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过「霸王别姬」？我同意

文/万乐

编辑/正男

 

 

谢园先生离世的消息，我是从朋友圈看到的。前阵子才刚重温了他的《孩子王》，现实与光影的落差感，直让人感叹世事无常。

 

 

梁文道有一次聊阿城的《孩子王》时添了一句，他觉得改编自阿城小说的电影《孩子王》是陈凯歌至今为止最好的作品。

 

不过道长说这话的时候是2015年，但我相信陈导接下来的两部作品大抵是不会让他改变看法。

 

《孩子王》好过《霸王别姬》吗？

我个人也非常喜欢《霸王别姬》，但我也认同，《孩子王》的水准，并不在《霸王别姬》之下。

1988年陈凯歌带着《孩子王》去戛纳，最终只落了个“安慰奖”，同年他曾经合作过的摄影老师却凭借处女作《红高粱》在柏林名声大噪。

 

《孩子王》虽然没能为陈凯歌像《霸王别姬》那样拿到金棕榈大奖，某种程度上却也说明，这或许是部更加“私人”的电影，少了芦苇的加持，陈凯歌的作者性在这部电影中体现得更加明显，他对于时代的深刻领悟，也和阿城的原著小说相得益彰。

相较于《霸王别姬》的全明星阵容，《孩子王》除了主演谢园，其余皆为素人演员，可这一点也不妨碍它成为记录下那个时代最好的电影之一。

 

《孩子王》的背景是文革。

 

插队七年的知青老杆被抽调到学校去教书，同行的知青伙伴个顶个的羡慕，把他压在身下，问他是不是使了什么好处。能当老师、接触文化，对当年那批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识青年来说是件怎样难得的事。

 

等到老杆真正到了学校才发现一切并没有他想的那般美好，正戏这才拉开。

 

本来以为是来这享福的，没曾想学校环境极差，一坐就塌的桌椅板凳让老杆和一同前来的伙伴哭笑不得。

 

听到要他教初三的学生，老杆有点怯，因为他只念到高一，主任听到这事也不闻不问，只是叫他“来，喝水”。

 

这还不算什么，反常的是当老杆第一次上课让学生翻开书时，学生们面面相觑。

 

因为压根没有书。

 

老杆还纳闷，学生怎么能没有书？“我上学的时候，开学头一天第一件事就是领书本”。

 

他还只当是学校忘了，就去找主任，主任满不在乎地回了一句就“忘了说给你，没有书，这些从来不发，缺纸”。

 

看着主任桌子旁堆得如小人高的一沓又一沓的宣传册子，老杆悻悻离去。

 

印宣传册有纸，给学生印书就缺，相对于如今“再凶不能穷教育”的理念，那个时代对于教育的缺失可见一斑。

 

老杆没办法，就学着以前老师的样子，拿起课本自己在黑板上抄，孩子们在底下抄，从早抄到晚，抄些什么内容呢？

 

“做个新时代的庄稼汉”“xxx有积极斗争”“坏分子”······

 

抄到老杆都有了幻觉，以为台下的学生还在奋笔疾书，其实早已放学。

 

麻木过后，看着镜中的自己，老杆唾了一口，他决定改变。

 

更吊诡的是，第二天老杆抄下课文准备讲解时才发现，底下的孩子大部分字都不认识，说的是初三，识字量却连小学都不如。

 

看到这，我心里一紧。

 

仿佛台下坐着的不是一名名学生，而是一个个机器。

 

接受着同一种思想教育，麻木不仁地每天只是抄着抄着，哪怕其实意思都不明白，也在抄着。个性完全被扼杀，每个孩子都如洗脑般被强行灌输观念。

 

班里最好学的学生王福，谈起教书有一套，指导老杆“先教新字再教划分段落，再教主题思想再教写作方法”。

 

王福有一本自己的“字典”，里面认真记录了这些年学到的每一个字，他的识字量达到了惊人的三千八百八十八个字。

 

后来老杆给他一本字典，王福一刻不停地抄字典，老杆问他抄字典做什么。

 

“初三毕业了，我就回队上劳动。抄好了，就带回去，以后还有更大的字典，我还要抄”。

 

