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高慈修 / 图：堆糖   民间歌谣是劳动人民集体口头创作的短篇诗歌，属于民间文学的一种形式。它包括“歌”与“谣”两大类，二者是有区别的。《毛诗故训传》中说：“合乐曰歌，徒歌曰谣。”《韩诗章句》也曾记载：“有章曲曰歌，无章曲曰谣。”由此可见，所谓“歌”，是有乐章，可以演唱的，称为“民歌”；“谣”是没有乐章，只能吟诵，不能演唱的，称为“民谣”。为行文方便，本文把“民歌”和“民谣”统称为“民间歌谣”或“歌谣”来表述。 歌谣最初起源于劳动，是先民在劳动过程中，为协调劳动节奏、减轻疲劳、激发劳动热情，而喊出的“杭育杭育”之类的劳动号子。后来随着先民思维能力、发音器官和语言能力的锻炼发展，有节奏的呼喊逐渐为有意义的语言所代替。再后来作为一种有节奏富于韵调的语言形式逐渐固定下来，成为先民反映生活、抒发情感的一种特有形式，于是，即便不在劳动场合，也同样使用，这样就产生了歌谣。东汉赵晔编写的《吴越春秋》中的《弹歌》，是目前记录下来的最远古的一首民歌，歌词是“断竹，续竹，飞土，逐肉”。这首歌谣相传是黄帝时代产生的，虽然只有八个字，却极其概括地唱出了原始狩猎劳动的全过程。 沈丘地处中原腹地，历史悠久，是中华民族文明发祥地之一。早在远古新石器时代，就有人劳动、生息、繁衍在这块土地上。探索沈丘民间歌谣的最初源头，可追溯到产生于2500多年前的《诗经·国风》。《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的《国风》汇集了从西周到春秋中叶大约500年间流传于北方十五个地区的民歌，其中的《陈风》是陈国的民歌。西周时，武王封舜后武妫满于“宛丘”（今淮阳）建立陈国。今沈丘当时为项子国，都城在今槐店镇西侧的赵古台一带，陈建国后归属陈国。产生于春秋中叶的《陈风》当时在沈丘一带广泛流行。此后，沈丘的民间歌谣，伴随着人们的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产生着、发展着，生生不息，久传不衰。 西汉时期，汉武帝设立了一个音乐管理机构乐府，从事民间歌谣的搜集和管理。入乐的歌谣被称为“乐府”，从而促进了民间歌谣的大量产生。当时的歌谣多以描写民间疾苦为主要内容，如流行于今沙颍河流域的《颍水谣》：“颍水清清，灌乐安宁；颍水浊浊，灌家灭族。”直接道出了人民的爱憎，揭露了当时的阶级矛盾。公元前8年，王莽篡权，西汉灭亡。史称“新莽”。王莽改制加深了人民的苦难，新莽末年（公元17年），爆发了绿林赤眉农民起义。当时在沈丘民间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宁逢赤眉，不逢大师。大师尚可，更始杀我。”反映了统治集团的凶残和人民对他们的怨愤。还有一首东汉末年的民谣，至今仍在沈丘一带流传：“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寨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这首民谣反映了当时统治集团的腐败无能和人民对他们的怨愤。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各种文艺形式都在唐代得到了发展，尤其是诗歌在唐代进入了黄金时代。在这种大背景下，唐代的民间歌谣也相当繁盛。内容丰富多彩，包罗万象，反映社会的广度上至国君下至平民。唐玄宗李隆基在位后期，杨玉环得宠，建立了杨家的裙带关系，她的姊妹都被封为夫人，气焰之盛竟至不把皇帝看在眼里。当时有谣曰：“从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玄宗时还有一种怪现象就是朝野上下斗鸡之风风靡一时。长安十三岁的贾昌因善训斗鸡，被召入宫为鸡坊小儿，恩宠无比。当时百姓中流传一首歌谣对斗鸡之风进行了辛辣的讽刺。谣曰：“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贾家小儿年十三，富贵荣华代不如。”由于唐玄宗怠慢朝政，导致了后来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加上连年自然灾害，人民生活痛苦不堪。当时沈丘所处的中原一带流行着这样一首童谣：“新禾不入箱，小麦不入场，迨及八九月，狗吠空垣墙。”反映了劳动人民一贫如洗、四壁荒凉的惨景。 唐朝后期，土地集中在少数贵族和官僚中，许多失去土地的农民生活困难，而统治阶级却过着奢侈的生活。