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认族

新用户89134deQ 2020-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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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九八二年秋，广纳中心卫生院分配来一个助产士，名叫陈凤英，聪明漂亮，喜欢写诗，笔名“秋心”，我们因同有文学爱好，很快进入恋爱阶段。按照民俗习惯，父母备得三色礼，我们专程前去云昙乡木顶寨村认族——追根溯源，归宗认祖，拜望长辈，结识亲友。双方家长都很满意，郭陈两家随后开始走动起来。二老两个生日，元旦、春节等，每年我最少也要走三、四次。我从岳父岳母和亲友口中，断断续续、零零碎碎得知他家的一些历史轶事——祖上作过兵部侍郎，有侍郎碑为证；有御赐“义门家风”的传说；有“革命烈士”等光荣称号，尤其是得知她爷爷陈金祥的革命事迹越来越多，令我萧然起敬。后来，我又通过查看县志、参观“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旧址纪念馆”、实地考察白山寺、拜读碑文，逐渐将那个时期的一些人和事串连起来了，得到一个个惊心动魄，激励人心，摧人奋进的故事。

二

陈家在当地属中上家庭，比较富裕，因族大人多，陈金祥成年后从陈家大院搬出来，在东北方相距一公里多远的山下修了一套三合院。据说，陈金祥一米七以上的个头，相貌堂堂，而且在陈族祠堂里读了几年私塾，写得好文章，现存他小时的识字课本——摘抄《四书》印刷本，被他儿子沿用，有幸保存至今。陈金祥懂得一些革命道理后，就抱定远大理想，毅然参加了苏维埃政府赤卫队，可惜三十岁就壮烈牺牲了——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八日（白山寺纪念碑误记为1933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攻占通江两河口，二十日，进驻通江县城，建立了包括通、南、巴在内的川陕革命根据地，云昙乡及各村也相继成立了苏维埃政府。

红四方面军与国民党川军频繁交手，战事连连——“1933年2月中旬，在通江城召开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宣布成立川陕省工农民主政府，2月12日，敌川西边区督办田颂尧以三十八个团，近六万人的兵力，分三个纵队向我军发起三路围攻。我军立即采取收紧阵地的作战方针，于三、四月间分批逐步撤出通、南、巴。五月中旬……又先后收复通、南、巴城等县。”

从《反“三路围攻”中向奉廷等二十一位干部群众殉难处——白山寺》一文也得到映证：“1933年4月，红军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三路围攻’，再次收紧阵地退到至诚的麻坝、方山一线，整个上土门地区又全部被敌占领”。上土门现改为云昙乡。

《红四方面军在巴中的战斗岁月》一文称“从3月下旬至4月25日，敌我双方呈对峙状态。”“4月26日，田颂尧部又向红军阵地发起强大攻势。”“并再次收紧阵地，主动放弃通江县城，将红军主力集中于通江空山坝一带。”

平昌县喜神镇位于通江县东南方，云昙乡木顶寨村穿过印顶寨村（曾叫太阳坡村、前丰村）过河便到，步行一个多小时。以通江县为中心的红潮，波澜壮阔，声势浩大，木顶寨村擂鼓垭的雷府国及四个儿子等地主恶霸、土豪劣绅、团练，听到风声紧，便带着家人及狗腿子仓皇逃往平昌县。从上文“于三、四月间分批逐步撤出通、南、巴”、“先后收复通、南、巴城等县”两句话可见，一是相邻的平昌县当时绝大部分属于白区；二是还乡团不但很残忍，而且非常狡猾，善于伺机而动，在“田颂尧部又向红军阵地发起强大攻势”的前一天，就探知消息，蹿回乡里，血洗“红匪”，使局部地方苏维埃政权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云昙乡距通江县城四十二公里，那时，通讯不便，没有公路没有车。现在无法确定红四方面军转移的起始时间，只能认定在二月十二日之后，大概在“三、四月间”。为什么直到四月二十五日才发生“白山寺惨案”呢？因为从先期撤离到全部撤离的时间较长，或者先遣队开始撤离是秘密进行的。总之，可能正是在红军绝大部分撤离通江和田颂尧大举进攻之时，狗急跳墙的还乡团及时抓住这个时间空档，迅即跳出来发动了白山寺大屠杀。

