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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师从沈从文。几十年后，汪曾祺在《自报家门》一文中非常自信地说：“沈从文很欣赏我，我不但是他的入室弟子，可以说是得意高足”。 读过沈从文小说，再读汪曾祺小说，会发现他们的小说很相似，都喜欢描写家乡的风土人情，都喜欢描写社会底层小人物的悲欢离合。汪曾祺的小说中，也有像医生、老师和画家这类有知识、有手艺的人物。特别是画家，汪曾祺似乎更有一种情有独钟的偏好。 汪曾祺小说《金冬心》中的金冬心、《鉴赏家》中的季匋民、《岁寒三友》中的靳彝甫，无疑是最为人们所熟悉的三个画家形象。 金冬心：才思敏捷 《金冬心》中的金冬心，不是虚构人物，他就是清中期书画家、著名画派“扬州八怪”代表人物金农。 金农（1687—1763），字寿门、司农、吉金，号冬心先生、稽留山民、昔耶居士、寿道士等，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布衣终身。 金农爱好广泛，既是诗、书、画、印大家，又是琴曲、鉴赏、收藏行家。金农自创扁笔书体，兼有楷、隶体势，时称“漆书”。五十三岁后工画，其画造型奇古，善用淡墨干笔作花卉小品。 金农是一个浪漫而随性的文人，“岁得千金，亦随手散去”。晚年穷困潦倒，不得不依赖贩古董、抄佛经，甚至刻砚来增加收入，也曾托袁枚，求写彩灯。王昶《蒲褐山房诗话》中，如此记述金农：“性情逋峭，世多以迂怪目之。然遇同志者，未尝不熙怡自适也。” 《金冬心》这篇小说，文字极其精练，它以金农一天的日常生活为场景，揉入画家的二三轶事，便让我们领略了一个人情练达、才思敏捷的名士风采。 小说开篇先交代金农昨天傍晚刚从杭州扫墓回来，就遇到一件让他不开心的事：“袁子才把十张灯退回来了。是托李馥馨茶叶庄的船带回来的。附有一封信。另外还有十套《随园诗话》。” 金冬心为什么不开心？都是经济不宽裕闹的： 去年秋后，来求冬心先生写字画画的不多，他又买了两块大砚台，一块红丝碧端，一块蕉叶白，手头就有些紧。进了腊月，他忽然想起一个主意：叫陈聋子用乌木做了十张方灯的架子，四面由他自己书画。自以为这主意很别致。他知道他的字画在扬州实在不大卖得动了，——太多了，几乎家家都有。过了正月初六，就叫陈聋子（家人）搭了李馥馨（茶庄老板）的船到南京找袁子才，托他代卖。凭子才的面子，他在南京的交往，估计不难推销出去。他希望一张卖五十两。少说，也能卖二十两。不说别的，单是乌木灯架，也值个三两二两的。那么，不无小补。 南京袁子才，即清代著名诗人、散文家、文学批评家袁枚。 袁枚（1716—1798），字子才，号简斋，晚年自号仓山居士、随园主人、随园老人。代表作品有《小仓山房诗文集》、《随园诗话》等。 没想到这个袁才子，非但不替金冬心推销方灯，反而送来十本《随园诗话》让他推销： 《随园诗话》打开翻了几页，到处是倚人自重，借别人的赏识，为自己吹嘘。有的诗，还算清新，然而，小聪明而已。正如此公自道：“诗被人嫌只为多！”再看看标举的那些某夫人、某太夫人的诗，都不见佳。哈哈，竟然对毕秋帆也揄扬了一通！毕秋帆是什么？——商人耳！郑板桥对袁子才曾作过一句总评，说他是“斯文走狗”，不为过分！ 尽管有朋友郑板桥的一句“斯文走狗”给自己解恨，可他还是觉得很无聊。因为他看中瞿家花园刚从福建运来的十盆素心兰，人家要五两银子一盆，他却拿不出这区区五十两银子。 百无聊赖之时，家人陈聋子告诉他：扬州第一大盐商程雪门，今天中午在平山堂宴请新任盐务道铁保珊，请他作陪。 金冬心到也不清高，“开始觉得今天有点意思了”， 赶紧让人去订轿子。当然，名士的架子还是要端的。直到人家第三次来催请，他才换衣上轿，去平山堂赴宴。 宴席自然很丰盛。酒过三巡之后，铁保珊要行酒令。