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中日禅宗文化交流与杭州

古来中外海上交通是随着时代和科技进步而不断拓展和发达起来的。因为有陆上联接中亚南亚乃至欧洲的被称为“丝绸之路”的交通路线，便自然地将中国通过海路联接外国的航路称做海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在江南的重要港口有宁波、泉州、广州等地，而濒临长江、运河的扬州、杭州等地既可方便地通往海上丝绸之路，也可利用陆上丝绸之路与南北各地和外国交流。

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联接的国家主要有韩国、日本、东南亚、南亚以及更远的国家和地区。同陆上丝绸之路一样，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经济、政治交流的通道，也是包括宗教在内的文化交流的通道。

宋元时期，中日两国在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行的文化交流中，禅宗文化交流占有中心地位，成为继隋唐以中国佛教宗派传入日本为标志的中日第一次文化交流高潮之后的第二次高潮。中国禅宗的临济宗、曹洞宗在传入日本的同时，也将宋学（理学）传入日本，对日本的历史和文化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

杭州作为南宋的国都和元代江浙行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推动包括佛教在内的中日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下面仅综合笔者多年的研究成果，选取部分重要事例对此作简要论述。

一、宋元时期中日禅宗文化交流

在宋元时期，以禅宗为媒介的中日佛教文化交流也进入新的高潮。当时不仅有大量日本僧人来中国学习禅宗，将中国禅宗的临济、曹洞二宗传到日本，而且也有很多中国禅僧相继应邀东渡日本传法。在中国各地，特别以杭州为中心的江浙地区的禅寺在接待日本禅僧、推进两国禅宗和文化的交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禅宗临济宗最早由日僧荣西传入日本，此后日僧圆尔辨圆、南浦绍明等人相继到中国求法，回国弘传临济宗。道元（1200-1253）嗣法于天童寺曹洞宗禅僧如净禅师，回国创立日本曹洞宗。

荣西画像

宋元临济宗禅僧兰溪道隆、兀庵普宁、大休正念、无学祖元等禅僧应邀东渡日本传法，在幕府、朝廷或地方武士建造的寺院传法、培养弟子。这一过程，经历了从早期由日本禅僧弘传所谓“兼修禅”到以宋元禅僧为主弘传“纯粹禅”，促使日本朝野、城乡乃至普通民众对临济宗的了解，推进了临济宗适应日本社会环境，实现与日本传统文化和民间习俗的结合。中国临济宗高僧虽然在向日移植临济宗当中起到了重大作用，但使临济宗最后实现日本民族化毕竟要靠日本人完成。

日本仿照中国南宋朝廷设置“五山十刹”的制度，在镰仓末期和室町时期（1336-1573），皆对官属禅寺制定等级的做法，选定五所禅寺为“五山”置于诸寺之首，后又增“十刹“（十寺，实际不止十寺），以加强对禅寺的直接控制和利用。日本学术界把直接受到室町幕府保护和统制的多由临济宗禅僧住持的五山及其他禅寺统称为“五山派”，而将在地方上致力传法而不热衷争夺官寺名位利益的诸禅派统称为“林下派”。日本曹洞宗长期在本州岛西北偏远地区传法，当时也属于林下派。在五山派中以属于辨圆法系的圣一派和祖元法系的佛光派最有势力，而林下派则以属于“应、灯、关”法系的大德寺派、妙心寺派及道元创立的曹洞宗为代表。

在中国各地，特别以杭州为中心的江浙地区的禅寺在推进中日两国禅宗和文化的交流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些禅寺不仅是中国佛教和禅宗传播的中心，也是日本禅宗的祖庭。

二、日本禅门“大祖”荣西两度入宋求法及其归国传法概况

荣西（1141-1215），号明庵，又号叶上房，后世尊称为千光祖师。出家后在比睿山戒坛受戒，长年学天台宗，并学真言密教。在日本六条天皇仁安三年（南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离别父母，从筑前国（今九州岛福冈）搭乘商船赴宋求法，四月从明州（治今浙江宁波）登岸。在宋半年，先巡礼五台山，后到明州（治今浙江宁波）阿育王寺瞻礼佛舍利，于当年九月携带天台宗新章疏30余部60卷归国。他在宋期间，开始对宋地盛行的禅宗有所了解。

