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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属东胡族系，是鲜卑族的一支。它原先本与宇文、库莫奚两个部落一起游牧，公元344年(东晋康帝建元二年)，前燕主慕容皝进攻宇文逸豆归，契丹也同时被击溃，遂从鲜卑族中分离出来，自号“契丹”，从两个氏族小部落，逐渐发展为八个氏族，再后又由八个氏族发展为八个部落。公元六、七世纪之交(隋朝时期)，据说契丹曾一度发展至十个部，每部有兵多者三千，少者千余，别部又有四千余家。至七世纪(唐初)时，“胜兵”竟达四万人，已是一个包括很多个部的大部落。  一、契丹部落联盟的形成契丹在北魏(公元四世纪后期至六世纪前期)时，尚未形成部落联盟。史载契丹八个部，分别各自以其部内的名马、文皮弓献给北魏政府，并各自与北魏互市于和龙(今辽宁朝阳县)、密云（今北京市密云县）之间。说明当时契丹各部仍各具独立性有时各部之间甚或互相攻战不止。及至隋初(公元六世纪后期)，各部已在一定程度上联合起来，故这时“如有征伐，则各部酋帅相与共议之，兴兵动众则合符契”。 契丹部落联盟的最后形成是在唐初(公元七世纪初期)。《新唐书》“契丹传”载，当时契丹部落联盟的首领是大贺氏，他有胜兵四万人；联盟包括八个部落，盟约规定：凡征调兵马对外攻战，各部必须会齐、统一行动；至于狩猎，则各部可以单独出动。  二、契丹背弃突厥，归附唐朝契丹原臣服于突厥奴隶主在漠北建立的政权，突厥统治者委任大贺氏为俟斤(突厥一种官号)。唐高祖武德(公元618——626年)中，契丹大酋长孙敖曹先后遣使入唐朝贡。 太宗贞观二年(公元628年)，部落联盟首领摩会背弃突厥，归附唐朝，并随从唐军征伐。至窟哥任部落联盟首领时，更举部内属，唐朝乃于契丹的驻牧地设置松漠都督府和十个州，以窟哥为使持节十州诸军事、松漠都督，封无极男(爵号)，并赐姓李氏。  从此契丹及其驻牧地归唐朝政府直接管辖。武则天执政(公元684——704年)时，由于唐朝边臣赵文湖(音会)的错误措施，曾激起契丹的反抗，在首领孙万荣的统领下，入犯幽州、瀛州(今北京市及河北河间县一带)等地，但不久即被击败。玄宗(公元712——756年)时又复归附。终唐一代，契丹与唐朝的关系错综复杂，既有朝贡、入仕和贸易，也有战争和俘掠。通过这些复杂的关系，契丹受到了中原先进封建经济文化的剧烈影响。 契丹在唐代已日趋强大。及至唐末，漠北回鹘政权衰亡，中原藩镇割据，唐朝政府软弱无力，已不能控制边疆地区，契丹贵族遂乘时而起，建立政权，成为祖国北方的一个强大的势力。  三、契丹部落联盟的领导权的更替契丹在它的发展过程中，部落联盟的领导权最先掌握在大贺氏这一氏族之中，大贺氏的第一个首领便是上文提到的窟哥。唐玄宗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大贺氏一系的最后一个首领邵固被杀之后，联盟的领导权便转入另一个氏族遥辇氏(辇音捻)之手。 遥辇氏的第一个首领是洼可汗屈列。从屈列至耶律氏一系建立政权(公元916年)，其间大约一百七十余年，史书记载，共传九世(总称“遥辇九帐”)。 耶律氏族，在遥辇时代，属于联盟中的迭刺部，世为部内的夷离堇(掌管兵马的大官，堇音仅)。当时契丹联盟内部的政治组织，各部除有个大酋长担任政治首领外，还有一个夷离堇作为军事首长，实行二头首长制。由于迭刺部在遥辇氏为首的联盟中独强，故迭刺部的夷离堇，事实上便成为全部落联盟的军事首长，握有极大的权力。  契丹各部和部落联盟的首领都称“大人”，在先连同夷离堇都是通过氏族和部落内部的民主选举产生的。 《新五代史》“四夷附录”第一描述这种选举的情况说：契丹各部的首长称“大人”，常推一大人建立旗鼓以统领八部；及至在任岁久，或族内有灾病而畜牧业衰落，则八部聚议，以旗鼓更立其他大人以替代之；被代者以为盟约本来如此，故亦不敢抗争。后来到了遥辇时代的阻午可汗(唐赐名李怀秀)时(约在唐玄宗开元之末，即公元734——741年之间)，选举制受到破坏，开始从个别显贵氏族或家族中选举以替代一般的选举，因而民主选举制事实上变成了显贵氏族或家族的世选制。《辽史》“萧韩家奴传”说：
就是指大人世选制的确立而言。  四、契丹逐渐摆脱“无有定所”的游牧生活，开始“分营置部”契丹是个游牧部族。在先他们随寒暑追逐水草，经营畜牧业，居无常处，以毡帐为室。他们的主要经济虽是畜牧，但鱼猎在社会经济中仍占有一定的地位。正如《辽史》“食货志”上说：
至阻午可汗后，农业及纺织、冶铁、煮盐等手工业也发展起来，逐渐摆脱“草居野处，无有定所”的在较大范围移动的游牧生活，转向“始制部族，各有分地”，亦即《辽史》所谓“分营置部”的在较小范围移动的游牧生活。  “分营置部”，就是把原来适应于在较大范围移动的“营”改组为适应于在较小范围移动“部”，而各“部”又都划分了一定的土地作为自己“部”内的疆界。故这时的部与原来的部，意义略有不同。这时的“部”是与土地相结合的、占有一定地区所形成的一个畜牧业和农业生产单位(“部”内成员则在划定的“分地”内游牧)，同时也是按照氏族和部落组织起来的一个军事武装单位，既是一个村社，也是一个军事基地。 在这里，生产组织与军事组织是紧密结合的，“部”内的氏族成员，一方面是自由的农牧民，同时又是武装战士，他们平时参与生产劳动，战时则上马战斗。正如《辽史》“兵卫志”上及“营卫志”上说：
这种生产与军事二重体制的组织，在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中，都是常见的。  参考资料：陈述：《契丹史论证稿》(1948年印行)第四篇 《辽史》“百官志” 《魏书》 《北史》“契丹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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