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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家相先生在《辽钱考》中说：“通行泉货，平钱，右旋读，面文隶书，背无字，《古泉汇》列无考品。今审其制作文字，则浑厚朴茂，又曰泉货，尚不失六朝遗意，其为契丹国未有年号时铸此，以充行用者。”此说存在的依据是《辽史・食货志》中的那段撤刺的始造钱币的话。当史家指明那段话“查无实据”之后，此说本应销声匿迹，然而自内蒙古林西县三道营子村于1981年7月在辽代窖藏中发现一枚“通行泉货”钱之后，主张此种钱为辽钱者又活跃起来，人云亦云，几乎有成为定论之势。然而辽窖蔵中出土的“通行泉货”仅仅说明辽代曾用过此钱，此钱的下限不会晚于窖入土的时间，并不能说明种钱铸于辽代，更不能说明这是撤刺的所铸的钱币。  三道营子窖藏中，有“开元通宝”钱六万ー千余枚，由于家对它熟悉，谁也不因为它是出于辽代窖藏而把它当成辽钱。惟获一枚“通行泉货”因为出于辽代窖藏而定为辽钱，此正如画人画鬼的故事一样，任由说者随便说也，一些人自己没有进行深入研究，也只好随声附和。 一、“千秋万岁”钱是不是辽钱？辽朝前期铸的年号钱如“天显通宝”、“天禄通宝”等不品种少，数量也极少，收藏家极难获得真品，铜的质量也差。即使到了辽的后期，在辽朝境内流行的多为唐宋钱，辽钱极少。例如巴林右旗上石匠山運代窖藏出土的钱币中，宋钱占70.6%，唐钱20.8%，辽钱仅占0.26%，其它为汉、晋、五代等钱。三道营子辽代窖藏中，宋钱占80.6%，唐钱占18.7%，辽钱仅占0.12%。  “千秋万岁”钱有小平钱、折二钱、当十钱等大小不一的品目。文字也有旋读直读的差异。钱背有光背者，亦有背文为“国泰人安”者，更有龙凤、双剑等图形者。铜的质量也较辽代年钱为优，传世的数量也远比辽代早期年号钱如“天显通宝”，“天禄通宝”为多，收藏者易于获得。怎么能够设想，开国后第三朝皇帝世宗时的“天禄通宝”反不如开国前的“千秋万岁”钱品种繁、数量多、质量高呢？不仅把“千秋万岁”归到代建国前讲不通，即使归入建国后的任何时期也难以提出令人信服的证据和讲出令人信服的道理，剩下的仅仅是毫无根据的臆测。 有人以“千秋万岁”四字见于《辽史》卷109伶官罗衣轻传为据而把“千秋万岁”钱定为辽钱。其实那是曲解了《辽史》的原意而硬性做的穿凿附会的解释。《辽史》的原话是“上尝与太弟重元狎呢，宴酣，许以千秋万岁后传位。”这里面的“千秋万岁”是“死了”的婉转说法，怎么能设想把这种不吉的话铸到“行用正品”铜钱上。  实际上“千秋万岁”连贯成词，并不仅见于《辽史》。《史记》卷58梁孝王世家中，有段汉景与其弟梁王刘武的谈话记录：“上与梁王燕饮，尝从容言曰：‘千秋万岁后传于王’”王辞谢。”汉景帝酒后说“千秋万岁后于王”与辽兴宗宴酣后对太弟重元说“千秋万岁后传位”，何其相似乃尔。依照同样的理由是否可把“千秋万岁”钱归到西汉呢？当然不能。既然不能归到汉代，依照同样的理由当然也不能归到辽代。《辽史》卷109的记载根本不能成为定“千秋万岁”钱为辽钱的理由。 “千秋万岁”有两种意思，一种是前面所说的婉言帝王之死，另一种为祝寿语，例如《新唐书》卷19礼乐志九有“臣某等不胜大庆，谨上千秋万岁寿。”钱文的“千秋万岁”是取后一种意思。这本是放到哪个朝代都相宜的吉祥语，为什么偏偏把它放到辽代去呢？真是咄咄怪事。