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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知道，横跨黄河天堑近2000年的蒲津桥是在哪一天彻底消失了。 它是黄河上有史可考的第一座浮桥，位踞晋陕豫三省交界处的军事要冲，是从华北陆路进入关中地区的必争之地。从春秋开始，在黄河上架桥的尝试就没有停过，时毁时建，一直到明朝洪武年间。历史上秦始皇第三次出巡、唐玄宗两次到北都太原巡视，均是经由蒲津渡往返长安。 蒲津渡遗址。汉高祖刘邦定关中，魏太祖曹操西征马超、韩遂，隋文帝下河东，历史上诸多军事行动都在这里留下了架桥行军的记录。 也许正因如此，蒲津桥遭遇的首先是连绵不绝的战火，在军事拉锯战中反复被拆毁、修复、又焚毁；然后是越来越频繁的水患——明清以后黄河频频改道，有时河沙淤积，有时洪水滔天。 终于，在明后期的一次涨水之后，黄河主流向西边移去，淹没了位于西岸的四只大铁牛。原本依靠两边岸上的铁牛作为锚定船索的地锚，即便桥身毁损，浮桥也可以很快架设或修复；但这一次，桥废渡绝。 到了民国初年的某一天，位于东岸的四只铁牛地锚也终于被淤泥所掩埋，史书上从春秋写到明朝的这座“黄河第一浮桥”，竟就这样“沉没”了。  从前有一座浮桥，它沉没了。（唐蒲津桥和开元铁牛复原图） 如果没有后来的考古挖掘，蒲津桥大概会永远沉睡在历史资料中。1989年，山西省永济市的考古工作者在蒲州故城城西地下找到了东岸的四尊铁牛及所属文物，不仅确证了蒲津古渡、蒲津桥的地理位置和形态，也使这些铸造于唐代开元年间的珍贵文物得以重见天日。 黄河改道，曾经的蒲津桥头和古渡成了陆地，如今被建成了蒲津渡遗址公园。我跟随别克汽车“寰行中国”的旅程来到这里，在一处明代修建的大坝拾级而上，看到了被打捞出来的四组唐代铁牛和铁人。它们两两一组，西向而立，平均重达55-75吨，均为实心浇铸，在烈日暴晒下丝毫没有发烫。 蒲津渡遗址公园中的唐开元铁牛和铁人，工程之大、工艺之精为中国古代桥梁史、冶金史上罕见。 这组“开元铁牛”的发现曾经轰动一时，它的意义只有放在蒲津桥、蒲津渡口和蒲州城的历史中去解读，才能看得更清楚。 蒲津桥从一座军用临时性浮桥，变成一座固定的军民两用铁索浮桥，得益于唐代开元年间革命性的改建。在此之前，作为交通要道的蒲津桥其实很不耐用，尤其是连接舟船的竹索，每年都要故障几次（“绠断航破，无岁不有”） 。可蒲津渡联结长安、洛阳、太原，自古是军事重地，兵部尚书张说表示忍无可忍，遂上书唐玄宗李隆基，请求改建。  蒲津渡的军事地位：向西拱卫京师，向东则护卫三晋。它与潼关、旧函谷关组成了一个三角形的军事防线。（地图来源：《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 在张说的主持下，他们动用了相当于当时全国产量四分之一的铁，将简易浮桥改建为铁索连舟的固定式浮桥，说是“举国之力”也不为过了。八只铁牛在两岸系住铁索，铁索连接舟船，舟船固定浮桥，蔚为壮观。桥改建以后，在桥东岸还专门建了一个“铁牛村”，300多口人，不种田不纳粮，专职看护蒲津桥和铁牛，直到13世纪金元交战桥被烧毁。 经声势浩大的修复工程之后，蒲津桥似乎成了闻名遐迩的一处名胜。风头最盛的时候，名流政要都来这里逛过，李商隐写下《游蒲津桥》，唐玄宗写过《早度蒲津关》，日本僧人圆仁入唐求法的时候路过，兴冲冲地回去写在游记里。在桥上行走的行人游客、车马辎重，就是一副开元盛世的景象。  古蒲州城（位于今山西省永济市）是在黄河大转弯处发展起来的城市。黄河自北向南而来，“几字形”在这里拐弯向东。与上游壶口的激流险滩相比，蒲津渡附近的水势平缓得多，隋唐以前河道也相对狭窄，是开辟渡口和架设浮桥的理想地点。 蒲津桥此番命运转折一个的重要背景是，它所连接的蒲州城（另一端是陕西朝邑）的地位突然升级，俨然是唐朝版的“雄安新区”——唐开元八年，蒲州城被列为“六大雄城”之一；开元九年，改为“河中府”，置“中都”，与首都长安、东都洛阳、北都太原这些大城市平齐名；开元十二年，再次升级为“上辅”，位列畿辅重镇。 