铁保珊所行的酒令叫做“飞红令”，每人说一句或两句古人诗词，须有“飞、红”二字。轮到程雪门时，他竟然说了一句：“柳絮飞来片片红。”大家先是愕然，接着哗然：“柳絮如何是红的？”就在程雪门满脸紫涨、无地自容时，金冬心却从容地说道：“诸位莫吵。雪翁此诗有出处。这是元人咏平山堂的诗，用于今日，正好对景：廿四桥边廿四风，凭栏犹忆旧江东。夕阳返照桃花渡，柳絮飞来片片红。”于是，哗然化作喝彩：“好一个‘柳絮飞来片片红’！妙！妙极了！”、“到底是冬心先生！元朝人的诗，我们知道得太少，惭愧惭愧！”程雪门心知肚明，这是金冬心给他解围呢。铁保珊也不糊涂，并不点破，却不由得暗叹：金冬心出口成章，真是捷才！ 小说结尾，最有意思： 第二天，一清早，程雪门派人给金冬心送来一千两银子。金冬心叫陈聋子告诉瞿家花园，把十盆剑兰立刻送来。 陈聋子刚要走，金冬心叫住他：“不忙。先把这十张灯收到厢房里去。” 陈聋子提起两张灯，金冬心又叫住他：“把这个——搬走！” 他指的是堆在地下的《随园诗话》。 陈聋子抱起《诗话》，走出书斋，听见冬心先生骂道：“斯文走狗！” 陈聋子心想：他这是骂谁呢？ 是啊，冬心先生骂谁呢？ 程雪门不愧扬州第一号盐商，千金卖一诗，不仅抬高了金冬心身价，更缓解了他的经济窘况。此时，金冬心骂出一句“斯文走狗”，自然不是郑板桥骂袁枚，而是自己骂自己了。 季匋民：大家风范 《鉴赏家》中的主人公，不是画家季匋民，而是卖水果的小贩叶三。这个叶三不简单，因为他懂画。 季匋民画了一幅紫藤。 叶三说：“紫藤里有风。” “唔！你怎么知道？” “花是乱的。” “对极了！” 季匋民提笔题了两句词： 深院悄无人，风拂紫藤花乱。 季匋民画了一张小品，老鼠上灯台。叶三说：“这是一只小老鼠。” “何以见得？” “老鼠把尾巴卷在灯台柱上。它很顽皮。” 想必是画家的画贴近生活，叶三才看得懂。 叶三之所以能成为画家的朋友，与画家的爱好有关。因为季匋民有一个脾气，一边画画，一边喝酒。喝酒不吃菜，只吃水果。画一张画，要喝二斤花雕，吃斤半水果。 季匋民这个人物原型，是民国时期的高邮籍画家王陶民。 王陶民（1894－1940），名甄，以字行，又字陶民、逃名，号逸摩。江苏高邮人，寓居上海。擅花鸟、走兽，兼擅指画，并工诗及篆刻。所作工笔花鸟，勾勒遒劲，敷彩华丽、雅隽有致。墨笔写意花卉，气韵秀逸，淋漓洒脱，能自出机杼，为识者共许。曾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新华艺术专科学校教授。 季匋民不仅出现在《鉴赏家》中，也出现在《岁寒三交》中。《鉴赏家》写季匋民作画，《岁寒三交》是写季匋民为人。 季匋民听说小画家靳彝甫家中收藏着三块田黄石，有心收购，便于上门拜访。在得知田黄石是人家心爱之物，“不到山穷水尽，不能舍此性命”时，他表现得非常豁达，一点不失大家身份： 买卖不成，季匋民倒也没有不高兴。他又提出想看看靳彝甫家藏的画稿。靳彝甫祖父的，父亲的。——靳彝甫本人的，他也想看看。他看得很入神，拍着画案说： “令祖，令尊，都被埋没了啊！吾乡固多才俊之士，而皆困居于蓬牖之中，声名不出于里巷，悲哉！悲哉！” 他看了靳彝甫的画，说： “彝甫兄，我有几句话……” “您请指教。” “你的画，家学渊源。但是，有功力，而少境界。要变！山水，暂时不要画。你见过多少真山真水？人物，不要跟在改七芗、费晓楼后面跑。倪墨耕尤为甜俗。要越过唐伯虎，直追两宋南唐。我奉赠你两个字：古，艳。比如这张杨妃出浴，披纱用洋红，就俗。用朱红，加一点紫！把颜色搞得重重的！脸上也不要这样干净，给她贴几个花子！——你是打算就这样在家乡困着呢？还是想出去闯闯呢？出去，走走，结识一些大家，见见世面！到上海，那里人才多！” 他建议靳彝甫选出百十件画，到上海去开一个展览会。他认识朵云轩，可以借他们的地方。他还可以写几封信给上海名流，请他们为靳彝甫吹嘘吹嘘。