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研究院专稿】张学昕论文：贾平凹论（二）

张学昕，文学博士，先后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和吉林大学文学院。辽宁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贾平凹文化艺术研究院副院长。曾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争鸣》《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当代文坛》等报纸期刊发表文学研究、评论文章300余篇。著有《南方想象的诗学》《穿越叙述的窄门》《简洁与浩瀚》《苏童论》等专著10部。主编有“学院批评文库”，《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 短篇小说卷》，“少年中国 人文阅读书系”，“布老虎系列散文”等。连获第三、四、五、六及第九届辽宁文学奖，《当代作家评论》奖，获2008年首届“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家奖”。主持国家、省社科基金多项。

编者按：

《贾平凹论》系贾平凹文化艺术研究院副院长，著名评论家，辽宁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学昕发表于《钟山》杂志2020年第四期的论文，将分为六篇展播，本篇为第二部分。文章由《钟山》杂志授权贾平凹文化艺术研究院独家转载，如需转载，请务必标明出处，否则视为侵权。

贾平凹论

张学昕

二

几年前，我撰文阐释贾平凹的写作时，提出关于贾平凹的“世纪写作”概念。我之所以这样界定，不仅是因为其写作的题材范畴涉及现当代中国的百年历史，也是考察贾平凹作为书写历史、时代与乡土的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是如何通过近百年的中国历史和现实保持着对生命和人性的尊重、思考和不断深入探寻的姿态。可以说，他对当代现实的冷静，以及对历史与自然的敬畏、宽柔和清醒，都体现出一个杰出作家的精神品质，叙事格局的宽阔。从《废都》到《秦腔》，再到《古炉》《带灯》和《老生》《山本》，贾平凹的个人写作史，他大量的重要文本,同中国近百年来的沧桑彼此交融渗透，成为探索这一古老民族历史和现实的重要解码。近年来，他以愈发坚执、包容、宽厚的笔触，以旷达、自由的眼光，凭借其出色的想象力，在《老生》中悉心梳理了中国二十世纪的风雨更迭，这部作品俨然已经成为他“世纪写作”中厚积薄发的“触发点”。贾平凹以“世纪写作”为叙述重心，以商洛丹凤棣花镇为写作原点，以《老生》为切入点，描述、透视民族百年历史的兴衰浮沉，探寻乡土中国的繁盛、沧桑，勘察人性。而《山本》如前所述，它也在重回历史的途中，去竭力地发现潜隐在时间深处的微小生灵。

追溯地看，写于2011年的《定西笔记》，是否可以真正视为是贾平凹开始“世纪写作”的心理、精神起点？无疑，这部长篇散文随笔，不仅具有写作发生学的意义，也是作家身体力行的一次体验和操练，这对于他此后的写作和叙事方向具有重要的意义。

但是，我并不知道这次到定西地区大面积地行走要干什么。以前去了天水和定西的某个县，任务很明确，也曾经豪情满怀，给人夸耀：一座秦岭，西起定西岷县，东至陕西商州，我是沿山走的，走过了横分中国南北的最大的龙脊；一条渭河，源头在定西渭源，入黄河处是陕西潼关，我是溯河走的，走的是最能代表中国文明的血脉啊！可这次，却和以前不一样了，它是偶然就决定的，决定得连我也有些惊讶：先秦是从这里东进到陕建立了大秦帝国，我是要来寻根，领略先人的那一份荣耀吗？好像不是。是收集素材，为下一部长篇做准备吗？好像也不是。我在一本古书上读过这样的一句话，“纯粹而不杂，静一而不变，淡然无为，动而以天行，谓之养神”，那么，我是该养养神了，以行走来养神，换句话说，或者是来换换脑子，或者是来接接地气啊。（7）