唐僖宗初年，中原地区发生了旱灾，庄稼绝收，官府照旧催租逼税，广大农民被迫走上了反抗的道路。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就是比较大的一支。起义历时十年，席卷大半个中国。这次起义在沈丘当时的民谣中也有反映。如：“欲知圣人姓，田八二十一；欲知圣人名，果头三曲律。”这首民谣以拆字离合法隐当时农民起义军领袖黄巢，其中“田八二十一”即“黄”字，“果头三屈律”即“巢”字，以此来歌颂农民起义军领袖。 宋代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文化生活日益丰富，民间歌谣也得到了继承和发展。许多文人开始有意识地收集歌谣，有的还把它编辑成书。由于宋代独特的社会环境，宋代的民间歌谣呈现出独特的时代色彩，即强烈的政治性、人民性。北宋奸臣蔡京、童贯等人祸国殃民，罪大恶极，歌谣中自然少不了对他们的咒骂和鞭挞。当时，沈丘一带民间广泛流行着这样一首歌谣：“打破筒，泼了菜，便是人间好世界。杀了茼蒿割了菜，吃了羔儿荷叶在。”“筒”和“茼蒿”指童贯，“菜”指蔡京，“羔儿”指高俅，“荷叶”指何执中。宋室南迁后，长年战争使得北方人民游离失所、骨肉分离。人民借一首《月儿弯弯照九州》来表达内心的凄苦之情：“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夫妇同罗帐，几家飘零在外头。”这首歌谣，如今在沈丘被谱成“小铙”曲谱，到处演唱。还有一首反映农民和地主阶级矛盾的民歌：“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农民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至今在沈丘，仍然是家喻户晓。  明代和清代是封建社会的末期，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开始萌芽，中、小城市市民阶层开始兴起，人民思想非常活跃，民间歌谣特别兴盛，其数量之多是前所未有的，在中国俗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就目前搜集到的当时在沈丘一带曾经流行过的歌谣看，其内容有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具有强烈的人民性。如民歌《夺泥燕口》：“夺泥燕口，削铁针头，刮金佛面细搜求，无中觅有。鹌鹑素里寻碗豆，鹭鸶脚下劈精肉，蚊子腹内刮脂油，亏老先生下手！”这首明末民歌，辛辣地讽刺和无情地嘲笑了统治阶级狠毒的剥削手段和贪得无厌的本质。还有一首民歌《老天爷》：“老天爷，你年纪大，耳又聋来眼又花。老天爷，你年纪大，你看不见人来，听不见话。杀人放火的享尽荣华，吃素念经的活活饿杀。老天爷，你不会做天，你塌了吧！”借数落老天爷，愤怒地谴责了封建统治者的腐朽和昏庸。 明朝末期，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中原地区又遇到严重旱灾，千百万农民身上无衣，口中无食。1627年，爆发了李自成（民间称闯王）领导的农民起义。起义军曾转战沈丘一带。当时沈丘民众曾唱着这样的歌谣迎接闯王：“盼闯王，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盼星星，盼月亮，盼着闯王出主张。杀牛羊，备酒浆，打开城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民谣热情地歌颂了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倾吐了广大人民对农民起义军的热烈欢迎和爱戴之情，洗刷了统治阶级对农民起义军的污蔑。 值得一提的是明代民间歌谣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情歌特别多，并且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一书中就辑录了一百多首。这些情歌，明清和民国时期在沈丘文人中广为传诵。比如《泥捏人》：“傻俊哥，我的哥！和块黄泥捏咱俩个。捏一个儿你，捏一个儿我。捏的来一似活脱，捏的来同床上歇卧。将泥人儿摔碎，着水重活过，再捏一个儿你，再捏一个儿我。哥哥身上有妹妹，妹妹身上也有哥哥。”再如《分离》：“要分离，除非天做了地！