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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06月14日 总第211期 我生命中的那些人之 母 亲 母亲今年八十了，虽说身体还硬朗，却也是一天不如一天了。特别是记忆力，更是大不如前。刚说的话，刚做的事，转身就忘记得一干二净。倒是一些陈年旧事，母亲记得一清二楚。特别是我们小时候的事情，听她讲起来，总是觉得历历在目。 我的母亲是雇农的女儿，从小吃尽了苦头，没有上过一天学，至今仍然一字不识，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母亲上有四个姐姐，一个哥哥，下有一个妹妹。排行第六，却被称为五妹。母亲说，小时候很想上学，可是家里没有钱，供不起，家里大小七个孩子，上过学的只有舅舅和小姨妈。自己没有上过学，母亲只是觉得有些遗憾，完全没有怪罪外祖父外祖母的意思。想想也是，在旧社会，吃饭都成问题，读书对穷人家的孩子，当然是奢望了。 这把年岁，母亲身体再好也有生病的时候，偶尔去医院开些西药回来，一个人的时候也不知怎么服。手里的电话也不会用，不知道怎么拨号，想给我们打个电话也得去求识字的邻居。时间一长，好面子的母亲索性不求人了，有事生病也捱着，就盼我们周末回去。可有时工作太忙，我们也不可能每个周末都回去。 我知道母亲想我们，越是这把年岁越是牵挂自己的子女。每次离家回城，母亲都要站在路口一直看着我们走出村口，走上车子，看着车子驶离视线。特别是父亲去世后，母亲衰了不少，虽说父亲在的时候两个老人吵吵闹闹，毕竟有一个伴，双方之间有一个依靠。对我的父亲，母亲心里有不少的怨言，有不少的怨恨。年轻时父亲上无片瓦，穷得叮当响，可母亲却看上了父亲。母亲二十岁的时候在贵阳当工人，经人介绍认识了当时在省园林局工作的父亲，一九六三年下放回农村时与父亲成了亲，组成了家庭，从此过着艰苦的生活。年轻的时候，家里大多是母亲一个人带着我们兄弟姊妹几个，父亲常年在外挣扎，为自己的名份挣扎，他想向那个社会讨回一个公道，他不甘就此成为一个农民，而我的母亲从下放回农村那天起，就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一个守本分的农民，土地成为她对生活最大的依赖，成为一个农民活下来的根本。 小时候，家里由于父亲常年在外奔走，家里劳动力少，分到的粮食比别人家要少。往往是一年只有半年粮，吃了上顿没下顿。每年四五月，是一年中青黄不接的时候。家里早就没有了粮食，母亲为一家人一日两顿饭可谓是操碎了心，托人做担保，找人家借粮食，往往是借的时候借苞谷，还的时候还大米。当白花花的大米流进别人家麻袋的时候，不要说母亲，我们小小的心里也仿佛在流泪。可没有办法，欠债还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你还不能表示出不愿，要不来年人家不会借给你半粒粮食，你还得感人家的恩。感谢人家在你困难的时候帮你度过了难关。六岁那年的四月，家里又没有了粮，父亲又不在家，母亲每天把存放粮食的楼巴刷了又刷扫了又扫，总希望奇迹出现，扫出些粮食来，可是楼上确实没有了粮食，母亲不得不在一个漆黑的夜里找上保人外出借粮，那天夜里风特别大，吹得草房嘎嘎作响，大哥把我和大妹搂在怀里，蜷缩在床角，大妹两岁，一会儿便睡着了，大哥和我无法入睡。母亲回来时已是半夜，因为借到了粮食，母亲的脸上挂着久违的笑容。 八十年代初期，亲戚中有人到贵阳做小生意谋生，回来后对父母亲说钱是如何如何的好赚，光听亲戚叨叨，父母亲肯定不会相信，是亲戚那双锃亮的皮鞋，说服了我的父母亲，在贵阳当工人时，母亲可是穿过皮鞋的，她知道没有钱，穿布鞋都困难，何况是皮鞋。