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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很可读的《醉翁亭》游记

 陈农 2020-08-22

       北宋庆历五年(1045年),欧阳修来到滁州,认识了琅琊山琅琊寺主持僧智仙和尚,并很快结为知音。北宋庆历七年(1047年),为了便于欧阳修游玩,智仙特在山麓建造了一座小亭,欧阳修亲为作记—《醉翁亭记》。从此,欧阳修常同朋友到亭中游乐饮酒,“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亭”因此得名。  

     琅琊山古称摩陀岭,唐大历六年,滁州刺史李幼卿搜奇探胜,听闻传说琅邪王司马伷曾率兵驻此,又称琅邪山。后因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而名扬天下。世事更替,历史变迁,琅琊山的古建筑历尽沧桑,多有毁损。现留存的大部分古建筑,多为清代光绪年间和民国初年营建或修复。

由苏轼题书的“琅耶山”山门牌坊,向西行数十米至第一个景区“野芳园”。进园门入一重院内左折“曲径”数步可至“赏心斋”,三弯四折至“拥霞轩”,东折移步观假山池沼,绕“舒亭”进“晨曦堂”,折出向西进入“旷览园”,土丘草坪,大有园中设园、景中置景的另一番情趣。

琅琊山以其山水之美,更因有千古名篇《醉翁亭记》和琅琊寺、醉翁亭等名胜古迹而传誉古今。琅琊寺至今已1200余年。建于宋代的“醉翁亭”,至今已900多年。

欧阳修在出任滁州知州期间,撰写了散文名篇《醉翁亭记》、《丰乐亭记》和其他有关琅琊胜景的诗文约一百多首(篇),苏轼专为《醉翁亭记》、《丰乐亭记》书碑。

宋代的曾巩、王安石、辛弃疾,明代的宋濂、文征明、王守仁等诗人、文学家、书画家、教育家,都曾宦游或旅居于此,并作诗文以记其胜。一进园内就是一幅石刻长卷。乃文征明书写。

琅琊寺及醉翁亭、丰乐亭内外,唐宋以来的历代摩崖、碑刻比比皆是,有数百处之多。其中,以唐代李幼卿、柳遂、皇甫曾等人的诗碑尤为珍贵。

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主修《新唐书》,自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集》。

天圣八年(1030年),宋仁宗在崇政殿主持殿试,欧阳修经历两次意外落榜后,唱十四名,位列二甲进士及第。后来晏殊回忆起这场科考,对欧阳修的才华大加赞赏,却因担心他的不羁与锋芒太过,遂故意降等,挫其锐气,促其成才。

因宋代“榜下择婿”的风气,欧阳修刚刚考中进士,便被恩师胥偃招为女婿。从此,他才真正意义上进入,宋代文人士大夫的生活。

风月佳人,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宋代文人向来不会辜负。紫陌红尘中多得是诗酒风流。欧阳修一向偏爱柔媚可爱的女子。他也曾与一名官妓燃烧炽热的恋情。

长羽金饰茂密乌发,腰肢柔软纤细,

盛夏歌舞,脸上脂粉消融,

翠袖纷飞,眼波流转,看醉座中客。

于是偷期约会,共枕鸳鸯,懒起含羞.....

欧阳修曾三遭贬谪,宦海浮沉。这样的坎坷多磨,给了他潇洒旷达。所以宋代文人的自我修养,常多磨难。先是因范仲淹改革牵连,被贬夷陵县令。庆历五年,上书为范仲淹等人分辨,被贬滁州太守,后又改知扬州、颍州、应天府等地。数次被贬经历,才有了滁州任上的《醉翁亭记》,为政宽简、轻松慵懒的醉翁随即名满天下。

醉翁亭景区有醉翁亭、二贤堂、宝宋斋、意在亭、影香亭、古梅亭、六一亭、宝宋新斋、醒园、解酲阁、菱溪石、洗心亭、让泉等景点,其中醉翁亭居全国四大名亭之一,有“天下第一亭”的美誉。

亭内壁墙花窗,古朴依然。“醉翁亭”亭角飞翘,若鸟振翼。亭傍有古摩崖相依,古树相伴,置身此景令人追思欧阳修在此饮酒赋诗的意境。

步入“醉翁亭”北侧的“二贤堂”,可瞻仰欧阳修的形象,阅赏其名篇佳作。

苏轼手书的《醉翁亭记》石碑。笔势雄放,人称“欧文苏字”。

曲径通幽的古林荫道上,树上鸟鸣啼噪,路旁泉流琤响。过“峰回路转”、“回北门”,在山的低回处为新辟的“深秀湖”景区所在。道侧数米远,过“蔚然亭”,步上湖面的九曲石桥,至“湖心亭”上,可以四顾水色山景。湖中有小船漂荡。

据说包拯、司马光、苏轼、苏辙、曾巩、张载、程颢……许多北宋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文人士大夫,都出自欧阳修门下,或是他举荐。

后世太注意文学上的欧阳修,反而忽视了他在另外一些方面的建树。譬如说在法学意义上的欧阳修,他的执法精神就很值得今人借鉴。一方面他在审核案件时,不是急于寻找有罪的证据而是采取无罪推定的方式,这已经接近现代的法学精神了,在中国法学史上,这种无罪推定最早可能就是从欧阳修和他父亲开始的,这个意义绝对不亚于他作为文学家的意义。

另一方面,他又反对常赦,认为赦则自侮其法而人不畏绳索。他力主法律宽松,但又坚决捍卫在执法过程中应以法律为准绳,决不可法无定法,法外施刑,对法律随意放宽或加重。这已经是直接向皇权挑战了。然而,在这样的挑战中,欧阳修命定只能成为失败者,但这样的失败却不是毫无意义的,他至少让今天的人们更加清醒了,有专制,决无法治,甚至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法”,专制乃犯罪之源,乃“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之源,“私道行,则刑罚繁而邪不禁”。

在中国士大夫中,除了陶渊明那种隐士文人,更多的都像欧阳修一样,文学只是他们在现实抗争中的一种精神补偿,一种呼应,一种政途失意后的抒发。他们从未把自己看作一个纯粹的文人,平时大多不谈文章只谈吏治。“文章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这是欧阳修的名言,他认为写文章更多是个人的事,而政事可以直接改变现实,改变许多人的命运,他更看重的还是一种直接介入现实的力量。这也是中国文人历来的美梦。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

文学大概和在寺院修行一样,对于他们来说,早期追求正统的礼乐之道,以及琴道;中期追求淡雅;晚期更倾向于修身养性、自娱自乐的境界。文学与音乐和佛法,最终安抚了他们衰老的身心.....

到了晚年,欧阳修辞官离京,生活清闲,青睐于古琴,处于修身养性、自弹自乐的境界。欧阳修特别钟情古曲《流水》,在他的文章《三琴记》和诗歌《奉答原甫见过宠示之作》都有详细的记载。

                                                                                                                                       

来自:京开大道 / 范丝怡  / 原文标题:江南印象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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