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在古代中国的历史上，统治者的生命健康历来都是饱受重视的，各朝各代的统治阶级都网罗天下精通医术的人进宫出任医官。原本这些医官都只是仅有行医的职责，所精通的也不过是医术，可到了明朝，这些宫廷医官不仅仅擅长医术，还兼修儒学。医官受到皇帝宠信这个奇特的历史现象在明朝十分普遍，甚至有些医官可以凭借“传奉”等升迁方式使得医官群体的权力快速膨胀。 但是随着医官的地位增高与权力的膨胀，自然引起了朝中文官们的恐惧，文官们动用自己手中制定制度规则的权力对医官进行约束。明朝医官的仕宦经历、生存状态也在政治斗争中不断发生着改变。 一、依靠皇权获得生存地位：明代医官的政治环境我李家世代行医，到了我这一代有幸去京城做了个医官。我们这些医官都是隶属于宫里面的太医院。在通常的情况下，太医院都有1名院使、2名院判、1名吏目还有10个御医组成，而我就是那十个御医中的一员，我们日常要做的就是保障皇帝陛下的身体健康。别看我们只有这10名御医，我们可都是在大明百里挑一选出来的名医，也不知道那些读书人整日在酸些什么，我们学医难道不他们寒窗苦读？在英宗朝的天顺年间，皇帝下召征集了天下百余名名医汇聚京城，而最终只选拔了七人入了太医院。  虽然我们这些医官的主要职责就是为皇帝陛下调理身体、保障健康，名义上并不能直接参与国家大政的讨论，但是政局形势和朝廷政策总是会给我们有些影响。在宪宗朝，先帝就曾经用传奉圣旨的方式让一些亲信御医变成了朝廷官员。而且在成化年间，那些医官升职速度之快更是让人瞠目结舌，也让我们这些后生们艳羡不已，当时的朝堂政治环境对于医官来说简直就是天堂。 也得益于皇帝的赏赐，我们这些太医院医官也常常是带着高职衔带俸管事。由于医官的特殊职能，一些医术高超、屡救皇帝于危难之间的医官更是能跻身中央机构中的一些重要衙门，像什么通政司等等。但是我们医官的地位不像那些文官，是有祖宗传下来的成规，我们在这皇宫大内生存，政治环境就如同在海上漂泊一般，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一个大浪就能给小船掀翻。所以一旦皇帝对我们不满的时候，我们的地位便会一落千丈，虽然我们不会被逐出宫去，不过我们的生存地位高低还是只要皇帝一句话就能决定的。  在孝宗朝，因为选奉制度违反了正常的官员选拔制度的相关规定，朝臣们对于我们医官上位大多持强烈的反对态度，甚至更有甚者将太医院与那些祸乱朝政的权监比喻到了一起。于是迫于朝臣们的压力，孝宗皇帝刚继位就革去了医官所挂着的四品以上职衔，那些前几年还如步青云的院使、院判都又被降为了御医。在弘治元年的七月，吏部奏准杜绝传奉官制度，但是这一制度并没有执行戏曲，很快那些被革退的医官也陆续复职，只是地位有所下降罢了。到了弘治十年之后，医官的地位又上去了。在弘治十七年，太医院院判丘钰请求恢复参议一职而致仕，吏部不同意，孝宗皇帝还命其升为右参议，照旧供事。 虽然部分文臣一直对我们医官的升迁是极力阻挠，但是毕竟有着皇帝信任的我们还是可以顺利升官。我们所精通的医术乃是一种致用之学，我们是保障皇帝身体健康、正常处理国家政务的有力保障。用药有效即是医官称职的可靠凭证，亦是传奉医官维护自身地位的有力说辞。皇帝依照宫廷医疗的需求，放宽对宫廷医官的选任名额，凭其医术与功效直接选拔，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医官们的职业诉求。  二、文官集团的遏制：愈发规范的医官管理制度对于我们医官极快的升迁速度，这些文官们的内心自然是很不高兴的。不止是因为我们动了他们的权力，他们也总是觉得他们寒窗苦读多年所学的圣人之言要比我们这些行医之人要高尚的多，心中不止是不屑，还有许多愤恨。但是毕竟皇帝的恩宠摆在那，他们就是再抗议也总不能让皇帝把我们这些照顾皇帝身体健康的名医都赶回乡野吧。于是这些文官们就把他们平日里党争那一套给用在了医官身上。 他们往往利用新皇帝初政的时机，将这一现象视作前朝弊端一概革罢，继而通过舆论手段劾奏传升的医官，试图维护明初定制，防止冗官冗费。然而单凭奏疏缺乏力度，因此制定一套更加详细明确的管理制度，便成为文官遏止医官群体无限扩充的有力措施。虽然他们这般敌对，但这个措施最大的成果并不是把我们限制死了，而是让医官制度愈发规范了，由此说来，我们倒是还要感谢他们。  