可惜的是，西安、洛阳、太原至今仍是响当当的大城市，蒲州城却与蒲津渡、蒲津桥一样，因为战争、水患以及中国政治重心东移、失去交通要冲的地位而逐渐衰落，因为三门峡水库蓄水而彻底迁移废弃。  在这张卫星图上，蒲州故城和蒲津古渡的位置透露了黄河改道向西的秘密。考古学家通过出土铁牛的地方推测出古代蒲津桥的位置，从牛的间距和布局，推测出桥的宽度为10.3-10.4米。王之涣写下“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的那个鹳雀楼，曾经位于蒲州故城城西，同样毁于金元交战中的大火，仅存故基。它没有开元铁牛的好运，后来黄河屡次改道，水灾频仍，故址早就难以考证，如今的“鹳雀楼”是近年重建的景点。  复原的唐代蒲津桥及示意图 当年蒲津桥修成时，张说满怀豪情地写下《蒲津桥赞》, 在这位兵部尚书笔下，蒲津桥的军事地位一目了然：“域中有四渎，黄河是其长；河上有三桥，蒲津是其一。隔秦称塞，临晋名关，关西之要冲，河东之辐凑，必由是也。” 但是，蒲州城乃至整个河东地区的兴起，还有重要的经济要素，因为浮桥和渡口托起了一项通往京师的重要物资：盐。 因盐而生：一座城和一尊神 蒲津渡口往东大约70公里，就是河东盐池。 在唐代，白花花的盐从这里通过蒲津渡运向首都长安，又变成白花花的银子——河东盐税占到全国财政收入的八分之一，可以说是中央政府的摇钱树。而除了首都的食盐供给完全依赖于河东盐池，盬盐还运向广袤的关中与河东地区。  《辞海·大庆关》：古关名。本名蒲津关。北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改名。故址在今陕西大荔朝邑镇东黄河西岸。明置巡司、税课局于此，为晋、陕间黄河重要渡口。明万历后河决关毁。 而“蒲津关”《辞海》释文曰：“见临晋关。古关名。战国魏置于临晋（今陕西大荔东）城东黄河西岸，故名。扼蒲津渡口，历代倚为秦、晋间重险。公元前205年刘邦既定关中，自此渡河下河内。汉武帝改称蒲津关。其后或简称蒲关；或沿用临晋旧称。北宋大中祥符中改名大庆关。” 按《辞海》释文，大庆关即蒲津关，蒲津关即临晋关。也就是说，临晋、蒲津、大庆则属同一处关隘，只是史上不同时期名称有别而已。 蒲津关，位于蒲州城西。《左传》文公三年（前624年），“秦伯伐晋，济河焚舟”即取道于此。历汉、唐至元、明，凡秦、晋间兵事，往往济自于此，为战守必争之地。蒲州，治今山西永济西。唐开元时，曾设为“中都”和节度使驻地，其辉煌景象一如京师长安、陪都洛阳、北都太原。因特殊的军事和政治地位，闻名于世的“蒲津浮桥”就诞生于此。《辞海》记述蒲津桥曰：“古桥名。故址在今陕西大荔东大庆关与山西永济市西蒲州镇之间黄河上。战国秦昭襄王五十年（前257年）初作‘河桥’于蒲津；其后西魏、隋、唐，皆在此连舟为浮梁，仍号‘河桥’。唐始称蒲津桥，《唐六典》：‘天下河桥有三，此其一。’北宋时犹时坏时复。” 据文献所记，唐之前的蒲津桥架设较为简易，大致是“柏木为锚，竹缆连舟，河水漂浮”，多为军事之用，即便不能说“过河就拆桥”，也基本是不会日久使用。到了开元之际，国力强盛，经济繁荣，而唐王朝又特别注重其山西根据地尤其是处于两京之间的蒲州的战略意义，于是特颁诏书，任命兵部尚书张说为改建“秦晋通衢”蒲津桥的总指挥。既而，天下能工巧匠皆汇聚于中都蒲州城。工程于开元九年（721年）开工，开元十二年告竣。改建后的蒲津桥，以耕牛为模本熔铁为地锚，黄河东西两岸各置四尊，并改竹缆为铁索，舟船建造亦甚是精良。原理是：铁牛为锚，铁索连舟，河水漂浮。其“横亘百丈，连舰千艘”，“链如游龙，势若长虹”，成为维系京畿及北方边关重镇的天堑通途。 但是，就是这样一座被唐人视为永不沉没的大河桥，经历了500年的风雨沧桑最终还是消逝在了历史的惊涛骇浪之中。其准确时间是金代元光元年（1222年）。金朝统治北方后期，蒙元的雄起使其疲于奔命而一路南撤。向有“关中锁钥”之称的蒲州，曾一度被金政府议定为自北京退守中原地区的临时首都。