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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瓜群众搬好板凳就等董事会换届了，结果说换届要延迟了。当天的业绩发布会，有记者问：“本届董事会为何超期服役？”却被万科总裁郁亮给怼了：“不就是众所周知的原因吗？不要明知故问嘛。” 在保监会开出“禁入保险业10年”的顶格处罚后，前海人寿董事长姚振华正式卸任。 王石入川前往万科援建的“最抗震的学校”，发出“人生中，有时候选择放弃比选择坚持更难决定”的感言，不知是否其他寓意。 无论结局如何，这场“万宝之争”注定将载入商业史册。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公司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事件，它标志着全面洗牌时代的到来。 首先是经济危机性的洗牌。 地产红利趋衰，万科的利润增速尽管也在下滑，但在地产界仍可谓独领风骚，对万科的股权争夺恰反映出我国的房地产总体上进入去库存周期。 其次是改革初期因制度红利或规避制度约束的“混合经济”面临漂白的历史要求。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很多企业为享受到其他企业所不具备的资源优势、制度优势，都把自己打扮成“红帽子公司”（挂靠在国有或集体单位），万科亦是如此。但后来要股份制改制，就要“摘帽”、变性，这一过程必然伴随股权动荡。 然后是企业家、老板、CEO、管理层、持股层各自的界面需要重新界定。 老板手持资本，处处狙击标的物，企业家则为公司长久稳定负责，大股东寄望于“拨乱反正”，不仅要控股而且要控制企业，管理层若携带“傲慢与偏见”则有“管家对抗东家”之嫌，中小持股层竭力捍卫自己的股权利益。各方的诉求将重新协调。 再者是国企在新的做大做强做优等理直气壮的理由下，管理层的大洗牌、薪水的大洗牌乃至权力结构的大洗牌。 在反腐、混合所有制改革、加强党对国企领导的背景下，国企的权力结构、管理层及薪水都按下了“调整键”，并产生蝴蝶效应。反腐风暴将华润原董事长拉下马，新掌门人不再当“从不干涉管理层”的“中国好股东”。 最后是涉及个人的洗牌——做企业还是做事业、做老板还是做企业家？ 做老板掌管公司资产，长于精算；做企业家着重公司运营长久，表现出较浓的社会公共气质，二者有时会剧烈博弈。万科事件集以上转型于一身。 从企业发展脉络来看，万宝之争是两家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之间的碰撞与冲突。 根据福卡总结的企业发展七个阶段（生产经营——科技创新——生产性服务——产融结合——系统集成——战略引领——咨询服务），中国企业恰好进入产融结合阶段。在这一阶段，企业发展实际面临产业与资本两种力量的“撕扯”，一种是做产业搞实业，一种是玩资本运作，万宝之争就彰显了两者之间的撕扯。 一 就万科而言，尚停留在产业时代，其在房地产行业深耕近30年，长期稳坐行业龙头老大位置，作为行业排头兵与风向标，在行业内拥有相当话语权。而宝能系在举牌万科之前只是名不见经传的“小卒”，旗下宝能地产销售额不及万科1/20，但深谙资本运作，以小博大，跃升到金融资本时代。 二 曾带有国企背景的万科充分享受了中国住房市场化的制度红利，熟谙于官商关系，饱含“政治智慧”；而以宝能为代表的民营资本崛起的时代环境虽更为宽松，但“低垂的果实”已所剩不多，市场竞争却更加激烈。 三 万科已进入讲情怀、谈理想的阶段，而宝能正处在东奔西突抢地盘的野蛮成长期，其透明度与成长速度不相匹配。正是因为上述原因，“端着”的万科对宝能秉持着“傲慢与偏见”，而“草根”宝能却凭借着金融资本的天然倨傲，狙击产业资本，进行逆袭。 进一步分析，万科纷争的核心是资本与经营之间的恩恩怨怨，由此还折射出公司演义的清晰脉络。 万科本是由一家超大央企持有相对多的股份，然后全力信任、支持创业企业家带一支营运团队来打理。但如今，外来资本（宝能）与现有的管理层争夺万科的控制权。因此，“资本与企业家谁创造财富、谁更重要”已成为问题的关键。 先看资本 公司的大发展需要强有力的资金支持，就需要引入大资本，毕竟，虽说钱不是资本，但资本必须是钱，实力雄厚的大财团能够补公司之短，这即是当初万科同世界资本市场接轨、在千禧年与华润完“世纪婚姻”的原因；一个富可敌国，一个身怀绝技，华润与万科的“牵手”成就了中国第一大房企帝国，这表面上表明“光有资本是不够的”，实际上却进一步印证“没有资本是万万不行的”。 再看企业家 企业家是资金、资源等要素的终极集大成者，各类要素都有价值，企业家的价值就体现为要素的集成能力。可见，企业家与资本是协同合作的。 只不过，由于人本性的自私，企业家往往放大自己手中的要素及对要素的整合能力，也看不到房地产首先有制度变革带来的红利，就妄自认为资源要素、拥有整合资源要素“智本”的企业家是财富创造的主流，进而出现了一家上市公司的管理层公然谴责股东控制权的奇观。 其实，资本与企业家的权重是随时代而变的，市场化越深入，资本市场的游戏规则即股权是话语权之根本愈显作用。 国外 从国外看，经历因股权分散、监督弱化助长经营层财务造假的安然丑闻、因经营不善巨额亏损而导致的通用汽车破产申请之后，股权的控制加大，并且为防止股权控制权的变动对高层管理人员的冲击，推广了保证经营层安全着陆的“金色降落伞”制度，股权之力的扩大还体现在新经济公司经营层不断获取股权上。 国内 反观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公司演义，从地方政府掌握实际控股地位、企业家中途下课、产权未能合理市场化导致科龙、健力宝、红塔山“庞然大物”的倒塌，到上海家化国资改制、平安入驻、推翻股东“只控股、不干预”的原有逻辑、最终罢免了管理层，再到汽车之家创始人抵制“入侵”失败、平安系全面接管汽车之家，既然上市融资了创始人哪还能像一个非公众企业一样控制公司？也呈现逐渐向规则说话、法律说话、股权说话演变的趋势。 就万科战端，有人质疑宝能保险资金收购房产业是否合法？与其说它不合法，倒不如说它撞上了中国特定发展阶段的大墙上（发达国家保险资金收购各行业是常态）；还有人认为“宝能急不可待地清洗万科的核心团队，股东、员工、业主、整个深圳、连宝能本身都将成为输家”这即使合法也未必合情合理，但情理与法相比，并不是市场的关键词。 眼下中国市场经济正在前进的路上——宝能作为一家民企在资本市场上公开举牌，与原央企股东一争高下，并成功当上了万科第一大股东，已表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有了实质性进展；王石哈佛游学、登山跳伞等，对万科付出只需原来的十分之一，大企业仍保持惯性正常，同样说明中国市场经济已经进入到新阶段。 依此不难预见，如果中国改革开放不中断的话，情理法与法理情的逻辑顺序，将是一个不断倒过来的过程。 （本文为福卡智库原创。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如若转载请联系后台并标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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