要分离，除非东做了西！要分离，除非官做了吏！你要分时分不得我，我要离时离不开你。要死在黄泉，也做不得分离鬼！”再如《山歌》：“不写情词不写诗，一方素帕寄心知。心知接了颠倒看，横也丝来竖也丝。这般心事有谁知？” 明代情歌对沈丘的影响很大。明清和民国时期沈丘县出现的五句头情歌以及多版本“五更调”，大都可以在明代情歌中找到源头。 清代在鸦片战争前的民间歌谣，无论是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都没有超越明代的水平。保存下来的作品大部分是城市市民的创作，属于时调小曲范畴，主要用来在酒筵间歌唱，内容的消极因素较多。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英国通过印度向中国倾销鸦片，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国库空虚，更严重的是造成国人体质衰弱及精神颓废。从那时起，民间出现了大量的抵制鸦片的歌谣。沈丘当时就流行一首《鸦片烟真狡狯》的民谣：“鸦片烟，真狡狯，这是西洋要将中国害。远从印度运过来，将一座好神州化作烟世界。一方好田地，尽把罂粟栽。一个好人家，尽把烟枪摆。一条好花街，尽半烟馆排。女子变妖怪，男子变痴呆，未老身先死，已死身不埋。”这首歌谣形象而生动地嘲讽了吸鸦片那些人，劝戒人们抵制鸦片，远离鸦片。1839年6月3日，清朝钦差大臣林则徐下令在广东虎门海滩集中销毁英国运来的大量鸦片，大大抑制了英国在中国的鸦片交易，展示了中国人民禁烟的坚定决心和觉醒意识，在民间产生了积极影响。当时，沈丘一带流行一首《林则徐禁鸦片》的歌谣：“林则徐，禁鸦片，禁烟土，在海边，开大炮，打洋船，吓得鬼子一溜烟。”热情地歌颂了林则徐烟的壮举。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以清朝政府的失败告终，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抽食鸦片更加屡禁不止。下面两首沈丘的歌谣反映了那一段特殊历史的面貌和人民的悲愤心情： “鸦片烟，真可恨，上了瘾，倒了运。家中银钱全花尽，半截砖头当作枕。发辫锈成一根根，老婆暗与别人混……” “一盏孤灯照面前，两眼望着鸦片烟，三餐茶饭没有吃，四季衣服不周全，五更半夜睡不着，六亲冷淡真可怜，七星美女都不爱，八口鸦片是神仙，九月想寻短见死，十实难舍鸦片烟。” 1910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封建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政权，称为中华民国。1918年，北京大学开展了民间歌谣征集活动，先后持续二十余年，搜集出版了大量的歌谣，促进了全社会对歌谣的搜集和研究，使一向不登大雅之堂的民间歌谣“横空出世”。当时，沈丘也有一批文人投入了这一活动。我们现在看到的民国前的沈丘民间歌谣，大部分都是他们当时搜集整理出来的，这些歌谣后来有的被载入了《沈丘县志》，有的被收录到《沈丘县民间歌谣谚语选》一书。 民国时期，时局动荡，战争纷扰，政治腐败。所有这些在当时的民间歌谣中都有反映。如：“一句真话不讲，二面做人不休，三民主义不顾，四处开会不绝，五院兼职不少，六法全书不问，七情感应不灵，八圈麻将不够，九流三教不拒，十目所视不怕。百姓声音不闻，千秋事业不想，万民垂骂不冤。”这首歌谣揭露和讽刺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腐败无能。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沈丘的抗战歌谣从日本侵略者入侵的第一天就出现了，整个抗战期间，此起彼伏，从未间断。这些歌谣是沈丘人民以血泪凝成的战斗号角，是沈丘人民期盼和平、捍卫民族尊严的正气之歌。现抄录两首如下： “七月里，七月七，日本鬼子造飞机。造的飞机成大片，飞到中国丢炸弹，丢的炸弹嗵嗵响，中国人民遭了殃。八路军，真正强，齐心协力打东洋。膏药旗，不久长，九月九叫你见阎王。” “日本鬼，喝凉水，打了罐，赔了本。坐火车，掉轱轮，坐轮船，沉了底。坐飞机，挨枪子，见了阎王变死鬼，看你赔本不赔本。” 1938年6月9日，为阻止侵华日军西进，蒋介石采取“以水代兵”的办法，下令扒开郑州花园口黄河大堤，汹涌的黄河水一泻千里，将所经过的地方都淤为平地。当时，沈丘县沙北的大部分地区也遍地洪水，成了“黄泛区”。