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权者们日愈增长的自私和贪婪，民众对客观世界的朦然无知和懒得深究，以及对权力自然产生的依赖、敬畏和神授感，导致公共权力很容易就沦为终身制，并大体上循着世袭的道路传递。
第一节 分工和权力
劳动分工原只是常识性小事，不幸的是它往往从一开始，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大多数人一生的命运。
权力的产生，是出于抵御外敌，组织劳动，为了监督完成分工，总之是为了调度群体力量和调解矛盾的需求。原始社会到处是愚昧、缺少知识累积和任强生长的土壤，那时的人论文明程度，比其他动物还强不到哪里，所以权力由谁来掌握，最初是循着动物界强者当然的原则：谁能够用武力征服人们，并具有一定凝聚力，或者说道德感招力，谁就是执掌大权的首领。依环境变化有所区别的是，战乱频繁时首领多需要年富力强的人担纲，因为果断的应变能力和以身作则的勇敢十分重要；而在和平年代搞管理，随着社会的复杂性对经验和耐心的需求，特别是人们对旧有权威的习惯性依赖，权力又多是些德高望重的人在执掌。森林法则占据主导的原始社会中，虽说谁最强大，谁就当然地掌握权力，但在不少群体当中，权力也有需经推举授权的公允过程，只是这种早期民主多为群体内部缺乏强权，或是数强抗衡的结果，需要一定条件，绝非纯理智和道义的产物。所以一般而言，即使在万民安泰的和平时期，原始的村落部族中，也是强权为主，民意公允为辅的统治形式较为多见。
早期的人们在道德观、羞辱感方面还较薄弱。生存欲望不停地驱使着他们去劳作、奔波。能够不劳而获或少劳多得，当然更具吸引力，只是这等好事太少。种植、围猎、采摘、捕鱼……群体生活为提高效率，就要进行分工，分工带来的好处一目了然：各把其关，发挥所能。但是，分工也带来弊端，因为接踵而至的是每个人逐渐习惯于反复在做的事，时间一长，熟能生巧的缘故，形成了好似某件事只有某人才能够办得顺利、做得完美一样。主持分工者图省事便利，渐而将分工相对固化，他们或许没有意识到，这样做会限制人的意识，决定人的一生。
原始的群体生活，剩余产品不多时，由于不太涉及到分配不公的问题，人的思想也较为单纯，没有多少贪心和私欲（有的话也多表现在对配偶的争夺上），故而少有解决不了的矛盾；或者说他们对某种自然形成的权力尚能够普遍认可，予以尊重，所以较为容易处理好内部事务，将矛盾消弥化解。但是，由于劳动及狩猎技巧的提高，收获颇丰后可能对食物进行一定的个人储藏，因而减少辛苦时，为了分配得合乎各种“情理”，人们开始繁生出较多的私心和占有欲，还有不可忽略已露端倪的猜疑妒忌之心。分配可能带来的不公，后来进一步引发分工是否公正，主持人是否称职，也就是权力的合理性问题，等等这些，必然带来新的矛盾。在有些情况下，他们已经很难解决所产生的矛盾，于是只有经过斗殴，通过分裂来解决，然后胜者为王占驻原地，败者为寇另辟蹊径。这种从动物界遗传而来的野蛮而简单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后来随着剩余产品的日渐增多，人类思想理念的日趋复杂化，随着工具、武器和战斗组织性的增强，逐渐变演得越来越频繁，并越来越具危害性。
分工为生活带来效率和次序，带来了安全和繁荣。然也正是由此，先是私有观念开始深入人心，继而产生生活水准、价值观念有明显不同的阶层，日久路长的后来，才慢慢演化出付出劳动与获得果实极不相称的人类层次──阶级。当古人们的思想走出单纯，产生了新的价值及审美观后，那些易于激发出心神愉悦，招来众多配偶欢心，居于高甄在上的支配地位，常常被人们艳羡，令众人瞩目的工作，显得“高尚、荣光”起来，并引致人们的追逐求索；而那些缄默无闻的操持侍弄，那些受人支配、约束，并且不产生多少明显价值，不为人们所注重的关门艺技及分工，逐渐显得冷落黯淡，避之唯恐，继而变得“低贱”起来，并常受到人们的轻蔑和鄙视。这些早期在原始人心中萌生的贵贱观之所得以成气候，并日愈突出显明起来，一是竟争的结果──强者能人争得的是出头荣尚，扬眉吐气，弱者（包括性格方面的弱）则龟缩背僻，自处一隅，虽付出巨大努力而无人瞩顾；二是这种现象得到公众普遍承认，生活中不但为大多数人接受，且流行后已形成了约定成习的文化俗尚。