更何况父亲在心中一直向往着贵阳，那是他日日夜夜思念着的地方，南明河，栖霞公园，双桂楼……那些留下父亲足迹和工作痕迹的地方，可以说夜夜都来入父亲的梦境。 父亲和母亲商量了一宿，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全家搬到贵阳，家里养的牲口，不管是猪还是牛统统卖掉，作为去贵阳谋生的资本。母亲当工人时是糕点工，对做糕点十分的在行，加上老家的糯米黄粑远近闻名，母亲不知什么时候偷师学艺掌握了做黄粑的手艺，一家人把做黄粑作为谋生的依靠。母亲做的黄粑糯而不粘，甜而不腻，很走俏，有好几个幼儿园每天都要向母亲预定黄粑。 生活有了好转，父母原打算让我读完初中就回家务农的想法也落了空，贵阳邻居的孩子大学毕业分到贵钢工作，每天骑着自行车上下班，也许刺激了母亲，大哥参军，大妹二妹辍学，家里还在学校读书的当时只有我，母亲大抵在心里跟自己较劲，她想让我出人头地，她也想让我像邻居的孩子大学毕业骑着自行车上下班，她也想有一个吃公家饭的儿子。母亲每月按时给我寄生活费，每月一百元，每月的生活费都是汇到班主任老师那儿再由班主任老师转给我。班主任老师每月给我汇票的时候都要叮嘱我说，你每月的生活费比老师的工资都要高，你一定要好好的学习，将来考一个好大学，才能不愧于你的父母。可惜后来我只考上了一所中专，但也许是学校在贵阳，母亲心里也像我考取了大学一样高兴。 八十年代末，物价飞涨，糯米涨价，黄粑生意不好做，母亲又改行做其他小生意，但已无钱可赚，父亲则迷上了打麻将，家里的存折由父亲保管，有点钱也被父亲败光了。当时在贵钢后门有一处民房，大约六十平米的房子，七十个平米的空地，房主人不知何故，要将其出售，要价三千五佰元钱。有人介绍母亲去买，母亲觉得天天租人家房子住也不是长久之计，买一个住所也可以。存折上的钱被父亲输光了，父亲拿不出钱来，只好再三推说地势偏僻呀没有房产证呀之类的托词。 再后来大妹二妹结婚，各自成了家，母亲没有了帮手，加上父亲的心思不在生意上，贵阳也不是父亲记忆中的那个贵阳，没有了钱，父亲难以在贵阳立足。父亲一句叶落总要归根，母亲阴差阳错又跟父亲回到了农村，母亲又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古稀之年，父亲脚痛下不了地，母亲一个人通过帮人换工等方式，一个人把过去一家人的地全部种上水稻和玉米，每年还要给我们送新米，每年还要给我们送新糯米黄粑过年。儿子宗泽，小时最喜欢吃的就是母亲给他蒸的糯米黄粑。 母亲是一个十分坚强的人。一次上楼烘烤粮食，不小心从楼上摔了下来，把右手摔折了，也不给儿女们说一声，找个土医把手接上一直到好，才告诉我们。她说，除了上厕所不方便，也没有怎么影响生活，吃饭不是还有另外一只手吗？二00八年的雪凌灾害，家里的水管被冻住了，父亲脚痛，修理不了水管，母亲就用一个水壶提水吃，我们在城里，交通管制了，回不了老家，帮不上家里的忙。事后母亲说为了提水她跌了无数跟斗，说得我们儿女的心里十分难受，都说养儿防老，可是临到老了，儿女们又都在哪里呢？我知道母亲大多时间是不想麻烦我们，怕我们担心，可越是这样，我们又越放心不下。 我们想让母亲进城来住，母亲却坚决不来，她说一是老屋需要人管理，二是她还能动，她习惯单独生活，到不能动的那天，我们不去接她也要进城来住。现在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多抽时间多回去陪陪母亲，我们知道母亲也在无时无刻地想着我们，牵挂着我们。 母亲，我爱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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