首先，在选拔医官的层面，本就严苛的选拔制度变得更加严格，除了初步的筛选、甄别，还要通过礼部的考试才能到太医院任职一段时间，得到皇帝的认可后才能成为太医院里的御医。在弘治四年，太医院的院使就曾经向皇帝请求让那些“补役”、“充役”不需要考试，可礼部不依不饶，还反过来告了院使一状，孝宗皇帝认为院使偏私，还落得了惩罚。 除此之外，这些文官为了加强医官职业的竞争压力，还在各府县大力加强对医学官生的培养。到了弘治十六年，如果太医院有什么医官空缺，就在那些府县医学官生中择优选拔，直接保送补缺。如今到了我们嘉靖朝，朝廷又重申了对世医子弟的专业培养与考察，并按照考察结果授职。在原来，医官的选人偏向医官世家，像我们李家这种民间医术高超之人是很难有机会进入太医院的。在礼部尚书桂萼的提议下，允许非世医出身但精通医术者参与医官的选拔。于是我就是趁着这次机会而顺利进入了太医院成为一名医官。  除了选拔严格，朝廷对我们这些在职医官的考核也是越来越严格了。为了保证官得其人，吏部仿效文官系统的京察之例，弘治元年制定了对五品以下医官的考察制度：“太医院官选差明习医道御史、给事中各一员会同院使、院判考察品第高下，并具明脉理、用药有效著名者以闻。”根据考察的结果，朝廷也会对那些不合格的医官进行处罚，轻者降职，严重的还会被发配边疆，甚至被处死。而且一旦皇帝在生死关头，医官没能将皇帝医好，导致皇帝驾崩，主医官要负责任。若是在这过程中出现了用药不当，那罪过可就不好受了，轻则革职遣返，重则处死。在大明当一名医官，也是愈发的危险了。 三、褒贬不一：在舆论中风雨飘摇的明代医官除了皇帝的态度与相关规定，我们这些宫廷医官的生存状态也与文官群体的态度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科举出身的文官本来就以进士为重，文官之间尚且十分看重出身，更别提我们这些被视为“杂流”的所谓文官了。在文官集团的眼中，我们这些医官所学的都是末艺，并不是他们这些正途可以比的，我们这些医官就整日在各种舆论中风雨飘摇着。  与文官们已成定制的升迁制度相比，我们因为工作性质的特殊性，升迁往往不受制度的束缚，这自然会引起文官们的强烈反对。其中反对的呼声最高的莫过于孝宗弘治朝的礼部尚书王恕了，他认为我们这些医官升为京官，大坏名器、蠢国损民，是一种左道乱证的现象。朝中数一数二的重臣都认为如此，朝堂上下的讨伐之声自然不少，相仿奏讨者不计其数。 但也并不是所有的舆论都是一边倒的声讨我们医官，我们医学虽然不是社会主流，但是却也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这不是某些文官写一些文章就能诋毁掉的。医术也被人称之为“仁术”，我们所遵从的原则与儒学也有着许多相同之处。乡野村医尚且会被十里乡亲爱戴，更何况我们这些天下名医。虽然在这政治层面那些文官十分针对我们，但是在私底下，他们对我们这些医术精良的太医院医官也是十分推崇的。 而随着儒学的兴盛，我们医官在学习医术之余也会学习儒学。儒学乃我们明朝学术正统，若是医者兼通儒学，便会被人视为医者之最而备受推崇。而那些显得有些迂腐的文官对一些弃儒从医的选择也秉持着理解的态度，并且十分乐于去结交。我们立于官场，在行医术之外，也要遵守官场的规矩，并学会为官的处世之道，才能在这舆论的风口浪尖独善其身。  结语明朝在永乐朝之后，医学获得了急速的发展，这也带来了宫廷医官群体的扩大。一方面民间的名医辈出，屡有被征集到太医院任职的人。另一方面，宫廷医官世代从医，很多 “世医”通过父辈的恩荫进入太医院。 明代中期以来，传奉医官数量增多，成为宫廷医官群体的又一来源，且出现了医官向文官系统迁转的趋势。医者“末流”的僵局似要被打破之时，其队伍的骤然壮大引起了文臣的不满，一度成为被攻击的对象，最终医官的升迁受到了考选制度的限制，逐渐规范化。总之，宫廷医官的官场生涯与皇帝、文臣、士人以及政治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他们的仕途与社会地位最有力的保障仍是自身医术的提高。 参考文献： 《明史》 《明孝宗实录》 《明宪宗实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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