贾平凹想去看什么呢？他想去寻找什么？我们能够隐约感到，这正是贾平凹萌发写作《老生》和《山本》的初衷。他要大踏步地走出棣花，走出丹凤，走出商洛，欲将整个秦岭置于一百年历史烟云中，世间百态丛生，终究要总览英雄。在这里，我们完全可以将《定西笔记》视为贾平凹“世纪写作”的发生和起始。所谓“纯粹而不杂，静一而不变，淡然无为，动而以天行，谓之养神”，也正可以看做是作家内心诉求萌发过程中的凝神或平静。仔细想，在《秦腔》的写作以及此前，贾平凹的写作姿态始终是“回去”，尽管他对乡土、对故乡的感觉很复杂，但是，叙述的心理上，他只要是写作，就是一次次地“回家”。在《秦腔》里，贾平凹写出了故乡如此繁复的人情和人事纠葛，他的乡土经验获得前所未有的整饬和总结。从《定西笔记》这部长篇随笔开始，贾平凹的写作路径则是不断向外部渗透和凸出，小说空间诗学的维度，开始向商洛和棣花之外蔓延和生长。

《定西笔记》

可以说贾平凹就是要写出一部秦岭的“百年孤独”，要写出世纪秦岭的“世说新语”。这是贾平凹的叙事“野心”，也是叙事雄心。归结起来说，贾平凹的“世纪写作”是文学叙述层面上美学的延展，是仰望历史和民族、仰望中华龙脉的写作。早在二十余年前，胡河清就曾对贾平凹的写作有过热切的展望：“他的文运还远远没有枯萎惨落之象，而且正渐由平远秀丽之境转入深邃。其实这并不令人奇怪，刘伯温曾在《灵城精义》中说：‘龙之性喜乎水，故山夹水为界，得水为住’。贾平凹的故乡奇山异水，乌驹出乎深潭，其文运安得不伟哉！”（8）当然，贾平凹数十载创作的活力，与他植根于故乡、沉浸于乡土密切相关，他的“文运”之所以如此昌盛，都取决于他对人民、土地、民族和生活的深情眷恋。

2016年初，在西安“贾平凹大讲坛”的演讲中，梳理贾平凹四十余年的创作时，我提出对贾平凹创作的重新分期问题。我将他的写作划分成三个阶段：以《废都》为界，可以称之为“前《废都》时期”的写作，《废都》到《秦腔》之前，可以称之“后《废都》时期”的写作，而自《秦腔》《古炉》到《带灯》《高兴》和《老生》，完全可以视为贾平凹创作新的“爆发期”和转型期。若执意要为这个阶段“命名”的话，我觉得不妨称作贾平凹写作的“后《秦腔》时期”。我强调，贾平凹在这几个不同阶段之间的变化和腾挪，既构成贾平凹自身写作的发展史，也构成了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风向标”和转捩点。

《废都》

2014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老生》，是他的第十五部长篇，我们能够在这部作品的文字里，明显感受到贾平凹叙述上新的变化。文本里沉淀着古老中国近百年社会生活、时代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尤其是，我们更能体味到贾平凹在文字中丝丝缕缕渗透出的有关不同时代的波澜万状。从《带灯》开始，到《老生》，我觉得贾平凹的写作，或者说叙述，已经达到非常高、非常自由、纵横捭阖的文本境界，我觉得这是他创作的一个最为重要的时期。虽然，我非常喜欢扎实朴素而富于变化、灵动的《带灯》的叙述，但更喜欢这部简洁、干净、平易而厚重的《老生》。面对一百年的历史，贾平凹这一次好像是真正地松了一口气，释然而洒脱，无论是表现历史还是切入当代现实，他叙述、结构文本的心态，更加从容，纯熟，老道，更加严实，旷达和空灵，也更加忠厚；他将苦涩、忧愤和沉重淡化，弥散在机敏、幽默和寓言里。可以说，在这个充分自足的文本里，他创造了一个新的语境，历尽沧桑的“老生”的叙事情境，表现那位在几个时代游走唱“阴歌”的老生，以沉郁而悠远的语气和从容、宽厚的气度，呈现世间的苍生。“不问鬼神问苍生”，苍生，以及“问苍生”，这是一个何其旷达的视界，其中，需要怎样的胸怀、情怀才能包容藏污纳垢的世间之万物？看得出，贾平凹就是要用心来讲一个有关生命、命运和死亡的故事。贾平凹的创作，真正的跃出了既往略有“野狐禅”式的绵密而空灵的叙事，呈现性情内敛之后创作主体的文化自觉，他开始与历史和现实中的灵魂对话。贾平凹的写作，正逐渐达到那种炉火纯青、自由而悠远的叙事境界。这个时候，我仍然有些疑虑：他源源不断的创作力，他想象力的神奇，写实的功力，是否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神话？我猜想，也许，写到《老生》，贾平凹的内心，是否正涌动着一种旷世的“世纪情怀”？

