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脚医生
文/朱玉华
虽然早在1985年初卫生部就作出决定，停止使用赤脚医生这一称号。可在我的心灵深处，赤脚医生的形象却一直那么鲜明：
背上药箱出诊，
放下药箱种田。
靠记工分吃饭，
没有一天空闲。
这就是赤脚医生的真实写照。
一九六九年，我就读的浏阳市第九中学（当时为沙市中学）招收了一个学制一年，培养赤脚医生的农医班。学员是从全区有关大队推荐来的，老师是临时从沙市区医院抽调来的医生。因为作息时间基本一致，年龄也相仿，我和农医班的学生接触自然也多了些，有的还成为朋友。他们的学习内容以中西医基础知识以及针灸、中草药为主，要求记一些穴位、“汤头”什么的。其后还举办过短期的妇幼医生班，其实也就是培养接生员的。当然学员是清一色的女性，我们大队的妇女主任就曾在那里学习过。
这年的冬季，我们苗田大队动员家家户户捐献罈罈罐罐，为合作医疗盛中草药用。母亲捐的是她的陪嫁品——一个画有兰花的瓷罈，虽有些不舍，但她说这是件好事，应该支持！几个大伯天天背着小竹篓到山上挖野生中草药，还有几位叔叔伯伯则在祠堂院内将中草药铡碎、晒干，有的还要蒸煮或焙制，整个院子，常常散发出淡淡的清香。当赤脚医生的大叔每天上午座在祠堂偏房里，为生病的社员看病。下午则出诊，看着他每每挎一个小药箱，病人的家属恭敬地迎候着，有时还煮上两个鸡蛋，斟满一杯酒招待，令我十分羡慕。于是也找一些赤脚医生读本来读，对着书上的画图去寻找一些中草药，记住它们的药性功效，很长一段时间竟乐此不疲。邻居家有生病的，我会很有兴致地跑去为病人摸摸额头，看看眼睑什么的，然后说这是什么病应该用什么药等等。当然最终还是要请赤脚医生来确诊，有几次我说的竟和医生说的相差无几。大概是这个原因吧，高中毕业后，大队领导准备安排我去当赤脚医生。只是不久，我被另一个单位叫走了，做赤脚医生也就成为泡影。
农医班毕业的学员大都回到自己大队当上了赤脚医生，也有不少后来参军或上大学深造的。有个学员的针灸技术不错，我和我们班上的同学感到新奇，有事没事找他扎扎针，享受那种酸酸胀胀的感觉。后来他回大队当赤脚医生，最初做的还算不错。谁知这小子好酒，连医用酒精也常常偷喝。据说有一次他出诊，要来一瓶烈酒说是消毒，结果仅仅用酒浸湿了两个棉球，都被他喝光了。醉醺醺的他将针头扎在病人的床沿上拨不出来，然后大叫“晕针了，赶快送医院急救！”不久，一次出诊又喝高了，回家的路上摔倒在小桥下，过了很久才被人们发现，造成双脚致残，至今还靠拐杖行走。
那年，作为大龄青年的我，在父母的多次催促下，跟着媒人到邻近乡镇去相亲。媒人说她是医术很好的赤脚医生，人也漂亮，只是找对象要求高，所以年龄也老大不小了。
我心想，为遂父母心愿，去看看吧，说不准人家也看不上我！谁知过了几天，那个赤脚医生竟要媒人陪她来我家“察房子”（当地风俗，女方第一次到男方家，婚事算基本定了）。我也说不出什么原因，就是没兴趣，背着父母和媒人向她写了封信回绝了，至今想起来，还真有点对不起那个赤脚医生。
当年的赤脚医生，大都医学技术比较肤浅，但勤奋好学，一本《赤脚医生手册》不离手，因而也被称为“看书郎中”。他们的条件简陋，待遇低微，但服务热情，对付一些常见病还是没问题的。在缺医少药的农村，受到乡亲们的欢迎。难怪当年毛泽东也说“赤脚医生就是好”。
2018.11.8于悉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