三

通江县的有识有为青年都信仰马列，向往革命，投身红军。当年，仅二十二万人的县，就有五万八千多人参加了红军，并供给八万多红军生活达三年之久。陈金祥深切感受到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在红军入通到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二日之间，就加入了木顶寨村苏维埃政府赤卫队的。赤卫队员的任务除保卫苏维埃政权外，同时，跟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一样参加打土豪，分田地，书写或石刻标语，筹集军费军粮，收集老百姓捐赠的布鞋草鞋等工作，干得热火朝天，忙得不亦乐乎。

红军属于正规军，是主力，赤卫队是苏维埃政府的保卫部队，而游击队是地方野战部队，都是战斗序列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红军部队招兵扩编时，首先将赤卫队、游击队的骨干成员编入正规军。“1933年4月初，四川军阀刘湘集中50多个团的兵力在对川陕苏区发起的总攻中猛扑万源至通江一线红军阵地。”陈金祥等人也随军转移，将加入万源保卫战。

从云昙乡木顶寨村出发，经平昌县喜神乡、镇龙观去万源县，虽为小路，却是一条非常便捷的直径。陈金祥随军到平昌县镇龙观，大约离家五十多公里时，不幸遭遇恶狗咬伤脚杆。因行军任务紧急，部队首长告诉陈金祥：“你回家安心养伤，估计你的伤好了，部队也就凯旋而回了，你再归队。”——这些话口口相传至今。陈金祥受犬伤的地点在镇龙观乡下，具体时间不明确。陈金祥与什么人同行入伍，拟编入什么部队，换没换军装等问题，已无从得知。

四

部队、地方政府工作，一切都在匆匆忙忙中进行。那时，社会十分落后，严重缺医少药。《通江县卫生志》提示：“一次战争就可以造成成千上万伤员，红四方面军各军医院收容住院病员一般在1000人以上，大一点的军医院收住病员多达2000余员，医疗任务的突发性很强。高薪所聘民间名医李永钊第一天上班就有742人前来住院。”《红军医院》显示：“很多伤员只能得到简单的初步的包扎、清创缝合和骨折对位。高温高速的子弹造成的贯通性伤口，开口小，周围组织细胞大量坏死，清创既困难，又难彻底，加之术后抗菌素跟不上，病人在短期内难以愈合。”

战士受伤后，尚且不一定能得到治疗，或者说根本得不到及时、正规、有效的治疗。在战争高峰期，战场上一天死亡成百上千人，担架队把战地伤员抬到红军医院时，有些伤员早已死亡，加上在医疗过程中死亡者，红军医院旁的沙溪烈士陵园根本来不及组织棺木，也没有时间单独埋葬。只有小规模战争或大战之后在医院延时死亡的少量尸体，才有时间进行单葬，形成近千座散坟外，其余绝大多数尸体就近裸葬，一层尸体一层土，下次战争后，再一层尸体一层土，层层叠叠；当时还从其他地方收拢一些战士尸骸、骨植，也埋入其中，最终形成一个直径六七十米，高约十二米，却裸葬着七千八百二十三具尸体的圆形集坟，这是全国各大苏区罕见的大墓。

五

陈金祥藏身哪里呢？原来，新房子一公里多方圆内树大草深，没有人户。他家院坝前三十多米的坎下，一坝水田边又一道四十多米陡坎，陡坎下一道山间平台，傍岩有几个相通的山洞。从家到山洞之间直线距离不到五百米，而步行却必须从左侧或右侧绕行两公里多路才能到达。陈金祥就躲藏在这个山洞群里，时间是四月二十五日之前。