《老生》

我之所以要梳理贾平凹创作的这几个阶段，而且，特别地切入《老生》这部长篇，是因为我觉得在这条轨迹里面，我看到了贾平凹创作清晰的文学地形图。其实，从《废都》开始，他前瞻般地将1990年代初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和中国文化的“颓败感”，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是他对上世纪90年代初社会转型和变化非常有力的一次深度透视。此后的《高老庄》《土门》和《怀念狼》则处在一个相对平稳、摸索、滑行的状态，这对于一个不断行走着的作家，倦怠和乏力可能是难免的，而作家对经验、思想的反思和气力的调整，又都可能直接影响文本的形态。但是到了《秦腔》的写作，似乎一切都不同了。记得我最初拿起这部长篇小说读到四五十页的时候，已经令我无法放手。我猛然意识到贾平凹想要做什么了———他真切地发现了中国传统乡土世界在当代的衰败和破碎。在写作《废都》的时代，在上世纪90年代的社会转型期，他一下子抓住了文化在历史节点上的动荡，知识分子在转型过程中，在各种社会情势下，各种文化力量相互挤压和冲突，他们灵魂的骚动不宁和无法安妥。贾平凹写出作家庄之蝶等文人、画家在时代变动中精神的颓靡及其向下的生命状态。实质上，这是贾平凹对一个时代提出的沉重警示。贾平凹在《废都》的后记里，曾用《如何安妥我破碎的灵魂》来表达他写作这部长篇时复杂的心态。我们现在从文化的层面看回去，1990年代初，可以说是一个“废都时代”，也许文学最能准确地概述和描述一个时代的特征。那么，二十一世纪初始的几年，我们姑且称之为“秦腔时代”，贾平凹那种散文似的笔法，叙事的神韵埋藏的字里行间，中国当代的乡土世界的生活，就像是很难切断的生活流，在其间汩汩流淌。这时，贾平凹又发现了这个时代所发生的重大变化，这种变化非常令人惊悸———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瓦解和破碎，以及纠缠在其间的文化、人性的被消解，被掩抑。当所有的现代性扑面而来时，人在这个时代里感到巨大的眩晕。贾平凹回到他熟悉的生活，回到乡土，写下那些他所熟悉的生活，把它们很细腻地呈现出来，这种细腻，可能就是接近大音希声、大道至简、大象无形的表达。

