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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变局之下，职场异动频繁。随着裸官排查、不动产登记政策出台等各种反腐挟制措施鱼贯而出，第四次“官员下海潮”初现，上海、山东、江苏、广东、浙江等地相继曝出局级、处级领导辞职下海。 央企、国企高管限薪令刚刚落地，已有几位联通副总离职，紧接着银监、证监、国有四大行高管纷纷出走的消息不胫而走，引发又一轮跳槽热的猜想。 而一向被应届生视为“极其体面”的外企也早已褪下光环变身鸡肋，加之反垄断风暴越发强劲，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外企在华生存更是日益艰难，诸如IBM副总裁范宇、微软副总裁张亚勤、谷歌大脑创始人吴恩达等外企高管争相“转战”国内本土品牌，预示着“外企时代”的转折。 与上述行业境遇形成对比的是民营企业，随着传统就业观念对“铁饭碗”的执念渐渐褪去，求贤若渴、亟待升级的民企正在受到追捧。据调查，工作三年以上的就业人群，仍选择国企的比例下降为23.91%，而愿意选择民营企业的比例则达到了33.63%。官场、国企、外企、民企精英流动正酣。 二 一般而言,精英流动的方向总是代表着行业、公司的吸引点。 美女不失精英的代表，近年来颇为盛行的“美女经济学”表明：跟着美女跳槽会更有“钱途”，因为美女占比高的行业不仅利润率高，还总是社会经济热点，比如金融、IT等高收入行业内往往美女如云，例如，重庆有的IT公司专门招聘美女在公司任职助理，提高工作氛围。 于是乎，网民普遍好奇的“空姐越来越丑”便不难理解，因为这些混迹美女产业的精英们，早就嗅出航空业相对优势的衰败，20多年前万元以上的工资放在今天早已不能傲视群雄，顶级美女离开后导致空姐整体质量下降自然而然。 由此可见，职场精英们的选择成了行业发展的先行指标。 把时间周期拉长，近几十年的精英流向也的确反映了行业环境变化。90年代末，恰逢外企在华走向鼎盛时期，“黄金的一代”们挤破头地往跨国外企钻，而随着外企的逐渐衰落，精英们或主动或被动地流出，以寻求更好的去处。 随之，求稳、求“实惠”的复古型择业观于近十年兴起，在“到党政机关去、到公务员队伍中去、到一辈子不失业的地方去”的“感召”下，“考碗”热高烧不退，高学历毕业生争当公务员，一时间央企、国企被捧上天，回到体制内成为主基调。同时，得益于国策导向和制度安排的金融业和其他几项垄断行业，由于高薪高福利使其也成了精英们跟风的目标。 但是，天下终究没有不散的筵席，公务员整改、反垄断调查、国企待遇骤降……于是各路精英开始伺机而动，准备去往更好的地方。可以说，精英的加盟令行业不断升级换代，反过来又不断左右着精英的选择。 三 既然行业变革势必导致精英流动，此轮精英向哪里去，亦将无例外地预示未来几年的经济热点领域与方向。以精英类型来划分，主要有四个流向： ①政府官员流向：现代服务业和综合性中介组织。如果说“利用剩余权力”是前几轮官员“下海潮”中出现的最大诟病，那么在当前的反腐新常态下，官商旋转门也将随着独董限令、公务员“冷冻期”的落实而谢幕。弃政从商的昔日精英们往往具备完善的领域知识，尤其现代服务业的兴起为具有专业特长的官员们提供了“再创新”的平台，其中金融机构正是看中这点，盛邀银监会官员出任高管或顾问。而对于专业特长并不明显的下海官员，由于政策嗅觉敏锐且熟悉政府工作，也成了综合性中介组织争相抢夺的对象，从事政企工作对接，起到整合资源的作用。 ②央企、国企高管流向：高利润行业。鉴于身份优势，央企、国企高管的“戏路”比官员的要宽得多。愿意跳出体制内的高管一般具有更为狼性的奋斗目标，加之成熟规范的管理经验，向体制外“一跳”便价值不菲。这也决定了央企、国企精英的流向更倾向于高利润行业。据估计，近两年至少有500个以上的国企高管进入民营企业，均以金融、IT居多，互联网金融的兴起吸引了一大批传统金融行业的精英。 ③外企精英流向：龙头民企和自主创业。