傍晚时分，向全英同女儿陈如兰（十二岁）及儿子陈品儒（生于阴历1924年12月16日）一起吃饭后，把足够陈金祥吃一天的饭盛在大土碗里，装在竹篮里，盖上围巾，送到山洞上方。她在竹篮上拴上一条绳子，悄悄从水田边经荒草、石壁放下去，直达洞口。陈金祥接住竹篮，取出饭碗，把头天吃饭的碗放在竹蓝里，向全英再把竹蓝拉上来，时间不到三分钟。田边坎下的山洞周围乱石峥嵘，树大林密，荆灌错罗，杂草丛生，更显荒凉，况且是傍晚摸黑，向全英以为做得很神秘，万无一失。其实早已被嗅觉灵敏的还乡团娄罗悄悄跟踪发现了，在围村后第三天便抓住了陈金祥。

“我军采取收紧阵地的作战方针，于三、四月间逐步撤出通、南、巴”之后，还乡团狗急跳墙，伺机疯狂反扑。“外逃到平昌等地的恶霸地主雷连云兄弟四人，带上团练，纠集当地土豪劣绅窜回木顶寨‘办团剿共’。阴历四月初一（1933年4月25日），他们将木顶寨、太阳坡村子团团围困”，“逐户搜捕（收集流落红军战士、红色苏维埃政府成员和红属，以及亲共人员并逞机）抢劫（财物）。”

白山寺位于木顶寨村前大梁山嘴半山腰，那里原有寺庙，庙内大量精美石雕菩萨像。还乡团抓住陈金祥后，与先期抓获二十人都拴在白山寺古庙之内，并“在那里审讯、拷打，并施用‘切肉丝’、‘背外国背篮’、‘包红帕帕’、‘烧八团花’、‘吊半边猪’、‘缠红裹脚’、‘钉活门神’、‘带木响铃’、‘打定心针’、‘蹬车’、‘下零件’、‘抽脚筋’等十多种酷刑，把这些人打成昏迷不醒，遍体鳞伤，肢残体废。”

在多人身上完成那些种类繁多的酷刑是需要时间的，可能从四月初一到“四月四日（阳历1933年4月28日），敌人闻讯红军反攻开始，在白山寺院内由雷连云、雷连风二人点名，蒲正述持刀，就地杀害了向奉廷、向恩廷、陈祥吉、向富廷等12人。”之后又在逃跑途中杀害了其他九人：“逃至白山寺前的慈悲崖，又将村文书向仲炳砍成三节，掀下悬崖……木顶寨、太阳坡，当时仅三十多户人家，在半天之内就被杀二十一人，致造成了十六户家破人亡，五户卖儿卖女，多少人流落他乡的悲惨境地。”——这就是骇人听闻、惨绝人寰的“白山寺惨案”。

六

简短的《白山寺》一文中没有金祥公的名字，但金祥公应该是在第一批被杀害的，这事在乡梓中口口相传，人人皆知。笔者专程到白山寺，见纪念碑上也没有烈士名单。我跑到陈家老坟园，在金祥公墓碑上见到非常清楚的记载，正文如下：

“陈金祥一生忠厚，作事公道，虽出生旧第而投身新……革命时间虽短而立志可佳，打土豪扎警界斐然有成，攻……绩辉煌，不幸在旋归之途恶犬伤足，心想伤愈随军远征万（源）……何况风云难测，三三年二月，部队转移，公因伤重难随征而……团在一深夜，迅雷不及掩耳，众匪将绳捆棒打，刀逼枪……匪之家，受尽苦刑，十指皆裂，遍体鳞伤，鲜血淋漓，毒刑用……得于四月初七，刀光剑影，群魔咆哮，将公刀杀于白山寺……年仅三十刚平。呜乎，蕙荃早摧，芳香永住（驻），骨埋青山，千秋犹存……”碑文将金祥公一生都浓缩和聚焦在“白山寺惨案”上。