后来，因为有大臣言说蒲州不及开封“宫阙华丽”，使得蒲州错过了继舜帝、唐朝之后再次成为都城的机遇。但对于成吉思汗来说，他的政治军事眼光就要敏锐和深邃一些。因而，自他的王朝战略决策由“军事掠夺”变为“军事占领”的那一刻起，就派遣他的儿子窝阔台与国师木华黎进军山西，即以山西为军事走廊，以蒲州为军事据点，然后直驱陕洛。蒙元与金朝的这场战役历时八年，史称“蒙金拉锯战”。也就是在此期间，蒲州城遭受重创，鹳雀楼被焚，蒲津桥被烧。元军占领蒲州城后，金朝屈居开封弹丸之地又苟延残喘了十年，在蒙元和南宋的夹击下而灭亡。 蒙元入主中原的征战，无惧而残酷，使其成为历史上版图最大人口最少的王朝。毫无忌讳的掠夺，肆无忌惮的烧杀，导致自然生态环境极度恶化。那条被中华民族视为母亲河的黄河，由于上游大量的森林植被遭到破坏，至此再一次桀骜不驯起来。尤其，黄河中游小北干流沿河一带历经了长达二百余年的水患侵扰。民间流传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就产生于这一时期这一河段。甚至更有形容黄河改道的趣闻，即“过了河的没过河，没过河的过了河”。 黄河的反复无常，即便强大的蒙元帝国、大明王朝，想再次在蒲津关造桥成为了梦想。唐王朝改建的蒲津铁牛浮桥在蒙金拉锯战中烧毁后，秦晋间只有靠舟楫互通往来。虽然如此，但坚如磐石的铁牛地锚仍旧“威武雄特”的坐立于黄河两岸。清代乾隆版《蒲州府志》，就绘有一幅“城西铁牛图”。按图所示，此时黄河像是西移已久的模样，而泥沙已淤至铁牛策牧者膝盖部位。西边不远处书有“大庆关”字迹的牌楼巍然屹立。这就是说，蒲津关黄河东岸的四尊铁牛乾隆年间还屹立于黄河岸上。 在蒲津关河决关毁铁牛早已完全被黄河泥沙掩埋，而又无人知晓它何去何从的岁月里，留在蒲州民间的只有“神牛镇水”的趣闻和传说。1988年，永济博物馆工作人员在查阅《蒲州府志》及相关文献后，派专人前往黄河对岸的陕西省大荔县，以考察和探究“大庆关牌楼”之侧铁牛的有关信息。在大荔县档案馆，调查人员找到了一套乾隆版《同州府志》和一套明代《朝邑县志》。遗憾的是，此两套志书中均无“铁牛图”的显示，惟只有铁牛铸于何时、起何作用的简短文字记录。 带着仅有的收获，返回后的永济博物馆工作人员在得到上级文物部门的同意后，开始了对黄河东岸铁牛的寻找。勘探发掘工作历时一年，1989年秋终将《蒲州府志》记载的四尊铁牛清理出土。其遗址面貌，与《蒲州府志》“城西铁牛图”所示基本无异。蒲津关四尊铁牛、铁人的神秘面纱已被揭开，照理说与之相对的大庆关那四尊铁牛的发掘理应指日可待。但是，由于千年铁牛沉埋泥沙日久，重见天日很快就出现风化现象。鉴于铁质文物保护仍是世界难题，国家文物局立即批示停止对大庆关四尊铁牛的勘探发掘，并做好已出土铁牛及附属文物的保护利用工作。 蒲津关铁牛出土至今已20多年了。期间，国家有关部门以及科技、文物工作者对其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使其得到了有效保护并辟为参观游览场所。虽说如此，但人们对大庆关四尊铁牛还是充满了想象和期待。它们真的也像黄河西岸的铁牛一样，仍旧沉埋在泥沙深处吗？ 据桥梁专家唐寰澄先生研究论断，唐代时蒲津关黄河水流平缓，地势岸高谷深，黄河经此两派流，主流靠东，次流靠西，两流居中处有“中潬城”一座，而蒲津桥就架设于主流之上，跨度大约360米。按其说法，黄河西岸铁牛即位置东岸铁牛西向360米处。当然，唐先生的结论没错。问题是，黄河西岸铁牛是否还沉埋在地下，则一直是萦绕人们的最大疑惑和关键话题。 《蒲州府志》有这样一段记载：“蒲西门外河岸铁牛铸于唐，时东西各四，有牧人引之。其西，则朝邑也。俗传，东岸牛本五。昔时，一牛亡去，故今止四。其亡去者，在陕州。牧人寻之，至陕城门遇人问焉，因立化为铁。真齐东野人语，不知陕亦自有铁牛也。陕牛未详何时铸，或云以镇河患，唐人有《铁牛颂》。而四牛之在朝邑者，为河所没，无复存矣。”说蒲州城西门外河岸上的铁牛铸造于唐代，其时东西两岸各四尊，牛旁还各有一铁人牵引。河西的四尊，在朝邑县的河岸上。