长篇《古炉》基本上是《秦腔》叙述的延续，整部作品的叙事极其自由，开阖有度。六年前那部《秦腔》写出了当代、当下中国乡村的裂变，敏感、敏锐地洞悉了中国社会整体性、实质性的转变，《古炉》则选择追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乡村，回到当代史最激烈、最残酷、最令人惊悚的历史。这一次，从叙述方式上讲，与《秦腔》没有更大的不同，但这一次，我感觉作家更像是从自己内心出发来写历史，写记忆，写自己，写命运。作家写作最重要的动力和初衷，就是源于对自己所经历和面对的世界的不满意，他要以自己的文字建立起自己的世界和图像。《古炉》就是通过回到历史、回到另一个时间的原点，书写贾平凹个人记忆、集体记忆的经验，表现一种大到民族国家，小到渺小的个人命运。我感到，《古炉》所要表达的，是中国人的命运。这是一部表达命运的最杰出的作品，贾平凹想找回“世道人心”。他的文字依然细致、精细，是如水般流淌出来的。半个世纪前的中国形象、民族形象，在一个古老村落的形态变迁中，淋漓尽致地被呈现出来。贾平凹刻意地写“众生相”，写出“世心”的变化，写人的存在生态的变化。这部小说写出了乡村最基本的、亘古不变东西，无论历史怎样动荡，人心深处，都应该有这种不变的伦常。这可能是整个人类的积淀，或者是人类文明的支撑点。但是，时代文化、政治的外力，改变了一切，社会政治、无事生非的角力，改变了人生活和生存基本的格局。准确地说，十年社会生活的动荡，剧烈地改变了天地的灵魂———世心。于是，一代人，一个民族，在这个时段里，改变了命运，改变了一切。人心的正气、惯性、常态，都突然坍塌，能够维持世道的纯正人心变形了，脱轨了，人心肆意地扭曲，良心不在，人竟然蜕化成为一种符号或傀儡。

《古炉》

贾平凹在《古炉》封面上使用英文CHINA的寓意，像古炉村的瓷器一样，一个民族、国家最重要的、最美好的东西，恰恰也是最容易破碎的东西。所以，《古炉》的叙事目的或叙事动机，根本就不是所谓“十年”记忆，而是一部关于中国人命运、人心的变迁史。他写的不只是历史，也是今天中国的现在进行时态。无疑，《古炉》是中国当下生活的一面镜子。它也是关于中国的巨大隐喻。

我们看到，贾平凹已将叙述推向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这时，他已经衍生出“清理”“整饬”“盘点”世纪中国百年沧桑的叙事雄心和耐性。“《废都》是斜着翅膀飞翔的。”（9）这里的“斜着翅膀”另有深意，近年来我们许多的论述，对《废都》的文本价值进行过“重估”，使得我们对于这部小说的意义和文学史价值产生新的判断。而《秦腔》《古炉》，却依然是贴地飞行，逆风飞翔，它们在寻觅更玄妙的所在。在《秦腔》和《古炉》里，有许许多多的细部令人难忘。特别是《秦腔》的细部，写到一条街、一个村庄的生活状貌，细腻地、不厌其烦地叙述一年中日复一日琐碎的日子，有许许多多对引生、丁霸槽、武林、陈亮等弱小人物的描绘，有对清风街生老病死、婚嫁的“还原式”记叙。生活细节的洪流和溪水都尽收眼底。没有高潮，没有结局，没有主要人物，无需情节推动叙事，只有若干大大小小的情节、细节呈现，繁杂而粘稠，张弛自然，有条不紊，还原、“延宕”，越来越少人工雕饰。我认为，贾平凹在这个时候，已经彻底地建立起自己新的话语修辞学或叙述美学。有人认为《秦腔》已经是贾平凹的巅峰之作：“树立起《秦腔》这罕见、厚重、充满质感的碑石。”（10）当然，这是对《秦腔》的充分认可。此前，我对贾平凹的创作做出的分期，主要是依据和倚重《废都》《秦腔》和《老生》这三部长篇小说的价值和意义。而《山本》的出现，立即打破了我们以往评论贾平凹创作格局的思路。现在看，《山本》的意义的确已经超越了文学史的范畴，我更愿意将其置于文化、历史和美学的新维度来考量。这一点，我将在后面的文字里展开论述。由此可见，对一位思想力、创作力异常强盛的作家，过早进行所谓“分期”，到后来可能会显得捉襟见肘。

注释：

（7）贾平凹：《定西笔记》，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00页。

（8）胡河清：《灵地的缅想》，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第39页。

（9）贾平凹：《关于小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44页。

（10）香港浸会大学编：《红楼梦奖2006贾平凹《秦腔》得奖专辑》，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135页。

贾平凹文化艺术研究院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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