“千秋万岁”钱之所以大小不一，钱文各异，品类繁杂，正足以说明它不是铸于一朝一代，但绝不是铸于辽代，更不是铸于辽建国前。  又有人以“千秋万岁”钱宋人多博易得之于契丹贡使来证明它是辽钱。这仍然是一个简单的方法论问题。契丹贡使把“千秋万岁”钱带到宋境，仅仅说明此钱中的某些品的下限不会晚于辽和在辽境能见到这种钱，并不能说明此钱是否是辽代或辽建国前铸造的。 总之，把“千秋万岁”钱定为辽钱尚缺乏任何有力的证据。 二、“丹”字钱和“贴”字钱是不是辽钱？“大丹重宝”的钱拓首载于丁福保的《古钱大辞典》，现在所有谈此钱的论著皆是依据此书而反拍。然而不论是原书的钱拓还是反拍的照片，如不经人提示，又不带任何偏见的话，很难出钱文为“大丹重宝”。除“宝”字可以影影绰绰地看清外，其它字均很难看清。例如“大”字就近似于“火”，至于“重”字就更加模糊不清了。钱文尚且不易辨认，又无原钱可资研究，在此基础之上的辽钱云云岂不如空中楼阁。  陈述先生曾明确指出，“契丹”在正史中“没有单独称‘丹’的任何线索和痕迹。”可有的人却硬说“《辽史》已提供”。而所谓的“提供”，只不过“东丹”一词而已。这“东丹”中的“丹”是“契丹”乃是当代学者的一种学术见解，《辽史》中并没有说，因而并不具备史料价值。论点不能成为论据，这是起码的常识问题。 《高丽史》中的“丹人”、“丹兵”中的“丹”都是汉语汉字。有的人杜撰什么“友好时称契丹，交恶时丹”，“称丹即是去其大以示不尊之意”。 在唐代，突厥人与契丹人最为密切，突厥语与契丹语同属阿尔泰语系，突厥人不会不了解“契丹”为何意。在突厥文阙特勤碑中，谈到突厥与契丹交恶的情况时，正是用 (契丹)来称契丹，而没有“去其大以示不尊”。  女真语与契丹语亦同属阿尔泰语系，在女真文字《大金得胜陀颂》中大骂“辽季失道、腥闻于天”时，也是用“契丹”一词来译“辽”，并没有“去其大以示不尊”。善于文字征讨的武则天在契丹首领李尽忠、孙万荣起事后，特下诏书李尽忠为李尽灭、孙万荣为孙万斩。交恶如此之甚亦没有改“契丹”为“丹”，“去其大以示不尊”。说者常引的“东丹”是契丹人自己建立的政权，难道契丹人与自己交恶，对自己也“去其大以示不尊”?这种漏洞百出的不成体系的子虚之说纯系虚构。其不被理睬也就不难理解。 说了这么多“契丹”一词可不可以再分割的话看似离题，实际上正是对“丹”字钱为辽钱说，以及令人啼笑皆非的“开丹”为“契丹”异写说而发的。如果依照“开丹”即“契丹”异写的这种穿凿附会之说，汉语中的“苦胆”、“孤单”等词几平无不可以训为“契丹”。  既然“契丹”不能再分成“契”和“丹”，“大丹”“开丹”、“丹贴”等“丹”字钱也就不应是辽钱。同样、“巡贴”、“千贴”、“百贴”等“贴”字钱也不是辽钱。有人提出“贴”为契丹语“钱”之意，这纯系凭空臆想。 目前辽钱研究中的主要错误倾向是把辽钱定得太滥，硬把一些无考钱塞到辽钱范围内，给辽钱研究工作造成了很大混乱。另外还有一种倾向虽不占主要地位，但也束缚了辽钱研究工作的深入发展，那就是过于怀疑辽朝早期的年号钱如“神册”，“天赞”、“天显”、“天禄”等钱是否为赝品说。严谨是必要的，“天禄通宝”钱的出土说明过多的怀疑是多余的。  参考文献：郑家相《辽钱考》，载《古泉学》第3期 胡峤《陷北记》，载《契丹国志》卷25 《契丹大字银钱和辽钱上限问题》 陈述《契丹政治史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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