他还嘱咐靳彝甫，卖了画，有了一点钱，要做两件事：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最后说： “我今天很高兴。看了令祖、令尊的画稿，偷到不少的东西。——我把它化一化，就是杰作！哈哈哈哈……” 这位大画家就这样疯疯癫癫，哈哈大笑着，提了他的筇竹杖，一阵风似的走了。 《岁寒三友》中的季匋民，刻画得比《鉴赏家》中的季匋民精彩，也更有大家风范。 靳彝甫：侠肝义胆 《岁寒三友》写了三个人，开绒线店的王瘦吾、开炮仗店的陶虎臣，还有一个画画的靳彝甫。这三人，是一块长大的好朋友。 画家靳彝甫的手艺，虽是三代家传，毕竟不出名，所以“除了每年端午，他画几十张各式各样的钟馗，挂在巷口如意楼酒馆标价出售，能够有较多的收入，其余的时候，全家都是半饥半饱。” 尽管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靳彝甫过得却有滋有味： 他的画室里挂着一块小匾，上书“四时佳兴”。画室前有一个很小的天井。靠墙种了几竿玉屏萧竹。石条上摆着茶花、月季。一个很大的钧窑平盘里养着一块玲珑剔透的上水石，蒙了半寸厚的绿苔，长着虎耳草和铁线草。冬天，他总要养几头单瓣的水仙。不到三寸长的碧绿的叶子，开着白玉一样的繁花。春天，放风筝。他会那样耐烦地用一个称金子用的小戥子约着蜈蚣风筝两边脚上的鸡毛（鸡毛分量稍差，蜈蚣上天就会打滚）。夏天，用莲子种出荷花。不大的荷叶，直径三寸的花，下面养了一二分长的小鱼。秋天，养蟋蟀。他家藏有一本托名贾似道撰写的《秋虫谱》。养蟋蟀的泥罐还是他祖父留下来的旧物。每天晚上，他点一个灯笼，到阴城去掏蟋蟀。财神庙的那个侉子，常常一边喝酒、吃狗肉，一边看这位大胆的画师的灯笼走走，停停，忽上，忽下。 靳彝甫有一盒爱若性命的宝贝，就是三块田黄印章：“吃不饱的时候，只要把这三块图章拿出来看看，他就觉得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了。” 本城大画家季匋民得知靳彝甫有三块田黄石，亲自上门拜访，把玩半日，爱不择手，开价二百大洋。靳彝甫没有直接回绝，而是说“不到山穷水尽，不能舍此性命。”季匋民不愧是大家，买卖没做不成，也没有不高兴，反而饶有兴趣地看了靳彝甫祖父、父亲和靳彝甫的画作，并建议他去上海开画展，甚至还叮嘱他，等卖了画，有了钱，一定要做两件事：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靳彝甫以为季匋民只是随口说说而已，并未当真。没想到三天后，季匋民竟然送来邀请函，郑重其事请他去上海开画展。于是，靳彝甫便带着自己的画作去上海。 靳彝甫的画展，虽然不算轰动，但也卖出几十张画。不仅报上发了消息，一家画刊还选登了他两幅画作。王瘦吾和陶虎臣看到报上的消息，都替他高兴：“彝甫出名了！”画展一结束，靳彝甫便按照季匋民的嘱咐，行万里路去了。 靳彝甫一去，就是三年。等到靳彝甫回乡时，开绒线店的王瘦吾、开炮仗店的陶虎臣，都因生意不顺先后破产，生活穷困潦倒。靳彝甫听说两位好友的遭遇后，脸都没洗，就上门探望，也没有多余的安慰话，只说“等我一天”。 第三天，靳彝甫约王瘦吾、陶虎臣到如意楼喝酒。他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两封洋钱，外面裹着红纸。一看就知道，一封是一百。他在两位老友面前，各放了一封。 “先用着。” “这钱——？” 靳彝甫笑了笑。 那两个都明白了：彝甫把三块田黄给季匋民送去了。 靳彝甫端起酒杯说：“咱们今天醉一次。” 那两个同意。 “好，醉一次！” 这天是腊月三十。这样的时候，是不会有人上酒馆喝酒的。如意楼空荡荡的，就只有这三个人。 屋外，天气寒；屋内，友情暖。每每读此，总是眼眶湿润。 “不到山穷水尽，不能舍此性命。”