民间传言，河东岸原本有五尊铁牛。一日，有一牛忽然出走了，因而只留下四尊。那尊出走的铁牛，说是去了陕州。牵引铁牛的牧者前往寻找，到了陕州城门遇人打听，对方说他怎么黑得像铁人一样，于是他便现了原形立在那儿。有耕夫说，我这把年纪了竟没听说过陕州也有铁牛。那铁牛也没有详细记载铸于何时，有人说它是镇河的神兽。不过，唐代有人为它作有《铁牛颂》。而在朝邑县河岸上的四尊铁牛，早已被黄河淹没掉了，至今都无迹可寻。 细读这段文字，似有荒诞色彩。不过，自古而今治理黄河一直都是谈虎色变的话题。古人用牛镇水有着悠远的历史，江河湖海之滨多有牛的形象出现。诸如秦代李冰父子兴修都江堰的“镇水石犀”，山东济南南北朝时期的“镇河铁牛山”，河南开封许铁牛村的明代“镇河铁犀”，清代颐和园昆明湖东岸上的“镀金铜牛”，湖北荆州长江堤岸上的清代“镇江铁牛”等。但，这些“神兽”都是人们主观意念寄托的象征之物。蒲津关的铁牛就不一样了，它不仅有象征意义，作为牵拉浮桥的地锚更有实用价值。 《蒲州府志》记述的这段文字，结尾处明确说大庆关处的四尊铁牛早已没于河中不知去向，应该不是谬传。那么，其“没于河中”究竟是在什么年代呢？ 查遍各种史料，尤其是地方文献，除了《蒲州府志》和《辞海》再无此方面的档案文字记载。因而，推断其“被河所没”的时间问题，此两种文献就成了权威的依据。 历史上，官方编撰地方志始于明代中期的成化时期。《蒲州府志》，即是这一时期的产物。当然，我们现在看到的《蒲州府志》则是清代乾隆年间的重修版本。其大量的文字信息，无疑来源于明代以来。而明代时期，黄河小北干流经年的泛滥成灾已是不争的史实。故而，这一时期大庆关河岸崩塌致其四尊铁牛沦入河中当是可能的事儿。《蒲州府志》那段让人感到荒诞的文字记述，就是较为有力的证据。如果还存在疑问的话，我们不妨再来查看一下《辞海》。正如本文开篇所引《辞海·大庆关》释文曰“明万历后河决关毁”，较之《蒲州府志》就言辞明确多了。如此说，大庆关已毁，铁牛还会存在吗？由是可以这样断定，大庆关四尊铁牛“被河所没、无迹可寻”的大致时间是——明代万历晚期。因此，假若今天国家允许对其进行探掘，也已不像东岸的四尊铁牛那样容易找到了。 历史一如黄河东流之水，一去不复返。沧海桑田，桑田沧海。举世闻名的黄河蒲津浮桥虽然早已消失了，其西岸的四尊铁牛也没于河中数百年了，但黄河东岸四尊铁牛的出土仍然让今人感受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其映射出的敢与自然抗争的“人定胜天”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伟大象征。 提起陕西关中与东部地区的交通，人们很容易想到著名的潼关。其实，在古代，关中东部还有一座非常重要的关口，它扼守着关中与山西直至河北一带的交通干线，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这就是千年雄关——大庆关（蒲津关）。 大庆关位于陕西省大荔县东，又称临晋关。是黄河重要的古渡口和秦晋间的重险之地。战国时魏在此设蒲津关。魏武候十二年（前385）魏乘秦内乱，拜吴起为大将，西渡蒲津，尽夺秦之河西地，在临晋城东（今县境东）黄河西岸设临晋关，西扼蒲津渡。并自华县过渭水，沿洛河东岸北上筑魏长城，以御强秦，如今县境北部铁镰山上仍有长城遗址。 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宋朝第三位皇帝、宋真宗赵恒行幸河中府（今山西永济蒲州镇）祭祀汾阴后土，途经蒲津关，将其改为大庆关，以资庆贺。 秦晋豫三省邻接，自古商贸往来频繁。明代受北边军事用兵的干扰，正常商贸往来得不到充分发挥。清以后随着经济发展，三省交往越来越频繁。 关中所产粮食、棉花是山西主要的进口物；而山西潞盐、铁、煤炭又是关中地区重要的进口商品。河南地处中原，交通方便。山东、河北商货运往关中非常频繁。清代由河南入陕的商货以杂货、药材为主。据《陕西全省财政说明书》记载，“孟津之杂货，禹州、怀庆之药材，山东周村之料货，烟台、利津、海丰之参虾”皆由河南入关中。