因立碑已三十六年之久，风化严重，尤其是下端每排四五字已不可辩识，但碑文记录内容基本上是清楚的，也能相互映证。碑文中“十指皆裂”，说明金祥公所受酷刑不止于上述文史资料所述。唯碑文中称,金祥公就义于“四月初七”有误——多个文料证明，还乡团在四月初四日就结束了大屠杀并逃跑了。“三三年二月，部队转移”，具体时间虽然不详，但恰好说明，金祥公在山洞养伤的时间较长，可能超过一个月。

现在，白山寺早已名存实亡，庙宇尽毁，所有石雕菩萨都肢残体缺，面目全非，身首异处，均为文革时毁损。纪念碑深没杂树枯藤之中，早已被荆灌荒草淹埋。

我继续寻找其他官方佐证。果然在朋友的帮助下，找到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于一九八八年十月出版的《通江苏维埃志》一书，其中《白山寺惨案之始末》一文对金祥公所受酷刑有几处更为详细的记载：“用尖刀将赤卫军成员陈金祥、向重鳌等人的头部横划一条条口子，鲜血直涌，他们叫做‘包红帕帕’、‘戴红帽儿’……对向富廷、陈金祥等人的脚肚子划开抽去脚筋，抹上盐巴，他们叫‘缠红裹脚’……把陈金祥、向重鳌打昏死后，又灌下笋壳毛，他们叫做‘喝毛尖茶’”；还有把钢针烧红，从胸部穿去，称为“打定心针”；将双手捆绑上吊，脚上吊着磨山石，边打边车，称为“蹬车”，结果吊断双手。酷刑种类繁多，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可见其丧心病狂、惨无人道的极端程度。上述各文料对酷刑种类的描述略有差异。该文中明确了金祥公、向达廷等人为赤卫军战士，为首批（十二人）被害者。可惜该文之后所列殉难者名单中，却遗漏了向达廷一人。

受刑者有没有惨叫声、哭声和骂声，或者高呼口号的声音，各文中均未提及；受刑时有没有围观群众，也不太清楚。不过，在《白山寺惨案之始末》一文中提到一个目击证人：“当时被抓去搬运东西的现印顶寨社员向存喜，沿途见雷家兄弟杀人如麻，走至喜神滩后，悄悄搁下行李，乘其不备钻入了密林之中，才幸免一死。”

除了以“一个银元杀一人”的工钱，雇用凶手蒲正述之外，地主恶霸、团练、狗腿子、家丁必定在场监押看守，可能也直接参与了用刑和屠杀，是名符其实的刽子手——因为，只有他们自已才说得清楚那些五花八门、残忍无比的酷刑名称。也正是那些文皱皱的酷刑名称更加清楚地道尽了还乡团阴险毒辣嘴脸和惨无人道的反动本性。

被捉二十一人，都是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者，全部遇害，没人变节。

七

金祥公遇害后，向全英非常恐惧，生怕累及儿女，便拖儿带女连夜连晚匆匆逃回本乡药石坡的娘家去了。后来，因娘家生活也不宽裕，被迫改嫁同乡鳏夫罗盛保。金祥公的土地被雷家霸占耕种，房屋被雷家霸作养马房，家俱无存。

后来，红军果然回来了，“同年八月，躲藏在平昌青岗坪的雷连云、雷连风被当地赤卫队抓获。红军在镇龙观召开了公判大会，宣判了两雷死刑。”

至一九三五年底，红四方面军为了与中央红军汇合，逐步离通北上，苏维埃政府办事人员、赤卫队员、中共党员、建党积极分子几乎随军而去，免作还乡团的活把子，只有极少重伤员暂时隐蔽下来。雷府国及雷连雨等俩儿子，变本加利，横行乡里，几乎回到了白色恐怖的时代。

没有了苏维埃政府保护的老区人民群众就这样度过了几年暗无天日的生活后，随着全国革命形势好转，罪恶滔天的雷家三恶自知末日快到了，才堰旗息鼓，没了嚣张气焰。罗盛保年老病逝后，向全英带着孩子回到家中，在没有养马的房间里居住下来。