刚刚“行万里路”回来的靳彝甫，肯定已囊中羞涩，面对穷困潦倒的两位好友，毫不吝惜地卖掉了爱若性命的田黄石。相较王瘦吾、陶虎臣二人，靳彝甫更多是一个艺术家的形象，不仅有个性，还有一点侠气。 做人，就应该有一点侠气。 汪曾祺的画家情结 汪曾祺是一个有画家情结的人。 汪曾祺偏爱画家，或许与其父有关。汪曾祺的父亲，也是一位画家。汪曾祺在《多年父子成兄弟》一文说：“父亲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是画家，会刻图章，画写意花卉……他画画，我小时也喜欢画画， 但他从不指点我。他画画时，我在旁边看，其余时间由我自己乱翻画谱，瞎抹。” 靳彝甫的三块田黄石，也是有来历的。汪曾祺曾在《我的父亲》一文中说明：“刻印的人多喜藏石。父亲的石头是相当多的，他最心爱的是三块田黄，我在小说《岁寒三友》中写的靳彝甫的三块田黄，实际上写的是我父亲的三块图章。” 晚年的汪曾祺，也迷上了画画。关于画画，汪曾祺在《书画自娱》一文中说：“我不会下棋，不爱打扑克、打麻将，偶尔喝了两杯酒，一时兴起，便裁出一张宣纸，随意画几笔……我没画过素描，也没有临摹过多少徐青藤（明代文学家、画家徐渭）、陈白阳（明代画家陈淳，文征明弟子，与徐渭同为写意花鸟画家），只是‘以意为之’。我的画画，自娱而已。” 汪曾祺作画，往往随性而起，随意而为。下面条等水开的片刻时间，他也能提笔画一只蜻蜓在荷苞上振羽飞舞。有时看见老伴买回的菜蔬，也会以菜蔬入画。许多小幅画作，构图极其简单，只是寥寥数笔，或是一花一草，或是一鸟一虫。１９８８年月１０月间的一幅画作，是八只蹲在一处的小鸡，题为“人民代表大会”，令人忍俊不禁。 吃果子作画的季匋民，总让我想起作画的汪曾祺。汪曾祺作画姿势，比季匋民更潇洒，他右手持毫，左手则插在裤兜里，或者夹一支烟。许多画者，都不习惯在人前作画。汪曾祺从不惮人前作画，能任凭围观而熟视无睹。尤其酒后，兴致浓时，能一气作画数幅。 ２０００年２月，汪曾祺去世近三年后，其子女将他的一百多幅字画编辑成《汪曾祺书画集》，并将书画集赠送给了他所热爱的家乡高邮和热爱他的朋友们。 倘若汪曾祺地下有知，一定很欣慰。 ～～～～～～～～～ 改七芗、费晓楼、倪墨耕三位画家简介 改琦（1774－1829）清代画家。字伯蕴，号香白，又号七芗，别号玉壶外史，回族。改琦祖籍新疆，生于松江（今上海）。 改琦幼时特别聪明，自小就喜绘画、诗文，成人后善画山水、花草、兰竹，其仕女画成绩尤为出色，时人将其仕女画评为“妙品”，是一位画脂粉但无脂粉习气、诗词书画并臻的艺术家。与同样擅长仕女画的费丹旭并称“改费”。 费丹旭(1802－1850)，清代画家。字子苕，号晓楼，别号环溪生、环渚生、三碑乡人、长房后裔，晚号偶翁，乌程(今浙江湖州吴兴)人。 费丹旭以画仕女闻名。他笔下的仕女形象秀美，用线松秀，设色轻淡，别有一种风貌。代表作为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十二金钗图》册。他的画风对近代仕女画和民间年画都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与改琦并称“改费”。 倪墨耕（1855－1919），近代画家，初名宝田，字墨耕，又号璧月盦主，江苏扬州人，侨居上海。 倪墨耕初学画于王小某（1794-1877，名素，字小梅、小某，号竹里主人，晚号逊之，以字行，扬州甘泉人），人物、仕女及古佛像取境高逸，尤善画马。光绪中，行商到沪，爱任颐（即任伯年，近代杰出画家）画，遂弃其业而参用任法。水墨巨石设色花卉，腴润遒劲，并工山水。倪墨耕寓沪鬻画垂三十年，为近代海上六十名家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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