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诗评论】胡亮 ▎两个金斯伯格(下）

两个金斯伯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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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如何来写作，早先，博罗斯认为，金斯伯格也认为，最好的真理不在美国，而在欧洲，他们很推崇法国诗人阿蒂尔·兰波（Arthur Rimbaud）——这也是个著名的双性恋者——关于“痛苦现实”的理论。上文已有提及，金斯伯格还非常迷恋英国诗人布莱克，他曾与鲍勃·迪伦（Bob Dylan）合作，给《天真与经验之歌》插上音乐的翎毛。1948年夏天，他在深入阅读——阅读前是不是吸毒了啊——布莱克《啊！向日葵》（Ah！Sun-Flower）的时候，确认经历顿悟，并无限接近了宇宙精神。这就是著名的“布莱克幻境”：既是迷幻药，亦是清凉油。

而凯鲁亚克，背对欧洲，已经走得很远，他老是在纽约大街——而非大学、传统、英式英语和图书馆——寻找灵感，并开始尝试一种“美式叙述”。

对于金斯伯格的写作来说，除了凯鲁亚克，决定性的影响还来自一个小偷，以及一个长者。他们将使用一台古怪的三人担架，把金斯伯格从欧洲抬来美国，让他——至少在写作上——再也不愿重返那个古老而沉重的传统。

这个小偷叫做尼尔·卡萨蒂（Neal Cassady），曾吹嘘说，十六岁，他就已经偷过五百辆车。他带着年轻的妻子出现，并且，同时取悦了凯鲁亚克和金斯伯格。金斯伯格已然深陷，卡萨蒂却云淡风轻，后者很快重新上路，离开了痴情的诗人和小说家。1947年3月，在去科罗拉多的半途，卡萨蒂给凯鲁亚克写了一封信，后来被称为“伟大的萨克斯之信”（Great Sax Letter）。卡萨蒂的“轻松的叙述”，震撼了凯鲁亚克，让他——并通过他让金斯伯格——懂得了如何警惕和摆脱所谓“作家的表达”。作家的表达，或者说，既有作家的表达，都是某种冷硬之物，已经远离口语和交谈，远离“此在”的即兴、意外和惊喜感。叙述，表达，不是运用范例，而是慢慢地“成长”为一个作家。1950年12月，卡萨蒂又给凯鲁亚克写了一封信，后来被称为“琼·安德森之信”（Joan Anderson Letter）。卡萨蒂的生动、迷醉和自由散漫再次震撼了凯鲁亚克，后者终于懂得何谓天性，何谓文体，并决定重写《在路上》，直到写成长达一百二十英尺的卷轴。作为这部小说的最早读者，金斯伯格大受启发，他也不得不思考天性、文体和诗歌的出路。后来，凯鲁亚克将自己的写作模式称为“无意识散文的精萃”，这成为垮掉派的技术指针，——金斯伯格决定将他的方法运用到自己的诗歌。“我读了你给凯鲁亚克的信，”金斯伯格也写信给卡萨蒂，“它们有着惊人的可靠性”。卡萨蒂也让金斯伯格懂得，写作就是记录生活，记录心灵，不必高尚，却要真实。真实就是赤裸。在洛杉矶读书会上，有个醉鬼问，“你要证明什么”，诗人回答说，“赤裸”，然后走上台，脱光了所有衣服。除了真实和赤裸，不必考虑什么文学价值。文学价值具有偶然性和附加性，只是写作的意外收获，——如果径求文学价值，那将是可怕的南辕北辙。卡萨蒂对垮掉派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以至凯鲁亚克不得不将他作为《在路上》的主人公。

说完小偷，再说长者。这个长者叫做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这个威廉姆斯，有首小诗，《红色手推车》，能传神，能着色，能留白，素为中国读者所喜。1950年3月，在古根海姆博物馆，金斯伯格听取了威廉姆斯的演讲。这位名宿的演讲，以及他的诗歌，他的有力的口语，来自呼吸的节奏感，再次让金斯伯格感到愧悔，——为自己做作的词藻，板结的欧式格律。威廉姆斯告诫年轻的诗人，应写离鼻尖最近的事物，“No ideas but in things”，——这则著名的诗论，也许可以不完全妥帖地译为：“没有抽象，除非及物”⑴。大约是1951年，谁知道呢，或许是1952年，威廉姆斯建议金斯伯格将日记或散文改写成诗歌，成果出来后，前者认为大有突破，应允将来为后者作序，——不久，他就有机会兑现承诺。金斯伯格找到了方向，要清除父兄的影响，写出属于他们这一代人的及物诗：“对器官的重视远远超过政治”。

