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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何享健捐赠1亿股美的集团的股票（市值43亿元），设立和的慈善信托；还捐赠了20亿元现金，设立广东省和的慈善基金会，其中5亿元设立慈善信托，交给中信公司运营，用于顺德社区建设，余下15亿元分别捐赠给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等5个慈善会，由专业的公益慈善机构负责慈善项目的规范运作。 据媒体报道，在捐赠仪式上，何享健的儿子何剑锋上台发言，谈及母亲多年低调、默默奉献时哽咽了，何享健也拿下眼镜，用纸巾擦拭眼眶，令人动容。 不可否认，在中国有爱心、做慈善的人不少，既有默默无闻爱心助学老人白芳礼，也有“暴力慈善”被质疑的陈光标。但现实中，真慈善、“假慈善”、“被慈善”鱼龙混杂。 一方面，心怀鬼胎者打着慈善的旗号，将公众的善心残忍折现，不费毫厘赚取私利； 另一方面以慈善之名预埋商业利益，既成为企业家塑造公共形象的工具，也成为赚取更多资本、资源的手段，而不仅仅是出于行善的目的。 另一种情况是慈善捐款本身被异化为索捐、派捐等逼捐行为，“不慈善”等同于“不正义”。 汶川地震后，王石主张“员工捐款以10元为限”，被网友斥之为“有理性、无人性”； 天津港爆炸事故发生后，马云也遭网友逼捐，声称“你不捐款，我不淘宝”。 当慈善被道德绑架，沦为“捐了是作秀，不捐是冷漠；捐早是求名，捐晚是被迫；捐少是抠门，捐多是炒作”境地，慈善也就与良善的初心相背离了。 无论是官方慈善，还是民间慈善，都难逃信任危机。 如2016年岁末的“罗一笑事件”，罗尔“卖文救女”行为先是博取了诸多网友的眼泪与同情，进而获取了近260万的赞赏金，随后即被网友踢爆为“带血营销”，赞赏金原路退回，直至罗一笑不治身亡，恶与善的交锋方才偃旗息鼓。 再如，陈天桥宣布给加州理工学院捐赠1.15亿美元，就被北大教授斥之为“典型的错误”，“应该捐给中国”，还有人质疑其“为子女录取买单”。 此前潘石屹夫妇向哈佛大学捐赠1500万美元，更是引起房奴吐槽，“赚的是中国人血汗钱，捐的却是围堵中国的美国”，把对高房价的怨气借由投射到房地产大腕身上。 总之，自“郭美美事件”引爆中国慈善信任危机以来，慈善就成了公众的“爆点”，一不小心就爆炸。 之所以慈善很难被理解、接纳、推行，在一定意义而言，是慈善无私与人性自私存在悖论。 慈善是由价值观驱动的事业，是个人价值观的指向，然而，人类的价值体系是建立在“人类延续与发展”的基础之上，“保全和实现自我”的心理与生俱来。 而要实现人间大爱，首先要克服人性中的自私，做到不求回报、无私奉献、无怨无悔，而这些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特蕾莎修女就是慈善的典范，她建立起仁爱传教会，在全世界的127个国家成立了600多个分支机构，就连诺贝尔和平奖奖牌也被卖掉，所得售款连同奖金一起用来救助穷人，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穷人、病人、孤儿、无家可归者和垂死临终者，逝世时留下4000多位修女、超过10万的义工继续慈善事业。 即便如此，她的生平功绩和所创建的慈善事业也一直饱受外界批评和质疑。 相对西方而言，中国慈善更为艰难，其有多重原因。 一是商业环境与慈善环境不匹配。 慈善出于公益，商业追求逐利，由此慈善的利他原则和商业利己原则的冲突不可避免。 在目前的商业逻辑框架内，追逐财富的增值保值是第一位的，因而在多数人眼里，慈善之举非常态。 据官方数据显示，中国近99%的企业未参与日常慈善活动，并且也的确出现过假借慈善之名与政府“攀亲”事件，因而，如有企业家大肆宣传要做慈善，其动机以及慈善的纯度就被挖出来热议一番。 二是中国缺乏宗教信仰。 西方国家企业家的慈善行为多是源于信仰层面的自觉行动，他们信奉人生来就带有原罪，因而靠慈善来获得“上帝”的宽恕，以进行自我救赎，一如特蕾莎修女无私、博爱脱胎于宗教的力量。 而中国推崇实用主义，现世现报，即便有宗教信仰，也是功利化的。据盖洛普民调显示，在65个被调查国家中，中国大陆宗教信仰比例最低仅为7%。 三是中国农耕文明时期的信仰在急剧转型的当下已成明日黄花，即使存在也无法驾驭或引领价值观逐渐多元的社会。 过往乐善好施、相互扶助、同舟共济在村落社区占据道德制高点，行善可树威信、赢口碑。 如今在各种文化、文明的冲击下，人与人交往在情感与空间上都有一定的距离感，更是形成“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普遍利己主义心态。 