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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学习戊戌变法的历史，是从公车上书开始，于是会产生一种误解，好像参与变法的人都和康有为一样，是各地的普通学子。谁知道，谭嗣同居然还是个标准的“官二代“！ 他的父亲谭继洵官至湖北巡抚兼署湖广总督，在大清朝廷的官僚体系中，那可是居于顶级的封疆大吏。不过，面对儿子的死，纵然官职再高，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虽说是父子，谭继洵、谭嗣同二人的教育背景、行事风格可谓大相径庭。 谭继洵接受的是正统的儒家文化教育，走的是传统的科举入仕道路。他幼时家道中落，又体弱多病，但在长兄的悉心照顾下入学私塾，奋发图强，27岁中举人，38岁中进士，光耀门楣。 此时，太平天国运动席卷全国，谭继洵是湖南人，却没有像曾国藩、左宗棠这些老乡一样投笔从戎、参与平叛，而是继续老实呆在京城做官，体现出其保守谨慎的性格。 直到光绪三年，外放甘肃巩秦阶道，做事谨慎小心，让战后的秦州地区恢复生产，得到左宗棠等人的赏识，终于在光绪十五年升任湖北巡抚。光绪二十年，湖广总督张之洞调署两江总督，由谭继洵兼署湖广总督，达到顶点。 与父亲生长在湖南老家不同，谭嗣同出生时父亲已经在京城做官，因此他生长在思想文化更加蓬勃发展的京师重地。十岁时，父亲谭继洵找来内阁中书欧阳中鹄教授谭嗣同和哥哥谭嗣襄读书。 这位欧阳先生并非谭继洵那样的老学究，而是推崇改革的新派人士。在他的影响下，谭嗣同学习了王夫之提出的均天下、反专制的革新思想，大大开拓了视野，对清朝僵化的体制产生了质疑。 从此，谭嗣同变得“离经叛道”，批判八股文“岂有此理”，走上了和父亲截然相反的道路。在这期间，他接触到了近代西方的思想文化，产生浓厚兴趣。与此同时，清朝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更让谭嗣同了解到不彻底改革就无以救国家。 就这样，他成了一个坚定的维新派人士，后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结交，并认识了光绪帝师翁同龢，在各地宣传新学，传输民族主义思想，最终被踌躇满志的光绪帝看中，征召入京，参与变法。
按理说，儿子成为天子近臣，当父亲的应该高兴才是。可是谭继洵显然高兴不起来。因为谭嗣同的激进行为，让这个官场沉浮几十年的老臣胆战心惊。 谭继洵不仅做官求稳，从不冒险，在个人思想上也毫不保留地体现出其保守化倾向。 当时，与谭继洵同驻武昌并且品级更高的的湖广总督张之洞作为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在湖北推行新政，谭继洵都不愿意与其会衔上奏，为此张之洞还对其颇有不满。而谭嗣同在湖南推广新学，同僚希望谭继洵予以支持，他却表示“守老氏之宝，不欲为天下先”，可见父子二人关于新政的观点相左。 后来谭嗣同成了光绪眼前的红人，谭继洵该有所改变了吧？偏不！在谭嗣同入京后，已经统揽湖广事务的谭继洵依然故我，结果被山东道监察御史杨深秀参劾，说他“守旧迂拘，要非能奉行新政者。”请求将其罢免或勒令退休。可见他老顽固的形象已经根深蒂固。 由此我们可以推想，谭继洵以其多年混迹官场的经验，早已敏锐感知到光绪帝难成大事，慈禧太后不会坐视不管。因此，他竭力阻止儿子过多涉足维新变法，无奈谭嗣同一双脚已经搅入了帝党与后党间的是是非非，老头也无力回天。 最终，谭继洵的担忧成真了，而且应该比他想象的更严重。因慈禧太后反对变法意图明显，光绪帝铤而走险，让谭嗣同传密旨，令袁世凯囚禁慈禧太后。结果反被袁世凯告密，慈禧太后星夜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发动戊戌政变，囚禁光绪，逮捕维新派人士。
谭嗣同拒绝了梁启超同往日本的邀约，毅然赴死，最终与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一同被斩首于菜市口，史称“戊戌六君子”。 儿子谭嗣同被杀，按照封建王朝株连家属的习惯，当父亲的谭继洵自然也好不了。要知道谭嗣同试图伤害慈禧太后，那可是“谋大逆”的重罪！这个罪名是要诛九族的。 好在朝廷“法外开恩”，谭继洵只是被革职，回原籍由地方官看管居住。可能也是念在老谭一辈子兢兢业业，不忍大开杀戒吧。所以，戊戌政变之后的谭继洵，自己本身也是个罪人，他求情，有人会听吗？ 况且，谋大逆是古代一等一的重罪，这样的人属于公认的“死有余辜”。此时朝廷已经开恩不杀你们谭氏一门，谭继洵就应该感恩戴德，认真回家自省，这才是向朝廷体现自己良好的认罪态度。
如果不识相再去给谭嗣同求情，说不定老佛爷一生气，自己满门大小全都遭殃。要知道，谭嗣同只是谭继洵的三儿子，他的次子谭嗣襄和几个孙子还都在世，这都是老谭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不过，不求情并不代表老谭就对儿子的死内心毫无波澜。而他能做的，只是写下一副挽联：“谣风遍万国九洲，无非是骂；昭雪在千秋百世，不得而知。”儿子的是非对错，只能任由后人评说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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