关中销往河南最主要的产品是棉花，其次为牲畜及其它土产，由大庆关转输，构成关口重要的收厘项目。 清代西安府与同州府间道路为官马支路。途经各县均置县驿，计有咸宁县京兆驿和高陵、富平、蒲城、大荔、朝邑、澄城、白水、郃阳、韩城等10个县驿。 其行经路线为：自西安府咸宁县京兆驿东北行，经高陵县、富平、蒲城、澄城、郃阳至韩城县。由韩城县复东北行，经禹门口渡黄河，至山西省河津县。或由蒲城县东南行70里至同州府大荔县，再东经大庆关渡黄河至山西省蒲州府（今山西永济县）。由蒲城县北行，经白水县至澄城县，又北行至中部县（今黄陵县），接延安府官路，西行至同官县（今铜川市）亦接延安府官路。 由于有商业需求，三省商业上的往来不断得到加强，商路也逐渐拓展，主要商路除传统汴洛至潼关道以至西安外，清代又有两条支路成为商业往来较活跃的通道。其行经路线为：自西安府咸宁县京兆驿东北行，经高陵县、富平、蒲城、澄城、郃阳至韩城县。由韩城县复东北行，经禹门口渡黄河，至山西省河津县。另一条为或由蒲城县东南行70里至同州府大荔县，再东经大庆关渡黄河至山西省蒲州府（今山西永济县）。由蒲城县北行，经白水县至澄城县，又北行至中部县（今黄陵县），接延安府官路，西行至同官县（今铜川市）亦接延安府官路。 大庆关逐渐发展成秦晋交通的枢纽，成为为山西货物入陕的要津。史载：“大庆关局，设于朝邑县城之东南，距黄河大庆关渡口约八九里，逾河而东为晋之蒲阪境地，晋饶铁矿，蒲及闻喜有碱滩，故斯局厘收以铁、碱两项为大宗。” 清代陕西铁矿匮乏，关中、陕北农业生产工具所需生铁大多来自山西，大庆关是主要入口。另外大庆关直接联系渭北区，关中渭北区农业发达，盛产粮、棉。渭北棉花入晋、豫也主要以大庆关为出口。因此，清代这条秦晋商路在沟通三省贸易交往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大庆关也因此与潼关、龙驹寨并称陕西“三关”。 1929年，陕西在当地设平民县，县城定在黄河东岸的大庆关城内。平民县不同时期有两座县城，一在黄河东，是陕西唯一的河东县城；一在河西，即今大荔县平民镇。1950年撤销平民县，并入朝邑县。1958年朝邑县又并入大荔县。 据《平民县志》记载：黄河在明代隆庆四年，河水泛滥，竟然西移十多公里，紧靠当时朝邑县城东门流过，原来紧靠黄河西岸的朝邑大庆关成了距黄河东岸十几公里，1919年后，黄河又逐渐向东移动，紧靠着大庆关西流过，1934年又回到河西。谚语“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正是这一段黄河滩岸的真实写照。 大庆关本属官渡，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后，黄河岸因水患而“连岁崩徙，船只飘没无存，关渡渐废，改为农渡。” 建国后，重新改建渡口，先属平民县政府管辖。1950年平民县并入朝邑县后，改为民用渡口。后来随着黄河西移溃岸，渡口掩漫于河中，桥渡功能遂废。 提起关中与东部地区的交通，人们很容易联想起著名的潼关天险。其实，在古代，关中东部还有一座非常重要的关口，它扼守着关中与今山西直至河北一带的交通干线，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这就是千年雄关——蒲津关。 一、蒲津关的位置及其兴废 古蒲津关位于今陕西省大荔县朝邑镇（原为朝邑县，1958年并人大荔县）东黄河西岸，与山西永济市蒲州镇隔河相望，扼黄河蒲津渡口，为关中与山西之间的重要通道。今天，如果人们去山西永济蒲州镇旅游，就会看到矗立在黄河岸边的四尊大铁牛和四个高大的铁人，很多游客不知它们的用途和来历，其实它们是唐代蒲津浮桥的遗物，此处便是古代著名的蒲津渡的所在地。 蒲津关最早设置于战国初期。当时，今大荔及永济一带同为魏国所有，魏国置关于蒲津，以稽查行人，保卫边地。后来，秦国经过长期的战争，夺占魏国河西（即今大荔一带）及今晋西南之地，迫使魏将国都由安邑（今山西夏县）东迁大梁（今河南开封）。