欧洲的金斯伯格，已经坐不住，他就要蝶变为美国的金斯伯格。1955年，诗人开始写作《嚎叫》，迷恋破坏，反对献祭，抗议凶神摩洛克。全诗于1956年定稿。不久，他又写出《美国》。长句（诗人称为“意群”），直觉，雄辩，口头禅，新闻体，急就章，以及北岛所谓“纽约的节奏”，伴随了诗人在写作上的井喷期。但是，诗人对《嚎叫》并无自信，他服膺于威廉姆斯的判断，继续专注于将日记或散文改写成诗歌。直到1955年10月13日，在旧金山六号画廊，当诗人朗诵了《嚎叫》，“我看见我这一代的精英被疯狂毁灭”，一切都变了，作者，读者，听者，迎来了节日和盛典，并共同见证和确认了这部新经典：堪与《草叶集》和《荒原》并列而无愧的新经典。这就是“旧金山诗歌复兴之夜”。1956年，《嚎叫》由城市之光（City Lights）出版，在英国首次印刷，当年秋天刚运抵美国，出版人劳伦斯·费尔林希提却被告上了法庭，——这简直就是个奇妙的隐喻。就在辩论和审判期间，《嚎叫》又连续四次印刷。案件引起各方关注，先锋派，保守派，甚至由此加快了分裂和对峙。结果如何呢？并非诲淫。胜诉的是出版人，败诉的不仅是海关，警察局，更是美国审查制度。此后几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还有《北回归线》，才得以陆续出版。

时至今日，我们已经可以看得更加清楚，金斯伯格掐断美国诗的欧洲余绪，隔代遥继瓦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已经传承和创造了一个充满活力和弹性的美国现代诗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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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无论什么事情，凯鲁亚克都会捷足先登。1954年，当卡萨蒂带着金斯伯格首次去往旧金山，而凯鲁亚克，却在加利福尼亚发现了东方的佛教，他花了很多时间研究释迦牟尼，后来还写成了《一些佛法》（Some of the Dharma）。在此期间，凯鲁亚克不断致信金斯伯格，力劝后者研究佛教，还附上了一长串参考书目。但是，后者在文化和写作上的选择，刚从欧洲转向美国，暂时还不能从美国去往亚洲。

其实早在哥伦比亚大学时期，就有一位教授，叫做雷蒙德·韦弗（Rimond Weaver），他精通禅宗哲学，对金斯伯格也颇有影响，——但是这种影响，被美国式迷幻革命打断了。

金斯伯格去往旧金山，他不会想到，他将赶上并加入要紧的“旧金山文艺复兴运动”。恰是这个运动的参与者，要接力韦弗和凯鲁亚克，将西方的金斯伯格，转变为东方的金斯伯格，——这个转变具有本土哲学基础，是的，我说的正是美国超验主义。“旧金山文艺复兴运动”的核心人物，乃是肯尼斯·雷克斯罗斯（Kenneth Rexroth），他给金斯伯格介绍了其他成员，比如迈克尔·麦克卢尔（Michael McClure），菲利普·惠伦（Philip Whalen），还有更重要的盖瑞·施耐德（Gary Snyder）。这些诗人具有相似的爱好：荒野，佛教，东方文化。惠伦和施耐德都当过和尚，还有森林火灾观察员：在他们看来，这两种身份都宜于静修。后来施耐德去往日本——他还不宜去往中国——醉心于参与和研究僧侣生活，修为日高，影响日大，以至凯鲁亚克不得不将他作为《得道流浪汉》的主人公。这是后话不提；旧金山这些诗人把东方化作为去欧洲化的手段，甚而至于，用这个手段取代了目的，也就是说，直接用东方化代替和代表了美国化，——这似乎不可思议，然而事实正是如此。在他们看来，印度教，佛教，禅宗，正是东方式迷幻革命。金斯伯格被他们——也被东方文化——吸引了。诗人的包容心和亲和力再次派上了用场，很快，他就用佩奥特换得了他们的思想和怀抱。