分工使越来越频繁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变精了思维，发达了头脑。相对于那些成天从事体力劳动却仅能够满足生存需要的人而言，他们有较好的条件休养身心，总结和运用技巧，提高智能，可以利用指挥劳动掌握分配的权力轻易为自己谋取额外好处，也有较多的精力、时间和金钱，从事各种联络人际的交谊活动，便于在周围营造凝聚力，构筑权威，获取更多的声誉和享乐，总之是得到更多的利益。就是这些升华人格情趣的特点，开始在多少有些儿文明的人类，逐渐改变着以蛮凶悍勇为强者标志的“勇者就是当然首领”的古旧形式，改变着能力主要取决于膂力的古朴野蛮的俗尚。作为映对鲜明的另一面，分工使大多数体力劳动者丧失掉了精炼思维能力，长见识总结智巧性经验的机会，他们日渐失去开拓视野、综合思考问题的能力，最终丧失智能上的竞争力，还常常要承担后果，无可奈何地将这种劣势遗传给自己的后代。体力劳动者们在社会分配及生活利益的谋取中，由此常而陷入不利的境地，
独特的个人爱好，还有自我奋斗的激情，这种现象在人类身上较为罕见。一般情况下，唯有富于刺激性、或不断带来可观收益的工作，才会促使人去学习、思考、钻研、提高，并产生留恋，此不能不说是人性的一大特点。收入有限，多受管束的原始劳动当然令人厌恶，除却掌握权力和运用权力之外，早先几乎没有能够经常产生刺激性的工作。就是说，由于掌握权力本身所具有的剌激性，享乐性和谋取利益的便利性，掌权者们恋栈的事情一开始就不可避免，这很容易就导致了思维活动的专业化和对权力的挟持和垄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两种形式，其支配物质的能力，所造成收益上的明显差别和在文化受益方面的巨大差异，开始在人与人之间划分着日愈显明的等级界线，接下来就是治人者与被治者，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以及他们在世界观上的分道。懵懂窍开的人类，开始具有较为丰富且日愈鲜明的感情表现形式，以及相应的、较为复杂的心理活动，他们当中尽管只占极少数，主要是手握权力的一些人，已经越来越具有通过公开或阴谋活动，来谋取较大私利的欲望和能力。人类社会的矛盾，就是随着这种智能的进化，开始扩大化起来。
一般说来，群体中原始的贵族或首领地位，是以个人的勇敢、威望和领导能力来估定的，这一点容易为人们承认和接受──即使这种估定常常带有强制性。按保卫群体安全为首要的原则，首领的出台无论属自我强荐还是推举产生，都基本上是合理的，否则部族就容易被他人侵害、战胜、直致灭亡。但是，战乱的频繁和扩大化，内外安全的需要，越来越要求绝对性地扩大和强化军事首长的权力，于是,权力相对固化，并自然转变为王权的时机便来到了──在民族好斗血性冲顶的激情之下，所有人都会心甘情愿为胜利付出一切。战争将所有的权力集中起来交给某个统治者，由他来掌控和主宰一切。随着战乱的扩大化和胜利者的贪婪，这种个人权力会日愈膨胀和强化起来。利于指挥也好，方便管理也罢，接着出现的是，垄断性的权力会努力培育为自己所支配，只服从个人意志的权势，这些个权威之势一旦形成，外界将很难加以改变。即便是战争一类的威胁消除后，权力的延续性也很容易屈从于个人武威，顺着成见和习性接传相袭，亲亲私授，顺着由当权者个人意志选荐这条道路走下去。自然，个人意志亲睐的首先是血缘近亲、自己的后代。于是，从分工逐渐固化到总是由一定家庭的成员担任公职的习惯，开始演变成这些家庭担任公职无可争辩的权利。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世袭制。世袭制与早先的家族制，应该说性质上差不多几，它由于不同血缘相互排斥的关系，很难接受对自己家族的侵犯，排斥其它新生力量的介入，生怕一旦触及，就会牵动大片的既得利益，危害各种特权。所以越来越显明的是，血缘家族将原来当属公共（起码是半公共）的权力据为私有后，紧抓不放，神圣不容侵犯，并日愈保护得如同自己的生命，为此滥用欺骗的方法，使用残暴的手段，不惜付出任何代价。
总之，在那些社会制衡力量十分柔弱的人类区域内，比较成熟的私有观念，只要有一次像样的，占有或利用最高权力的机会，就足以令“民主”之类的文明萌芽夭折命丧。利用指挥武力工具及战时支配一切的权力，借助习惯势力以及人们因愚昧而在强权面前的儒畏，首领们很容易就使人忘却或不敢再提选举、推荐、公允和授权之类的事。久而久之，一种新的观念形成了：原本属于为民服务的公共权力，如同私有财富一样，由父亲传给儿子，或者是他爱传给谁就传给谁，成了理所当然无可争辩的事。庄主、贵族的后代定然不凡，国君帝王的儿子必定龙种无疑（此些愚味无知的观念，直到今天还残留在世界各地许多号称现代人的脑子里，足见影响之深远，并非古人所独庸唯愚）这些都是形成人们迷信权力及神灵的原因所在，也是造成公共权力在许多国家民族中，千百年来得以世代私占嫡传的原委。至于那些后起造反终于获得成功的强者，他们更有充分理由将夺得的权位据为己有，并私自传后──这是我千辛万苦冒生命危险夺来，哪里是为从土地上收获之类的付出所能够比拟！