到了秦昭襄王五十年（公元前257年），秦国开始在蒲津设置河桥，以便利人员物资的通行，巩固所占领土，并为以后秦的继续东进创造有利的条件。这应该是蒲津上最早架设的桥梁。秦汉时，蒲津关亦名临晋关，为京师与今华北地区的交通要道。 东、西魏对峙时，高欢两度率大军攻打西魏的关中，曾在蒲津架设浮桥，以利于大军通行，并筑城防守，恃为险要。 隋代建都长安，在蒲津架桥以沟通关中与河东、河北地区，河北诸州租调转输关中即取道蒲津。为了守卫河桥，隋朝继西魏之后，还于河桥所在的河中沙洲上建筑中潬城，驻兵防守。 唐代为了拱卫京师，在关中周围设置了六座上关，蒲津关即是其一，可见其在当时的重要性。唐玄宗、宰相张九龄、徐安贞均有咏诵蒲津关的诗句。其中，徐安贞的《奉和圣制早度蒲津关》日： “仙掌临秦甸，虹桥辟晋关。两都分地险，一曲度河湾”。由于蒲津河桥为木桩笮索，时间长了就会腐朽，必须定期更换，费用颇大，且不安全。唐开元十二年（724年），唐玄宗命兵部尚书张说主持对河桥进行改造加固。此次改建，于蒲津两岸各开一门，易笮索为铁链，改木桩为铁牛，共“铸八牛，牛有一人策之，牛下有山，皆铁也，夹岸以维浮梁” （此即我们今天看到的黄河铁牛和铁人）。桥成，张说奉命刻石为颂，其《蒲津桥赞》日： “隔秦称塞，临晋名关。关西之要冲，河东之辐凑，必由是也”。唐末来华求法的日本僧人圆仁和尚在其行记中也曾记载了蒲津浮桥和蒲津关的盛况。 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宋真宗行幸河中府（今山西永济蒲州镇）祭祀汾阴后土，途经蒲津关，将其改为大庆关，以资庆贺。 金元之际，浮桥毁于战火，然而关城还在，该地仍为陕西、山西间黄河上的重要渡口。 明置巡检司于大庆关，清代朝邑县主簿亦驻此。1929年冯玉祥督陕时，为加强对三河口一带的管辖，曾分朝邑、华阴两县地置平民县（1950年并入朝邑县），县治即在大庆关。上世纪50年代修三门峡水库，大庆关彻底荒废。 由于蒲津关连结关中与河东（山西）．我们在论述其在历史上所发挥的作用之前，先简要地分析一下关中与山西地区在历史上的战略地位。 二、关中在历史上之地位 关中位于秦岭与陕北黄土高原之间，因处于四关之中而得名，即东有函谷关，西有大散关，南有武关，北有萧关。因秦兴起于此，故又称为秦川。 关中不仅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而且内部平原广布，土壤肥沃（在《尚书·禹贡》中将天下土壤分为九等，关中为上上等），资源丰富，号称“陆海”、 “天府”。由于开发历史悠久，再加上郑国渠、白渠等灌溉设施，使得关中很早就成为农业经济发达之区。汉代的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就指出： “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此外，由于关中地近西戎，民风剽悍，习于战阵，故为兵源之所在。 关中的这样一种独特的优势，使得它特别适合作为国都，故“关中自古帝王都”，从西周开始，历经秦、西汉直至隋唐，关中一直是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时间最长的地区。 早在西汉初年刘邦选择定都地的时候，他手下的大臣娄敬和张良都曾反复强调关中的这种优势。娄敬认为“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人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溢天下之亢而拊其背[来自www.Lw5U.com]也”。要求刘邦放弃洛阳，定都关中。刘邦犹豫不决，问及张良。张良日： “夫关中觳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认为娄敬的意见是正确的。最终，刘邦接受了他们的建议，遂奠定了关中的千年帝业。 