金斯伯格不断收到施耐德的日本来信，建议同去印度研究佛教，如前所述，就是在1962年，他们实现了这个愿望。施耐德返回日本后，金斯伯格却选择留在印度：似乎不是为了佛教，而是为了印度教。施耐德，金斯伯格，两者都还有机会：1963年，金斯伯格出现在京都，施耐德及其导师引领诗人参加了真正的禅修。而在此前，诗人和凯鲁亚克的导师就只是书籍。从坐姿到冥想，在京都，诗人都得了要领，——他后来承认，这些知识很有用。佛教的众生平等观，成为理论依据，支撑了金斯伯格的美国理想：从自由性爱，共同关注，到清教徒生活，再到回归田园运动。

但是，金斯伯格并不认为，佛教和印度教会有重大的龃龉。1966年，金斯伯格四十岁，俨然已是一切青年运动的导师。每次公开亮相，他都会带头吟唱印度教颂歌。似乎为了反过来响应金斯伯格，也在1966年，国际奎师那⑵意识协会将总部设在了诗人所住的街区，——“精神支援终于抵达”。

到了1972年，金斯伯格遇见了新的导师，来自西藏的邱阳创巴仁波切，通过“密谈”的方式传教，让诗人相信喇嘛教更接近布莱克幻境。这位上师创办了那洛巴学院，邀请诗人负责写作系，——1974年，依托那洛巴学院，诗人创办了凯鲁亚克超验诗歌学校。在这个学校，诗人研究和讲授佛学，诗学，以及两者的关系。他也讲授凯鲁亚克，并且老是说：凯鲁亚克为垮掉派留下了良史。1983年，顺着前述思路，诗人在哥伦比亚特区建立了“冥想和诗学”工作坊。

所以不妨这样来理解：西方的金斯伯格，就是作为嬉普士（Hipster）和嬉皮士（Hippies）的金斯伯格；而东方的金斯伯格，就是作为雅皮士（Yuppies）的金斯伯格。

施耐德终于从日本回到美国，那是1970年，他选择定居内华达山麓，践行非文明生活，恪守北美原住民道德，并修建了名为Kitkitdizze——这是某种原生植物——的森林木屋。挨着施耐德，金斯伯格买了一块地，他梦想着也能修建自己的森林木屋。1972年，诗人正式宣布皈依佛教，法名达摩之狮（Lion of Dharma）。可是诗人永远也停不下“作为金斯伯格的工作”，其余生将迎来更加紧促的节奏，就像他的自嘲，“在出租车上取下我的领带，来不及将气喘匀，匆忙开始冥想”。嘿嘿，“匆忙开始冥想”。1992年，当诗人意识到自己不可能归隐，就将那块地卖给了施耐德，——这是个准确而意味深长的隐喻：爱热闹的金斯伯格，终于还是难以企及伟大的施耐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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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谈宗教，只谈诗歌，那么，可以忽略日本的那一点儿影响，把上文提及的东方化直接理解为中国化。在很大的程度上，中国化决定了美国现代诗的进程：很多诗人都有自己的一个或多个中国偶像。雷克斯罗斯就精通中国古典诗，尤爱李清照，其个人作品亦能得阴性之美。他还长期与台湾去的钟玲合作，翻译介绍中国女诗人作品。而施耐德，很早——不迟于1959年——就已将唐代诗僧寒山译介到美国。当然，他们的中国，更多是古代中国，或者说，更多是古代中国想象，——此种想象具有后工业社会和后工业文明背景。

对于金斯伯格来说，在古代中国想象以外，还有当代中国想象，亦即社会主义中国想象。为了验证此种想象，1984年10月，金斯伯格随美国作家代表团来到中国大陆，他兴致勃勃，先后去往北京，上海，保定，杭州，苏州和昆明。

在当月举行的中美作家讨论会上，金斯伯格曾回忆说，他吓得发抖，仍然即席发言，——这个发言后来整理成诗，《北京偶感》，可以视为其诗学纲领。此外，在中国期间，诗人还写出了十余首诗，其中，《一天早晨，我在中国漫步》（One Morning I Took a Walk in China），回应了此前的当代中国想象；而《读白居易抒怀》(Reading Bai Juyi-I)，则主要回应了此前的古代中国想象。这些作品，描绘了更加感性的中国。中国——而不再是迷幻药——给了他咳嗽，也给了他丰沛的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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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还有两个金斯伯格：英语的金斯伯格，与乎汉语的金斯伯格。前者毋须多说；至于后者，可能要这样来理解：金斯伯格以减弱的力量进入了汉语。诗人伊沙就对文楚安的翻译甚为不满，转而盛赞乃师郑敏先生关于金斯伯格的口头讲授。“因为译不出金斯伯格的体臭，所以中文的金斯伯格就成了一个太监，——他被中国的译者所骟。”⑶要验证这个说法，可以径看《美国》第五行——“Go fuck yourself with your atom bomb”——的各种译文。事实比伊沙说的更糟糕，从马永波，到文楚安，也包括更早的郑敏，没有一个译者忠实于原文。文字呢？算了吧。伊沙同时还说，台湾译者过于柔软，不可能——甚至永不可能——抵达坚硬的金斯伯格。历史总是爱开玩笑，后来，恰是两位台湾译者——蔡琳森，崔舜华——选用最准确的汉字，译出了诗人的体臭和生殖器⑷。