长期任职于外资的精英们一旦跳槽，首选一般是能够与原就职外企实力相匹敌的龙头民企，例如IBM副总裁范宇加盟中国老牌本土IT巨头浪潮集团；又如原甲骨文全球副总裁喻思成出任阿里集团副总裁，这类精英既摆脱了外企一贯的“天花板”制度的同时，也保留了对于现代化、规范化管理的需求。也有一些外企精英，由于难以适应被中国异化了的外企，选择自主创业，尽管失落感比普通创业者更甚，但丰富的西方经验使得创业成功性相对更高，如从“外企40岁”魔咒中走出的SAP中国区销售总监史彦泽，之所以创业两年便已经拿到红杉资本的B轮投资，离不开在外企的专业和管理积累。 ④新晋毕业生流向：中小微企业和网络个体经营。近几年毕业生就业的结构性失调已经引起政策关注，国策导向下的中小企业境况趋好，就业情势紧张得以缓解。同时，随着90后踏入职场，在个性展现驱动下，新经济领域内的创业性中小企业将倍受青睐。而“宅一族”的增加使得自主创业渐成气候，从淘宝店铺到手机微店，自谋出路型职业将成常态。 四 从表面上看，以上精英的大规模流动很容易令人联想起当年的“92派”，其主要群体与92年的“全民下海”几乎如出一辙。 当年邓老“南海谈话”后除了政府机关和国企，来自科研机构、高校等领域的社会精英也纵身一跃，以陈东升、郭广昌、冯仑、俞敏洪、胡葆森、黄怒波等为代表的工商界“士商”成为当今中国美誉度最高的企业家群体。 然而时过境迁，无论从“下海”初衷还是形势变化，此轮下海潮都不同于92年。从形成原因来看，“92下海潮”出于“外力”——经济体制改革，而这次“全民下海”却源于“内力”——各行业内变动。从经济环境来看，92年仍处于改革开发初期，不仅发展空间巨大，计划经济残余下的体制优势，更是帮助弄潮儿们在市场上打开局面。而如今市场饱和，各行业均已站在高起点之上，难以率先模仿了之。 由此预见，本轮下海潮在成功率上将逊于上一轮。 五 其实，长期沉浮于各行各业中的精英们未必不知道本轮下海潮之难，却仍然清醒地选择了这条看似“糊涂”之路。从动机来看原因极其简单，无非应了人往高处走这句俗语。就此而言，精英流动更多时候是一种善巧方便，深知只有顺应时代潮流、适应经济环境的变迁，才能抓住最有利于自己的机会。 同时，又由于现代人极少受到政治等意识形态的禁锢，他们的自我价值挖掘和个体利益追逐将善巧方便发挥到了极致，正如上文提到的四大流向，精英以已有的智慧（熟成的专业知识和社会关系）取得高阶的价值（更为丰厚的物质回报和向上发展的空间）。 而进一步探究精英流动现象，其实还涉及到国人不同的价值取向。中国人在过往数千年文明史中，更多关心的是农耕文明带来的物质满足，知足常乐成了中国人的常性。于是，一旦一定程度的物质生活达到满足，活着就等同于幸福，故而人云亦云，人走我走，逐利思想盛行之下，人随钱走的现象比比皆是，这种价值取向具有普遍性。 然而典型之中不乏“异类”，对于他们而言，为做事业而做事业使得自我理想的追寻过程变得无比纯粹，当幸福源于“心”，而非“物”，价值取向便到了更高的层次，虽是咬定事业这座“青山”，却往往无意中引来名利这些“绿水”。 苹果辉煌的背后，是乔布斯一生醉心于新科技和“苹果王国”的打造，所以无论他逝于几代苹果手机之前，今后每一次的苹果新产品面世，“乔帮主”总是全世界“果粉们”缅怀的对象，作为精神力量构成苹果的无形资产。现实中那些将理想实现凌驾于利益追逐之上的“乔布斯们”因为过于另类，被视为企业家中的非典人物。 六 鲁迅曾说过，金子做了骨髓，也还是站不直。可见真正的精英更无法以金钱来衡量，拥有更高层次价值取向的精英们才货真价实——恰是那些“非典”人物推动了社会的整体前进，他们不仅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时尚的引领者，成为人生的真正赢家。 本文为福卡智库原创文章，转载请注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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