唐代以后，关中虽然再也没有作为都城（其实，宋太祖赵匡胤、明太祖朱元璋均曾有过建都长安的想法，说明关中的地缘优势对统治者仍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但其地位仍然十分重要。作为控制西北及西南地区的战略据点，在各个王朝的政治布局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山西（河东）在历史上之地位 从地理环境上讲，山西也为形胜之区，其总的地形特点是两山夹一谷。两山，即东面的太行山和西面的吕梁山。此外，山西的南部边缘还分布着一条东北一西南走向的山脉，即中条山。山西的西部和南部，于吕梁山与中条山之外又环绕以黄河，顾祖禹所谓“表里山河，称为完固……因势乘便，可以拊天下之背而扼其吭也”。太行山将山西与河北平原分隔开来，吕梁山与黄河则将山西与陕西区分开。所谓一谷，即贯穿山西南北的串珠状系列盆地，主体为汾河谷地，土地肥美，且有灌溉之利，适合农耕，为山西之粮仓所在。 山西高原像一个巨大的楔子，楔入关中与河北之间，面向中原。起于关中的势力，要想兼并河北地区，统一北方，进而统一天下，必须首先取得对山西的控制权，否则不可能打开局面。因为自关中东出之路不外三条：蒲津、潼关和武关，其中经由潼关、蒲津的路线处在山西的监控之下；而山西东侧太行山脉又为河北的西部屏障，只有控制了太行山间的几个河谷通道，才可以顺势而下，直指河北平原。春秋时，秦穆公励精图治，实力强劲，力图东出函谷关，争霸中原，然而一直阻于晋国，一败再败，特别是崤之战全军覆灭，损失惨重，不得已才转往西方，独霸西戎。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战国中期。后来，秦孝公接受了商鞅的建议，不断出击占据山西南部的魏国，经过长期的战争，终于迫使魏国迁都大梁，尽占山西之地，后来秦才可以消灭六国、统一天下。由此也可以看出山西对于关中势力的制约作用之大。 对于关中，以守而言，控制山西，足以保障其侧翼的安全，因为山西西侧吕梁山、中条山与黄河一道构成关中的东部屏障。任何势力想要越过这道屏障，都是很不容易的。 山西两山之间的狭长谷地，既是农业发达的富庶之区，又是南北来往的通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它往往成为北方少数民族和割据势力南下的走廊。在以关中为统治中心的朝代如秦、西汉、隋、唐，由于陕北黄土高原崎岖难行，故虽距关中较近，匈奴、鲜卑、突厥等大都取道山西南下，再由蒲津或龙门折而向西。而在以洛阳为都的时期，如果从该走廊南下，渡过黄河，就可以直达洛阳。因此，为了阻挡少数民族南下，山西北部的雁门关就显得非常关键，而位于该走廊上的太原城（也称并州、晋阳）也成为镇抚北方的军事重镇，隋朝在其地置太原留守，唐建为北都。 至于本身就是起自山西的势力，则更能利用山西独特的地理条件，纵横四出，或统一北方，如拓跋魏以及五代时的李存勖、石敬瑭、刘知远等；或割据称雄，如北汉刘崇。地位，故连结两地的蒲津关也就非同寻常，具有非常重大的战略意义。当然，要论述蒲津关的战略意义，就必须与其两侧的两座名城同州和蒲州联系起来考虑。 蒲津关西侧数十里即为同州（即今大荔县城）。其地本为戎人之大荔王城，战国时为秦国所获，更名临晋县。秦汉时为京畿重地，属内史、左冯翊管辖。魏晋时，为冯翊郡治所。西魏时改为同州，隋唐宋元明清因之。西魏、北周直至隋唐均以长安为都，故同州的地位极为紧要。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年），曾以秦王李世民镇守，足见对其地的重视。 从蒲津关渡河即为蒲州城（今山西永济蒲州镇）。蒲州古称蒲坂，相传为舜都，秦汉时为河东郡治所。北周时改为蒲州。唐代因其地理位置重要，故于开元八年（720年）置为中都，升为河中府（同年罢），为所谓“六雄”、“四辅”之一。颜真卿在《蒲州刺史谢上表》中言： “此州之地，尧舜所都，表里山河，古称天险……扼秦、晋之喉，抚幽、并之背”。