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收受礼金、兼职取酬、挪用资金案

曾国藩，男，1811年11月26日生，湖南长沙人，1832年中秀才，1834年参加乡试中第三十六名举人，1835年会试未中，1836年恩科会试再次落第，1838年参加会试殿试列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1840年4月17日参加散馆考试（庶吉士的培训结业考试）列二等十九名、授翰林院检讨（从七品），1843年参加翰林大考并升任翰林院侍讲（从五品），后历任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署兵、工、刑、吏部侍郎等。

经查，1838年，曾国藩授翰林院庶吉士后，未真正授官，每月领取户部四两五钱银子的补助。1840年，曾国藩授翰林院检讨，为从七品，收入为四十五两。由于清代京官实行双俸制，在正俸之外还有恩俸，以“令其用度从容，益得专心官守”。据此，曾国藩全年俸禄收入共计九十两。当时，一两银子约合不到1500文钱；另有人计算，清代一两银子的购买力约合170元人民币。此外，曾国藩全年还有四十五斛俸米。清代一石为两斛，一斛合五十升，俸粮是足够吃的。

曾国藩到京后，入住北京宣武区椿树胡同长沙会馆，3日后在菜市口南横街增寿寺租房，房租每月四千文，约合纹银二两多，全年共计三十三两左右。1840年12月，曾国藩家人到京后，其改在骡马市大街棉花六条胡同租房，房租每月八千文，全年共计六十六两左右。1841年7月，曾国藩因迷信棉花六条胡同房风水不好，搬家至绳匠胡同，月租金一万文，全年约八十三两，已接近其收入。同年，曾国藩在年节假日期间请客送礼开支共计一百二十八两银子。据统计，1841年，曾国藩家庭支出达六百多两银子，大大超出其收入。1844年，曾国藩搬家至前门，月租三万文，约合二百五十多两银子，而此时其任五品翰林院侍读，年收入仅一百六十两。

为弥补亏空，曾国藩到处借贷，其在给祖父的信中称，“孙等在京别无生计，大约冬初即须借账”。1841年，曾国藩向他人借贷五十两。到1842年年底，曾国藩共向他人借贷四百两银子。据反映，其中存在向下属和管理服务对象借款的情况。同时，曾国藩还大肆收钱，其在给父亲的信中说，“男目下光景渐窘，恰有俸银接续，冬下有望外官滥炭资，今年尚可勉强支持，至明年则更难筹划”，“前日冀望外间或有炭资之赠，今冬乃绝无此项”。

这里提到了炭资。清代有所谓冰敬、炭敬，就是在每年夏天和冬天，外官给京官送钱，夏天的名目是冰敬，也就是“防暑降温费”，冬天的名目则是炭敬，算是“取暖费”。除此以外还有别敬，外官到京述职、京官外放为地方官临走告别都要赠送。曾任吏部主事的何刚德在《春明梦录》一书中描述说：外官馈送京官，夏则有冰敬，冬则有炭敬，出京则有别敬。其数自八两起，至三百两为止。以官阶大小，交情厚薄为衡。后来渐重官阶而轻交情矣，大概寻常京官，非有交情不能得炭敬。而别敬则较为普通，督抚藩臬到京，除朝贵外，如同乡同年，及服官（外官）省分之京官，多有遍送，其数不过十金上下，后来竟有降至六金者。然而京官日渐加多，外官所费已不赀矣。余到京后，来源渐涩，每年所入不过百金，然亦不无小补。光宣之际，公行贿赂，专重权贵，末秩（未授官）闲曹（等待职位者）愈难沾丐矣。炭敬即馈岁之意，函中不言（信封上不写）数目，只以梅花诗八韵十韵或数十韵代之，若四十（两）则曰四十贤人，三百（两）则曰毛诗一部，何等“儒雅”。送三百两银票，信封上居然写诗经一部，既腐败透顶，又有辱斯文。

1841年，曾国藩收受他人所送炭敬、别敬共计九十八两。1841年后，曾国藩对其收受礼金情况基本不再留记录。1841年6月，曾国藩违规兼任长沙会馆管理职务，每月从会馆获取一万五千文房租收入，约合十两多银子。期间，曾国藩自批自贷，以“借会馆银四十两”为名，从会馆挪用资金四十两。此外，曾国藩还挪用“人寄卖货银”四十二两多。1843年7月，曾国藩被任命为四川乡试正考官，除了拿到四川省官府补贴两千四百两银子外，还在四川收受各级官员所送一千四百多两银子，收受门生所送五百两银子。此次四川之行，曾国藩共计入账六千两银子。回京之后，归还了债务一千四百多两，并寄回家中一千两银子。对此，曾国藩竟写道：自四川归后，身体发胖，精神甚好，夜间不出门，虽未畜车，而每出必以车，无一处徒步。要知道，此前曾国藩记录的车马费是每年五十多两银子，此时他开始每出必车，到1844年，曾国藩寓中养车马，每年费百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