1987年版《沈丘县志》收录了当时流行在沈丘沙北一带的歌谣，现抄录两首： “南十五（里），北十五（里），都数宜路淹得苦。阎王爷不嫌小鬼瘦，荞麦皮也要榨出四两油。” “小铜锣，响当当，黄水来了去逃荒。前面担挑孩他爹，后面拄棍孩他娘。孩子孩子你别哭，前面有个小车屋。支上锅，打糊涂（稀饭），叫俺孩子喝饱肚。” 这两首歌谣反映了黄泛区人民在黄河水到来的时候，拖家带口逃荒要饭的情景。 在1945年8月至1949年9月的解放战争期间，沈丘人民以歌谣的方式，表达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支持和爱戴。他们唱道： “解放军，真勇敢，个个都是英雄汉。” “小鸡蛋，圆滚滚，送给亲人解放军。” “淮海战役放大枪，打得老蒋心里慌，几十万大军投了降。”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至1966年，是沈丘民间歌谣的快速发展期。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民间文学工作，正式确定了民间文学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成立了专门机构，连续出版了三册包括民间歌谣在内的《民间文艺集刊》。广大文艺工作者纷纷深入民间，搜集整理出一大批新产生的歌谣和传统歌谣，大大促进了民间歌谣的蓬勃发展。这个时期的歌谣以歌颂为主旋律，一首首新时代的颂歌伴随着新生活应运而生。如在新中国刚刚成立时，沈丘全县各级学校中就广泛流传着一首歌颂新中国成立的歌谣： “咱首都，在北京，公议国旗用五星。论颜色，满地红，五颗星星放光明。开国日，定纪元，采用一九四九年。大团结，来建设，新中国鼎立在世界。” 1950年至1953年，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和土地改革运动中，沈丘人民满怀激情地唱道： “天晴了，天亮了，地主恶霸打倒了，咱们穷人翻身了。” “土地回老家，合理又合法。” 1958年，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席卷全国。在当时各行各业都以“放卫星”为时髦的形势下，中国民歌也放过一次“卫星”，那就是以“大跃进”民歌为标志的新民歌运动。这场运动始于毛泽东主席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各地收集一点民歌，搞搞试点”的号召。4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大规模地收集民歌》的社论，各级党委、政府也都陆续发出通知，组织力量进行收集、出版工作。一场全民参与的新民歌运动由此拉开序幕。沈丘县在这场运动中也不落后。为了鼓励创作，从七八岁的儿童到七八十岁的老人都参与其中，各种诗歌活动，如赛诗会、诗歌擂台接连不断，“诗歌台”、“诗歌墙”、“诗歌园地”遍地皆是，全县变成了诗歌海洋。正如一首民歌所唱的：“跃进歌声飞满天，歌成海洋诗成山。太白斗酒诗百篇，农民只需半袋烟，” “大跃进”期间，全县人民到底写了多少诗，谁也说不清。当时，县文化馆曾出版了三本《沈丘县大跃进民歌选》，收录民歌大概上千首，内容涉及歌颂“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歌颂全民大办水利、大办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大办农村公共食堂等，现摘录几首如下：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架桥梁。大干苦干拼命干，一天等于二十年。” “苦战一冬，大干一春，实现高级水利化。大员上前线，党团打先锋，不干到腊二十九不收兵。” “拼上命，流上血，坚决向沙河要钢铁。铁沙堆成山，铁水流成洋，大家齐动手，淹死美国狼。”“共产党领导出奇迹，亩产万斤还有余。永远甩掉贫穷帽，男女老少笑嘻嘻”。当时诗歌进入了一切领域，就连县委、县政府领导开会作报告也少不了诗歌。1958年11月18日在县委召开的全县大跃进誓师大会上，县委书记作的动员报告中竟有200多句诗歌，现摘抄一部分如下：“粮米堆满川，棉花似银山，红芋石磙大，芝麻赛钢鞭……钢花怒放，铁水奔流，大量产汽车，自己造铁牛。社社都有飞机场，队队都有汽车站。造飞机，造轮船，原子科学也钻研。