唐德宗大历初年，宰相元载又提议建中都，认为河中“有羊肠、底柱之险，浊河、孟门之限，以轘辕为襟带，与关中相表里，刘敬所谓‘扼天下之吭而抚其背’，即此之谓……河中之地，左右王都，黄河北来，太华南倚，总水陆之形胜，郁关河之气色”。宋以后，或为河中府，或置蒲州，地位仍然不可轻视。 蒲津桥、蒲津关与两侧的同州和蒲州一起，构成了一组战略意义极为重大的要地，为天下枢纽之——O 对于关中势力来说，首先，它是东出山西、进而夺取天下的重要通道。 楚汉之际，刘邦略定三秦，然后率兵东进，以争天下。汉王二年（前205年），刘邦自临晋关（即蒲津关）渡河，降魏王豹，复进兵河内（今河南省泌阳县一带），俘虏殷王日J，取得了出关争夺天下的第一步胜利。东西魏对峙时，双方在关中东部、山西南部一带展开拉锯战，直到西魏大统三年(537年)，东魏秦州（治蒲坂）守将献城投降西魏，宇文泰才据有蒲坂。此后，蒲坂便成为宇文泰攻略东魏山西地区的一个前进基地，西魏由此屡屡东出，将战略守势变为攻势。到周武帝宇文邕时，终于灭掉北齐，统一长江以北之地。 其次，蒲津关与同、蒲二州也是保卫关中、阻挡山西势力进入的重要门户。 西晋末年，匈奴贵族刘渊在离石起兵，建立刘汉政权，进据平阳（今山西临汾），不断遣兵南略。此时，蒲坂尚为西晋所守，所以关中还未受侵扰。永嘉末年，西晋蒲坂守将赵染率众降汉，汉主刘聪遂遣大将刘曜等与赵染由蒲坂攻关中，镇守关中的晋南阳王司马模投降，关中遂为匈奴刘汉所据。因此可以说晋亡关中，由于失蒲坂。又据《史记》记载，字文泰辅政西魏时，多居同州，就是考虑到其地控关河之会，若北齐进犯，便于应接。唐代名将李晟也曾日： “河中抵京师三百里，同州制其冲”。 而对于山西势力而言，蒲津关首先是其西人关中的一个跳板。 从中原方向来看，如果说潼关是关中的正门的话，那么蒲津关就是关中的侧门。潼关依托崤函，地形险要，易于固守，而蒲津关东西两侧却地势开阔，平夷无险，除非平素经营已久，否则不易固守。东西方对峙，往往胶着于潼关，此时，东部的势力便可从蒲津关找到突破口。从蒲津渡河，已出潼关之后，从而使潼关处于无用之地。 东汉末年，马超、韩遂割据关中。建安十六年（211年），曹操率军西征，与韩遂、马超对峙于潼关，不得要领。徐晃对曹操日： “公盛兵于此，而贼不复别守蒲阪，知其无谋也。今假臣精兵渡蒲阪津，为军先置，以截其里，贼可擒也。”曹操接受了他的建议，一面继续与潼关之敌正面相持，一面暗地里派遣徐晃等从蒲津渡河，据河西为营。接着，曹操率大军亦自蒲阪渡河，遂大破韩遂、马超，关中平定。北魏孝昌三年（527年），雍州刺史萧宝寅据关中作乱，尚书仆射长孙稚等奉命征讨，至弘农，行台左丞杨侃对稚日： “昔魏武与韩遂、马超挟关为垒，胜负之理，久而无决。岂才雄相类，算略抗行，当以河山险阻，难用智力。今贼守潼关，全据形胜，纵曹操更出，亦无所骋奇。必须北取蒲坂，飞棹西岸，置兵死地，人有斗心，华州（北魏置，即今大荔）之围可不战而解，潼关之贼必望风溃散。诸处既平，长安自克。”长孙稚从之，萧宝寅遂平。据《资治通鉴》记载，隋末李渊父子从太原起兵后，也是由于蒲津守将的不战而降，才得以顺利自蒲津渡河，占据关中。 其次，蒲津关又是阻塞关中势力东进、确保山西的屏障。 据《史记》与《汉书》所载，楚汉相争期间，刘邦自彭城败归，魏王豹复叛，刘邦派遣韩信率军讨伐。当时魏王豹陈重兵于蒲坂，阻塞了蒲津渡口。韩信无法渡河，只好在蒲津布设渡船以为疑兵，而在蒲津上游偷渡，才占据魏都安邑，俘魏王豹，平定河东。 西魏时，宇文泰屡次征讨东魏，不能得志，就是因为蒲坂控制在东魏高欢手中，西魏军队在河东无法立足。 由此可见，蒲津关对关中和山西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无论从攻还是守的方面来说，双方都必须加强对该地的掌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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