新儒学的主要内容

以周敦颐、程颐和程颢、张载、朱熹为代表，形成濂、洛、关、闽四大学派。因周、程、朱主张宇宙的本源是“理”——天理，故称为“理学”，史称“程朱理学”或“朱子学”，这是一个客观唯心论学说。理即道，理学也称“道学”，提出了“格物致知”、“致良知”、“知行合一”的认识论。认为理学的关键在于“经世致用”而不是空谈道理，在伦理道德、人生观、价值观和历史观方面，理学也有系统的论述。不过，宋儒提出的“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使封建礼教对个性的摧残达到极致。

四、新儒学的学术争鸣

1.北宋理学家关中人张载主张气为宇宙本原，是理学中唯一的唯物论学说。他认为物质性的“气”是宇宙万物的本源，“凡可状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气也”。并提出了“太虚即气”的命题，认为“气”是物质性的实体，是世界的本体，“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气”既是永恒的，又是不断运动着的，气聚则有形可见，叫做“明”；气散则无形不可见，叫做“幽”，都只是气的不同形态而已，从根本上否定了“有生于无”的唯心主义观点。他讲的著名的横渠格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体现了其学说鲜明的“经世致用”色彩。

2.理学中的“心学”派主张“心即理”、“吾心即宇宙”、“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其代表人物时宋朝的陆九渊。陆九渊的心学融孟子学说与佛教禅宗说教于一体而创立，他虽然也承认“理”，但与程朱不同的是，他认为“理”不是客观存在的，“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即完全排除了客观物质世界的存在。“此心即理，我固有心，所谓万物皆备于我”，否定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是典型的主观唯心论学说。因此道德伦理纲常这些“理”的体现，也是人心所固有的。

陆九渊与朱熹观点上的对立，是理学内部主观唯心论与客观唯心论两种思想体系的分歧。淳熙二年（1175年），朱、陆两家相会于信州鹅湖寺，各自阐发自己的观点，相互攻击。朱熹主张通过“泛观博览”，启迪人们内心去遵循“天理”；陆九渊则提出先让人“明本心”，再使其“博览”。这场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大论战，史称“鹅湖之会”。不过朱、陆两家在学说上虽有分歧，但某种程度上心学是理学的逻辑发展，其思想核心是一致的。

3.如果说朱熹的伦理道德体系和政治理想完全是为了维护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严重阻碍了宋代社会经济变革和人身依附关系日益弱化的历史发展潮流，针对这些观点，实学派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实学派中两大重要的学派，分别是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和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

针对朱熹和陆九渊的空谈心性，陈亮则倡导实事实功的“功利”说，这是永康学派的思想核心。在哲学上，他肯定世界的物质性，认为“物”是宇宙的本体，“盈宇宙者无非物，日用之间无非事”。并以此批判理学家们鼓吹虚无的“道”本体说，“夫道非出于形气之表，而常行于事物之间者也”，认为“道”是存于“物”中的“舍天地则无以为道”。理学家们提出的“心”、“天理”，都是“既心于无形之表”。因而他反对脱离实际空谈“天理”，倡导功利，“各务其实”。他还认为，人的物质欲望出于人的天性，“天理”与“人欲”是统一的，两者与功利又是相联系的，“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

陈亮的观点引起了朱熹的不安。从淳熙十一年（1184年）起，朱熹多次致信陈亮，提出“王霸义利”的观点，即“天理”与“人欲”是相对，“天理”即“王”、“义”；“人欲”即“霸”、“利”。陈亮对此予以驳斥，提出“王霸并用，义利双行”的主张，双方争辩长达3年。

叶适的唯物主义自然观突出表现在对世界物质性的认识上。他认为“物之所在，道则在焉”，“道虽光大，理备事足，而终归之于物，不使散流”，“夫形于天地之间者，物也”。由于物质是第一性的，“道”、“理”都不能离开“物”而存在，因此“非知物者不能至道”。人们必须通过耳、目去感知客观世界，再由“心”得出正确的认识和结论。而认识的正误又需经过客观事物的验证“欲折衷天下之义理，必尽考详天下之事物而后不谬”。

叶适也从“务实而不务虚”的立场出发，倡导功利。“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反对理学把仁义与功利相对立的观点。

陈亮和叶适的事功学说，反映了中国东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代表了工商业者的利益，与理学展开了多次论战，但未成为主流。

五、新儒学的发展历程与传播

朱熹在世时，由于党争等原因，学派之间相互竞争激烈，程朱理学一再被禁，甚至被斥为“伪学”。直到宋理宗时期才将程朱理学树立为官方哲学，1209年谥朱熹为“文”，1220年分别谥周敦颐、二程为“元”、“纯”、“正”，1227年下诏特赠朱熹为太师，封信国公，这些殊荣朱熹生前并没有享受到，因为这一年他已经去世27年了！元朝兴起后，早期并没有完全汉化，保留了大量草原时代的习俗，后来到了元仁宗时期，于1313年恢复科举考试，以朱注《四书》为准，再次确立了理学的官方地位。此后直至1905年中国废科举，理学作为官方思想维系了600多年。

日本最早引进程朱理学思想，可追溯至镰仓时代，但由于受到唐朝文化的影响，佛教的禅宗占据主流。经过了安土桃山时代的战乱后，德川家康建立了幕藩体制，日本由此进入了最后一个封建时代——江户时代。理学思想上升到了统治地位，进入了它在日本的兴盛时期，出现了如林罗山、伊藤仁斋、山崎暗斋等理学大家。

在朝鲜半岛，高丽王朝末期，儒士安珦带回朱熹的《四书集注》等著作。恭愍王十六年（1367年），高丽建立成均馆，任命一批儒士如李樯、郑梦周等讲论朱子学，理学从此在朝鲜半岛发展起来。朝鲜王朝建立之后，以儒立国，程朱理学成为王朝立国的思想，朝鲜儒士们以朱熹思想为原本，发展出具有朝鲜特色的性理学思想，李滉（号退溪）、李珥（号栗谷）、宋时烈等为主要代表人物，其理学思想与政治斗争、社会现实密切相关，持续五百多年的朝鲜王朝被视为世界上最长的儒教王朝。

结语：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新儒学，将东亚地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与各国的学术思想和民族文化相融合，形成了“儒学文化圈”，呈现出“一体多元”的文化格局，“一体”即以中华文化的程朱理学为体；“多元”即中日韩理学多元化发展与具体呈现。在东亚地区带来广泛认同的价值理念，成为普遍认同的思想系统，这都能说明新儒学在东亚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传播中起到的作用，对东亚文明形成和发展所具有的卓越贡献。

2020年7月28日

庚子年六月初八

资料来源

Ⅰ图书类

杨军、张乃和主编《东亚史》，长春出版社2006年版

邱树森、陈振江主编《新编中国通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国家旅游局人事司编《导游知识专题》，旅游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

【韩】赵东一著，李丽秋译《东亚文明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日】源了圆著，郭连友译《德川思想小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版

Ⅱ期刊类

朱人求《东亚朱子学研究的新课题》，微信公众平台《东亚文明》

朱人求《朱子学与东亚文化共同体的构建》，《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0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