不管怎么样，汉语的金斯伯格——他有种重庆崽儿的气质——仍然凭其亚文化立场，及物性，以及波西米亚风格，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新诗进程。第三代诗歌的几个主要分支，非非，他们，莽汉，撒娇，在不同程度上，都响应——或践行了——金斯伯格的美学主张，文化立场，甚至生活方式。正是缘于此种自觉，第三代才能在十七年文学和十年文学的余绪里，甚至在今天派的余绪里，刻度清晰地呈现出自己的代际特征。后口语诗人，比如伊沙，沈浩波，则更为自觉地置身于金斯伯格的影响，——可以说，这是现在进行时态的影响。

除了诗歌，金斯伯格——以及垮掉派——还影响到中国小说。刘索拉，徐星，王朔，伊沙（作为小说家），卫慧，都可以作为此种个案来加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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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4月5日，中国清明节，金斯伯格以肝癌离世。“艾伦·金斯伯格也许是由爱欲和创造力相互结合得最快乐的一个典范”，他的秘书鲍勃·罗森塔尔（Bob Rosenthal）最后给出了这样的盖棺定论。诗人的离世，让一代人失去了他们的心脏。

早在此前二十三年，亦即1974年，诗人已经被纳为美国文学艺术学院的院士：反主流文化的草寇，终成为主流文化的祭酒。那么，到底是谁向谁妥协了呢？或者给双方台阶，昔日的非主流文化已经上升为主流文化？

月照千江千月影。这个金斯伯格，仍将鼓动着千万个金斯伯格，来挑战我们内心和外部的任何金科玉律。

金斯伯格——或者说凯鲁亚克超验诗歌学校——的很多学生，后来都成了诗人、作家或学者，乃至后垮掉派（Post-Beat）和新垮掉派（Neo-Beat）的中坚力量。他们——以及别人——先后为金斯伯格写出很多献诗。唐纳德·列夫（Donald Lev）在《怀念艾伦·金斯堡》（Thoughts On Allen Ginsberg）中写到，“可是如今我们所有的人——不管喜欢与否——都在依照他创作”。而杰克·弗利（Jack Foley）则在《金斯堡在大商场》（Ginsberg At The Mall）中写到，“勇敢的导师，老诗人呀，你有没有变成智慧的猫头鹰、力量的雄鹰、美丽的天鹅、一株向日葵、一片树叶、一缕阳光、一条在泥土里挖掘的蚯蚓？你有没有变为——不朽？”

① 二十多年后，1972年，金斯伯格认识来自西藏的邱阳创巴仁波切。后者既是上师，也是诗人，他给前者讲了一句类似的话：“事物是它自身的象征”。

 ② Krishna，印度教主神。

 ③《中文的金斯伯格成了太监》，伊沙《无知者无耻》，朝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60页。

 ④ 参读《美国当代诗选》，郑敏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4页。《1940年后的美国诗歌》，马永波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3页。《金斯伯格诗选》，文楚安译，四川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38页。艾伦·金斯堡《嚎叫》，蔡琳森、崔舜华译，台湾木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5年版，第85页。“金斯堡”是“金斯伯格”的旧译，或以为旧译更为简劲、爽快而响亮。

作者简介 

胡亮，生于1975年，诗人，论者，随笔作家。著有《阐释之雪》（北京，2014；台北，2015）、《琉璃脆》（西安，2017）、《虚掩》（合肥，2018）、《窥豹录》（南京，2018），编有《出梅入夏：陆忆敏诗集》（太原，2015）、《力的前奏：四川新诗99年99家99首》（沈阳，2015）、《永生的诗人：从海子到马雁》（太原，2015）。创办《元写作》（2007）。应邀参加第2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2009）、第1届洛夫国际诗歌节（2009）、第2届邛海国际诗歌周（2017）。获颁第5届后天文化艺术奖（2015）、第2届袁可嘉诗歌奖（2015）。现居蜀中遂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