第二节
阶级出现
自古以来，权益的分配都是遵循强者优先的规则。因此，特权的享有者必定是社会上最具权势的人，或最强有力集团的成员。所以，且不说那些接踵而至丰盛奢华、令人垂涎的物质享受，仅仅因为带来一系列高踞人上的荣耀，以及支配人身和财物的巨大享受，权力，尤其是最高权力，从来都是所有利益中人们崇尚和追逐的首要目标。
古代社会，权力的体现者，首领人物，通过指挥和支配群体活动的实践锻炼，获得了深度拓展的思维能力，高阔的眼界，以及各种社会管理的经验、技能。他们言传身教，将这些知识传授给后代，使之很容易成为当然的强者，理想的权力继承人。其它凡是掌握一定权力的各级官员，也充分运用有利条件，使其后代利用现成资源，能爬升提高最好，起码不要落入低于父辈的境界。另外，在日愈扩大化的社会中，由于距离作用，人为阻隔，还有刻意粉饰的协助，开始疏远、隐密化的权力，很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将之神化，使普通民众对之产生畏惧和崇拜，成为可获取巨大支配力量和精神满足的工具，掌握它的人也就理所当然成为荣耀的强者。所以，权力这东西自古以来就非常地令人迷恋、神往，成为所有利益中人们崇尚和追逐的首要目标。后来，借助于权力神授的民间默许，利用人民的懦弱涣散，占据权位的人们经过代代相传，逐渐形成了一个自觉的，并且基本上是自我繁衍的，不惜一切代价以维护他们的权力和地位为最高目的统治阶层。如果说这之后“民主之光”还会在某些国域或地方偶而闪现的话，无非是来不及指定继承人的首领去世，群龙无首求助公允；或是首领本人极度腐化，权力衰竭，这时有一个业已形成的强群体突起贬之，想另择公首。此后，看上去付出劳动与获得利益往往成反比的、等级鲜明的人类阶层，经一定年代后自然演变为不同阶级的经历，就是那些取得权力或特权的人们，为保护自己的地位并努力使之永恒化的过程。
希望互利共存，尽可能保持优势地位的强者，他们之间的妥协，就是相互容忍彼此的存在，然后尽可能在一种垄断的，首先是对他们有利的规则下，进行利益共享。共享和分配当然也遵循强者优先原则，然后才是照应下那些辅佐功臣、支持者和陪衬分子，还有裙带相连的亲朋后代。总之，大王或霸主的家族为中心，亲朋及四周家族们紧紧围绕的庞大体系成型后，一系列权力相当利益相近者们则靠权权相护，彼此尊重和照应，就而形成一个受到军队和王法严格保护的、有共同利害关系的统治者阶级。作为统治者并居于上层的这个阶级，自然不甘心只谋求对人身的支配和表面荣誉的风光，他们必然会依据人性，在权益分配上为自身谋求各种实惠，占据尽可能多的、本来属于大众的利益。这在世俗伦理面前，早已经是顺理成章、情理相容的事。
在战争权力的帮助和人类贪婪的促迫下，两极分化的现象开始非常显明，强者越强，弱者更弱。人类已将他们从原始森林中带来的那点儿动物共性发挥得更显突出。极少数作威作福高高在上的统治者阶级，拥有全部土地和资财（亦即学者们所称的“生产资料”和“主要生活资料”）另方面是广大一无所有、连人生自由及生杀大权都属于其主人的奴隶。人们把这一时期称作“奴隶制社会”。奴隶最先主要来源于战俘，后来，他们的儿女及许许多多的竞争失败者、专制独裁的牺牲品，不断加入和扩大着这个最底层队伍，使之很快成为广大的社会基座层。在奴隶社会，奴隶们连同生命都属于某个主人，没有任何权利可言。他们在皮鞭下表现出的积极性，简直就是炼狱火海中的磨难，唯一要做的，就是每天从事繁重的劳动，付出高昂的代价，为的只是苟延残喘、维系生命。在如此命运下，奴隶们当然无劳动积极性可言，他们对报酬极少的繁重劳动根本没兴趣，故而有懒就偷，有机便乘──没有比干多干少都仅得点可怜收入更令人沮丧的了。为了维持住奴隶们的劳动积极性，奴隶主们制订许许多的章规戒律，想方设法行施诡计、用尽谋划，以暴力作后盾来贯彻自己的意志，总之要强逼奴隶们更多地付出。一方面是日愈加强的奴役──不这样做奴隶们的劳动积极性就会衰落，统治者阶级就难于维持各种战争费用和奢糜开销；另方面是日愈增强的反抗──对多少有些儿觉醒的奴隶们说来，不如此，生存就会变得虽生如死，毫无意义。奴隶制社会后期，即使是和平无战事的年月，生产率的发展也是阻力重重，步履维坚，更何况总是战乱频频，朝代更迭和动荡不宁。多经磨难的制度已经无法长时期维持，因为矛盾的一方认为不屑于对话，双方无法进行任何形式的调和。终于有一天，这种旧的社会契约再也继续不下去，只能用暴力推翻现存，重新建立起人们可以接受的、新的制度。朽衰没落的社会，必然为逐步聚集勇气和力量的新强者们所推翻并取代。
封建社会就是奴隶民众及其上层新强者们再也忍受不了旧制度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