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金砖会议：解读“中国模式”

 编者按

“金砖五国”（BRICS）同为新兴市场国家，同为发展中大国，来自不同大洲，拥有不同文化背景，在经济、人口、社会发展水平等方面也有各自独特风格，本公号将从模式角度对各国进行对比与分析。

继今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召开之后，9月3日至5日，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在厦门举行。

这次与会的金砖国家是世界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五国人口总和达31.1亿，占世界总人口的40%；

2009年到2017年间，金砖五国经济总量增长179%，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从12%上升到23%，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50%；

五国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重要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发言权迈上新层次。

如此规模与当量，发展势头之强劲，如何不引世界之瞩目？

从经济总量上看

中国GDP总量11.2万亿美元，在金砖五国中占据七成。

从领导力上看

中国一直“力挺”全球化，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倡导不同制度文化相互包容、不同发展模式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不断扩展金砖合作的“朋友圈”和受益范围，维护和增进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利益和福祉。

相比之下，高下立现。

“

“金砖”概念的提出者、英国前财政部商务大臣吉姆·奥尼尔预测，2035年至2037年间，金砖国家在经济规模上“可能超过G7”，而这将取决于中国。

”

那么，中国发展如此之快是否有因可循？

理性而言，中国模式是客观存在的。

实际上，导致“中国模式”成为世界之谜的底牌恰好就是模式论，即用经典、线性的思维方法，非要给中国60年来的不平凡成就总结出一个终极模式，就像众所周知的美国模式、东亚模式一样。

中国的发展具有非典型性，所谓的“模式”本身不过是不断版本升级中的一段过渡，而并非终极形式。

尽管没有经典意义上的“中国模式”，中国在60年发展历程中一路“摸着石头过河”，却还是有内在规律可循，大致可归纳为如下十条：

1

彻底空仓、财富归零

用枪杆子打出来的政权在建国初期面临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破败局面。

而正是在这一张彻底空仓、财富归零的白纸上，才能放开手脚，没收官僚资本、赎买民族工业，把计划经济格式化到每一个角落，从而迅速恢复经济元气。

相比之下，自独立便采取混合型经济模式的印度，却迟迟无法推进土地改革和其他实质性的社会财富再分配政策，以至于贫困率至今高居亚洲第二。

2

党政合一

党政合一体制，即党委书记兼任业务工作一把手，行政、司法领导集体之外不再设置专职的党委、党组领导集体，纪检、监察也是合署办公。

通过党政合一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执政党的领导，既节约成本又提高效率。

民主不仅仅是多党制和议会制，实践证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往往被西式的民主分权搞得一片狼藉。

3

高度组织化

这一点经由“集中力量办大事”充分体现。当年“支部建在连上”把党的领导落实到了基层，为组织化奠定了根基。

前30年的集权经济、后30年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能够最大程度发挥政府作用，推动经济发展，也是以高度组织化为依托；汶川地震、北京奥运中所展示的“举国体制”的“威力”毫无疑问也是靠高度组织化。

4

特大型的国家规模，全方位的战略纵深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庞大的国内市场为战略纵深提供了前提条件。

既可以通过扩大内需来替代外需下降；

也可以通过国内不同区域之间完成产业迁移与承接，达成整体上的产业链升级。

世界上拥有土地、人口、资源类似禀赋的其他大国多少也具备这样的优势。

5

咬定两个“四化”不放松

早在1960年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理论上始终不曾动摇，同时实践中不断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信息化的新“四化”，两个“四化”相辅相成。

咬定“四化”不放松的坚持确保了发展战略的方向性、连续性和有效性。

6

特有的国民禀赋

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支撑了过去三十年“大进大出”的外向型经济模式，直到今天还是中国承接产业转移的一大优势。

随着受教育程度提高带来的人力资本的增长，中国的过剩劳动力逐渐从农民转向大学生，劳动力优势还将延续。

7

政府与市场两种制度互补

“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兼容了自由的市场经济与强势的宏观调控，实现了两者优势互补，并且还在不断探索两者的“黄金分割”。

印度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因为削弱了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而使其陷入了“发展的贫困”。

经济危机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也纷纷开始强化政府干预，补“宏观调控”的课。

8

善待历史

历史不能割断，但必须扬弃。

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再到科学发展观，中国的思想理论体系和经济实践不断得到传承和深化。

中国没有因文化大革命而否定毛的贡献，毛邓思想的光华也未能阻挡真理标准的不断更换。

反观前苏联，否定前任、消灭政敌、割断历史，最终走向了衰亡。

9

区别于欧美的“联邦制”

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单一制的国家，央地关系的演变和财政体制变革有所关联。

1994年分税制结束了“财政包干制”，开启了中国式“联邦制”的第一阶段——“财政联邦制”，地方经济从此万马奔腾；

2003年为了抑制经济过热的宏观调控开启，中央开始收权，又标志着进入了联邦制第二阶段——“政经联邦制”。

中国特色的“联邦制”就在于根据形势变化在放权诸侯与集权中央之间灵活调整。

10

积极均衡战略

建国后均衡与非均衡的发展战略一直都是交替出现，曾经出现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极端非均衡，通过“真理标准”不断纠偏逐步均衡。

中国充分利用了均衡与非均衡两个战略的好处，并根据国情不断调整，主动规避或解决两个战略的阶段性问题，促使系统在每个阶段都能实现版本升级。

当下所提之和谐社会，便是对当前经济社会结构局部失衡的一种积极均衡战略。

“中国模式”的十大特征并非孤立，如果紧紧抓住其中某一点或某几点，以偏概全，那么就会用特殊性压倒共性，用成就压倒问题。

比如对“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迷恋，使得有关方面罔顾要素资源自由流动的市场需求，漠视释放体制活力才是改革之根本。

这种固步自封、在历史中寻找出路的做法便是对“中国模式”的反向认定。

反之，用全息全维的视角，强化“中国模式”的正向认定，坚持系统开放，在自我否定和自我进化中就会不断实现“模式”的版本升级，这才是“中国模式”的真正谜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