陈品儒的岳父家姓张，其岳母是陈家族下的一个姑姑，名叫陈玉珍，家境比较殷实。陈玉珍见陈家孤儿寡母，十分可怜，于一九四0年间，将女儿张如兰（十六岁）嫁给陈品儒（十五岁）为妻，并主动妆送三十多亩田产。张如兰虽为女流，个子矮小，弱不禁风，性格却非常刚强，事事明理，而且声音宏亮，心直口快，不逊须眉。她仗着娘家之势和抓住雷家开始夹着尾巴作人的时机，一过门就找当地保甲长和雷家三恶，洒泼耍赖，耗时三四个月硬是把土地、房屋夺了回来。她见房子堂穿壁漏，又请匠人装板壁，打隔断，做家俱，修葺一新。由于他俩当时年龄小，生活困难，多年不孕，直到一九四九年一月长子陈树林才出生，第三年又生一女陈秀英，第十五年（一九六四年）再生一女，即我妻陈凤英。

八

一九四五年左右，中共上级才派地下党员，从通江县春在乡马家坪村开始组建地下党组织，一九五0年通江县全境解放。解放后，雷家三恶很快得到人民的审判，正义的审判，随即正法。

“为了纪念在白山寺等地殉难的原村苏维埃干部、赤卫军成员、红属和遇难群众，中共木顶寨村支部委员会在云昙乡党委领导下，于1975年5月在白山寺召开了规模较大的追悼会，并在旧址前竖建了纪念碑”，以告慰英灵。碑的正面是“革命烈士永垂不朽”，旁有一联：“痛击还乡团屠刀刑场何所惧，建立根据地甘洒热血写春秋”，碑后有说明文。后来，在白山寺多次召开忆苦思甜大会，陈品儒被邀请上主席台，讲述革命历史，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军精神。

“白山寺惨案”发生后，已经家破人亡的无主尸体就地埋葬。二0一一年十月，四川省委、省政府对始建于一九三四年的“王坪烈士陵园”进行改建和扩建，打造为四A级红色旅游风景区后，更名为“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将原来的35亩陵园核心区扩展到350亩，把分散在通江县50处11428座17225名烈士散葬遗骨迁移至烈士陵园，同时将白山寺部分烈士遗骨转移到此安葬。目前整个陵园安葬英烈达25048名，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大、最早的红军烈士陵园。

当时，曾祖与向全英在族人帮助下，将金祥公不全的尸骨收回葬于离白山寺不远的陈家老坟园，一九八0年七月十三日岳父岳母才为之树碑。碑高近三米，尖圆碑顶，造型简洁，庄严萧穆。一九九0年左右，修建的泥碎路村道正好从坟前经过，便于瞻仰祭拜。我与陈凤英成婚后曾多次到金祥公的坟前扫墓祭拜。今年清明节，我们再次专程前去，怀着崇敬的心情为金祥公鸣炮化纸，整理坟面，清理荒草。

解放之初，政府授予岳父家一块三尺见方的长方形木牌，左右两边各雕刻着三面红旗，上半截中间刻着一个红色五角星，下半截刻着“烈属光荣”四个大字。可惜，在文革期间被红卫兵抄家时毁掉了。

岳父年轻时因条件恶劣，生活艰苦，得了严重的风湿病，双脚行动不便一直蜗居在家，煮饭、煮猪草、洗衣服，仅忙于家务，从三十多岁起未曾远足乡场镇，活动半径不超过五百米。他虽然不便行动，但在新社会也过得大半生既有尊严和荣誉，又比较富裕的幸福生活。一九九五年一月二十一日因病去逝，不便抬去老坟园，便埋葬在新房子右侧三百多米远的田角，近临向全英坟旁。岳母的外侄蒲正培为岳父撰写碑文，请我修改一下。当时，我还没有看过金祥公的碑文，便清除芜杂，删繁就简，在“乃父金祥”之后加上一段“追随大义，投身红军，不幸受伤，暂留山洞，被还乡团搜山捕获，英年状义，惨乎。更受地主恶霸之欺凌，家以匪论，田产被侵，六龄失怙，姊弟依母，缺衣少食，饱尝酸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