王福渴望知识，但在那场文化革命中，他不懂什么才是真正的文化，在他的心里，字典就是文化，抄的越多自己就越有文化。

 

然而哪怕是这本如今我们看来再平常不过的字典也来之不易，那是老杆从同行的知青来娣那里拿来的，县里没有，市里买不到，省里他们去不了。

 

影片中有一处，主任来问老杆教学得怎么样，问他遇到什么困难，并为他指了明路“县里中学有一本统一备课教材，要不要我指个路子，你去抄”。

 

学生在抄，老师也在抄，那个时代，所有人都活成了一个样子，因为稍有不同就会被打倒。

 

同时，陈凯歌还在影片中设置了对照组，一个放牛娃。

 

老杆看到放牛娃蹲在不远处，就过去问他“你是哪儿的孩子，你念书吗？不念？我认得字，可要我教你？”。

 

听到要教他认字，放牛娃起身就离开了。

 

可以有很多种角度去解读放牛娃这场戏，我个人倾向的是，那是对时代的反抗。

 

以文化和教育为切口，《孩子王》呈现了陈凯歌对于文革的否定与批判。

 

批判，是《孩子王》的底色。

 

批判之于是悲悯，悲悯经历那个时代的人民。

 

影片中有两个角色我印象颇深几欲落泪。

 

一个是来娣。

 

那本字典便是来娣的，这是个自信的女孩，常提起自己有编曲的好本事，想让老杆帮忙说说，看能不能给她也在学校里谋个音乐老师的差事。

 

老杆在这里插队了七年，估摸着来娣也差不了多少。

 

那次去看望老杆，来娣听说王福的事情，主动说要将字典送给他。

 

孩子对于文化的渴望，这批知识青年是最懂的。

 

王福临走前，说了句“老师，我走了”。

 

这一声老师，一下将来娣叫得愣在了当场，仿佛触到了她心底的一根弦，那根弦的尽头，牵的是文学与梦。

 

另一个是王福的父亲。

 

片中对王福父亲的描绘并不多，只有两处，一处是帮王福做劳动，砍了一整夜的竹子；另一处便是出现在王福的作文里。

 

王福这样描绘自己的父亲：“我的父亲是世界中力气最大的，他在队里扛麻袋别人都比不过他，我的父亲是世界上吃饭最多的人，家里的饭都是母亲让他吃饱，因为父亲要做工，每个月拿钱养活一家人。但是父亲说我的力气没有王福大，因为王福在识字。父亲是一个不能讲话的人，但我懂他的意思，所以我要好好学文化替他说话。”

 

这是王福的父亲，更是那个时代千千万万个父亲的缩影。

 

他们深知文化的好，想让孩子去学，但他们不知道的是，孩子学来的是都些什么文化。

 

王福那样刻苦地“学”，不停地抄，换来的却是老杆的良言相劝“王福：今后什么都不要抄，字典也不要抄。”

 

影片最终以一场大火结束，那被当地人称为“烧坝”，一种说法是砍倒的树木要将其烧掉才能种东西，还有一种说法是将这些植物烧掉作为肥料为下一代更好地生长。

 

烧焦的树木歪歪扭扭地长在那片大地上，陈凯歌给了不止一次特写，那多像一个又一个特殊时代背景下生长的人，扭曲、堕落。

 

陈凯歌后来在《我说<孩子王>》谈到当初的一段经历：

“我在开始拍摄之前，曾经到了我生活过两年的生产队，我对同行者说，不要告诉那里的人们我是谁，但在我离开那里时，竟终于忍不住问道：“你们可还认得我？”一位赤着脚的汉子说：“你就是那个陈凯歌。”我从其他人的眼睛中看出了同样的话。那个汉子在我离开农场时不过三十几岁，如今已看似老翁。我狼狈逃窜。一路上都是橡胶树，森林没有了。草房换了砖房，满树红花在灰云下面开放，河流改了方向，只看见一个个失去躯体多年的树墩。我怀疑，有些树就是我18年前砍倒的。”

 

陈凯歌可以逃窜，但历史不会逃窜，它永远在那里，被人们铭记。

 

如那一个个树墩，哪怕有小孩在上面撒尿、捉蚂蚁、玩耍，它也永远在那里，不会被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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