……”在报告的结尾用的也是诗歌：“全党全民总动员，擂起跃进鼓，调动百万兵，人不解甲，马不卸鞍，高举红旗，勇往直前，再苦战一年，为实现1959年工业总产值20亿元，粮食亩产3万到4万斤而奋斗！” 1959年3月，也就是新民歌运动开展一年后，毛泽东主席在“郑州会议”上说：“叫每个人都要写诗，几亿农民要写多少诗，那怎么行？这违反辩证法……放体育卫星、诗歌卫星，通通取消。”由于毛泽东放弃了支持，加上农业高产“卫星”的真相逐渐被揭露及随后而来的全国性大饥荒，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诗歌奇观开始偃旗息鼓，慢慢消失，沈丘县罕见的“诗歌海洋”也很快销声匿迹了。 现在回过头来看，在“大跃进”运动中产生的一些民歌、民谣，大部分出自官方秘书或文人之手，严格地说不能称为“民歌”，不能代表民意。1959年春至1960年上半年，沈丘县和全国一样，出现了大饥荒。当人民痛定思痛，对大跃进现象进行反思时，真正代表民意的“另类”民谣也就应运而生。如：“别人吹，我也吹，不吹要吃亏；别人夸，我也夸，不夸是傻瓜”；“全民炼钢，树木砍光；以粮为纲，饿的心慌”；“清早的馍，洋火盒，晌午的面条捞不着。筷子沏猛子，捞个菜梗子，筷子一撅，捞个红芋叶”；“八月十五炸丸子，大人仨，小孩俩，队长去了抓一把。”  1966年至1967年，由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十年动乱，沈丘民间歌谣的正常发展受到了阻碍，一度陷入低谷。当时，群众文化极为贫乏，戏曲只能唱八个“样板戏”，电影故事片很少，电视还没普及到民间，只能传唱、演奏样板戏和革命歌曲。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改革开放初期，农村把土地包给农户，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沈丘县广大农民满怀豪情地唱道：“改革开放就是好，家庭联产搞承包。安徽凤阳小岗村，闯出致富路一条。”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不仅取消了农业税，政府还发种粮补助款，使大多数农户都富了起来。他们怀着一颗对共产党感恩的心，欢欣鼓舞地唱道：“农民包了田，打的粮食吃不完。农闲去打工，腰里有了钱。村村柏油路，年年楼房添。人人有手机，摩托车乱窜”；“吃不愁，穿不愁，无事外出去旅游。”沈丘广大群众在歌颂改革开放的同时，对一些不良现象特别是官员的腐败也进行了辛辣的讽刺。这些歌谣，感怀时事，发为心声，词俗鄙俗，而意在讽劝。比如：“不跑不送，听天由命。光跑不送，原地不动。跑了又送，提拔重用”；“工农商学兵，都刮吃喝风。东西南北中，无处不吃公”；“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近些年来，随着电视、网络、手机的普及，以及其它艺术品种的不断增多，民间歌谣除在婚丧礼仪和民俗活动中仍然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外，持续发展的前景不容乐观，面临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现在许多年轻人的精神生活主要依靠手机、电脑、网络等现代化传播工具，民间歌谣受漠视，受冷落，面临消失的困境。 二是传承人老龄化，青黄不接。现在愿意做民间歌谣搜集整理工作的大多是六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年轻人为了生计，有的忙于上班工作，有的出外打工，没有心思也没有时间来做继承发展民间歌谣的工作。 三是有些经营性的演出团体，在表演传统民歌时，乱改歌词，用庸俗的搞笑或者是恶搞炒作来取悦观众，民歌的艺术品味被贬低了。 总之，民间歌谣的上述窘况表明，当前我县保护、传承、发展民间歌谣，确实任重道远。很需要引起各级政府、各部门乃至全社会的关注和思考。文化界的有识之士和有关部门的领导，应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携起手来，精诚合作，以宏扬民族优秀文化为宗旨，以更大的热情和努力，把民间歌谣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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