再加上过去30年中国人刚刚解决吃饱穿暖的生存问题，以及受家产传后的传统观念影响，拿出自己的真金白银做慈善往往被认为是傻、白痴。 除了宗教、传统等方面因素，遗产税征收是慈善发展的又一原因。 西方国家遗产税高企，如美国遗产税最高边际税率高达50%，英国税率为40%，德国为50%，在高额遗产税面前许多继承人甚至放弃了继承权。 但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国家允许捐赠抵税，因此许多巨富纷纷设立慈善基金以避税，在客观上鼓励了慈善发展。2015年是美国捐赠史上最慷慨的一年，捐款共计3732.5亿美元。 由此可见，中国的慈善与国外相比具有其非典型性，缺乏文化信仰的支撑，价值观、财富观的重塑是个长期的过程，因此，中国慈善发展、完善、成熟还将经历相当长的时间和过程。 首先 慈善发展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支撑。从经济学角度分析，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物质产品所带来的边际效用会减少，而精神产品所带来的边际效用将会增加，这时，人们会倾向于追求更多的精神收益；相应的，慈善行为也会有所增加。 其次 慈善“第三次分配”功能没有得到充分体现。目前慈善的“第三次分配”功能因政府越俎代庖且缺少法律约束，使其效率低下、模式僵化。减少政府在慈善事业的干预，实现以政府为主导的“第二次分配”与以个人自愿捐赠为主体的“第三次分配”运行独立并相辅相成；这不仅不会降低政府的地位，而且还能充分发挥各自功能协助解决社会问题。 再则 慈善体系的专业化、透明度、公开性是真慈善发展的内在需求，也是重塑公众信任的基石，如对慈善组织的规范，对财务报表的审计公开，如何求助、如何捐款有章可循等。 最后 成熟的慈善心态是真慈善得以发展的重要条件。目前志愿者时常饱含“殉道者”情绪，过度强调“牺牲”、渲染“圣人”形象，带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悲壮心态去做慈善，并不利于慈善事业的长期发展；受惠人心态常常表现出从初期的感激到之后麻木的转变。双方人格平等才能良好处理关系，维持有序、长期慈善。 未来，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将迎来三个新方向。 慈善法治化 2016年9月1日《慈善法》开始实施，标志着中国慈善进入法治阶段。 即便“吐槽”、争议不少，如“罗一笑事件”就是属于不在慈善法规制范围内的“个人求助”案例，但从无章可循到有法可依也是进步，或可称之为“不完美的里程碑”。 2 慈善互联网化 移动社交时代，在慈善公益领域，一方面充分借助移动社交的力量，摆脱传统刻板的、说教式的公益信息传播方式。 另一方面，基于移动互联网强大的连接能力，众筹、募捐的渠道也将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过去由红十字会和公益机构主导的慈善活动，变成受捐者直接自主发起。 2016年国家民政部通过了首批13家慈善互联网募捐平台，对互联网慈善进行进一步约束。 3 慈善金融化 中国慈善行业资产保值增值问题严重，且长期没有得到解决。2014年，全国基金会行业投资收益率仅2.71%，2/3基金会不投资。 为了保持慈善资产的可持续性，中国慈善联合会近日筹建成慈善资产保值增值委员会，并推动相关评价体系的建立，促进慈善组织提高资产管理能力。 “陈-扎克伯格计划”以非传统基金会的模式进行股权捐赠，性质是有限责任公司，其可参与政治筹款、募集天使投资，同时进行对盈利或非盈利集团的投资行为。 何享健设立的“和基金”，其做法也借鉴了西方成熟的“慈善信托+基金会”的双轨模式，慈善信托负责慈善资产的保值增值，基金会负责慈善资产收益的分配使用。 而慈善信托的目的是让慈善资产独立运营，收益持续投入到慈善事业中。 这一创新的可持续慈善体制，或为中国现代公益慈善制度设计树立起一个标杆，但愿能吸引更多企业家更热心地利用包括慈善信托在内的更多形式参与慈善事业当中。 （本文为福卡智库原创。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如若转载请联系后台并标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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