荣西回国后在长达二十年间于京都比睿山潜心钻研天台宗和密教教义，建立了自己的“叶上流”台密学说。荣西从以往最澄、圆仁、圆珍等人的著作中，特别是最澄《内证佛法相承血脉谱》中，得知比睿山曾传承禅宗，决定再次入宋求法，并且计划先从宋地到印度巡礼佛教圣地。

在日本后鸟羽天皇文治三年（南宋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荣西四十七岁，随身携带最澄《诸宗血脉》《西域方志》（也许是唐玄奘《大唐西域记》）乘船再次入宋。他到南宋京城临安（今杭州）向朝廷申请西游印度的“执照”（交通凭证）。因当时北方在金朝、西夏及西辽占领之下并且经常受到蒙古的武装侵扰，未能得到允准。于是荣西便放弃西游计划，到各地访师学禅。他在天台山入万年寺礼临济宗黄龙下八世孙虚庵怀敞禅师为师，参禅受法。荣西在万年寺怀敞身边学法近三年时间。此后，虚庵应请赴奉国军（治今浙江宁波）任天童寺住持，他也随同前往，随侍虚庵近二年，除学临济宗禅法外还学《四分律》《菩萨戒》等。

南宋绍熙二年（日本建久二年，1191）七月，荣西辞别怀敞回国。虚庵亲书付法，其中说：

昔释迦老子将圆寂，以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嘱摩诃迦叶，二十八传而至达磨，六传而至曹溪，又六传而至临济（按:义玄），八传而至黄龙，又八传而至予。今以付汝，汝当护持，佩此祖印，归国布化，开示众生，继正法命。（日本师炼《元亨释书》卷二《荣西传》） 

怀敞是按照唐宋以来禅宗传法模式向荣西讲授禅宗传法世系的。意为禅宗自迦叶上承释迦牟尼佛以后，代代以心传心，经西土（印度）二十八祖，至东土（中国）达磨——慧可——僧璨——道信——弘忍——曹溪慧能的六祖，经慧能——南岳怀让——马祖道——百丈怀海——黄檗希运——临济义玄的六代，再经八传至黄龙慧南，再经八传至怀敞自己，然后传给荣西。怀敞希望荣西回国后，能承此禅旨，广为弘传，“开示众生，继正法命”。同时，又授予荣西僧伽梨（袈裟），告诉他在中国自六祖慧能以后已经终止以传袈裟为“法信”（受法的凭证）的做法，然而因为他是外国人，所以才向他传袈装以为“法信”。怀敞还为他授菩萨戒，并且赠送拄杖、应器（钵）、宝瓶等及《临济宗传法世系图》。荣西离开天童寺到宁波，搭乘宋人的商船至长崎回国。

荣西在天台山万年寺期间曾出资300万修复三门及两庑，并重修观音院、大悲院和智者塔院。其师怀敞禅师曾想重建原由宏智正觉（1091-1157）建的千佛阁，荣西回国后派人运来巨木助成此事。

荣西回日本之后没有即刻回京都，先在九州岛一带传法，在筑前国（在今福冈市）建造建久报恩寺、圣福寺，将宋地传法仪式传到日本。名声渐着，也引起天台宗僧众的猜忌，上书让比睿山天台宗当局奏请朝廷禁止禅宗，因而荣西传法一度遭遇困难。荣西便向当局申辩传禅宗并未违背天台宗宗旨，援引最澄《内证佛法相承血脉》中记述天台宗传授“达磨西来禅法”之事，谓“禅宗若非，传教（按:最澄）亦非;传教若非，台教不立;台教不立，台徒岂拒我乎!”从此他传禅宗得到天台宗本山的谅解。

荣西为了取得世人的理解，减少麻烦撰写了《兴禅护国论》以及《出家大纲》《目本佛法中兴愿文》，向人们介绍和传授禅宗。

当时正值镰仓幕府初期。荣西为取得幕府将军支持，便到镰仓传法，得到了幕府的优遇和支持，委任他主持幕府佛事，进行祈祷。他受到将军源赖家、幕府开创者源赖朝之妻北条政子的归依。政子在源义朝（源赖朝之父）的邸地上建立寿福寺献给荣西。从此，荣西以寿福寺为中心在武士阶层中传布禅宗，扩大影响。

荣西将在宋地见闻的饮茶风习和关于种茶、茶叶的功能及饮用方法向人们介绍，撰写了《吃茶养生记》二卷上献将军源实朝。荣西回国时曾从宋地带回一些茶种，赠人在北九州岛及京都拇尾山、宇治种植。在荣西之前，日本虽有种茶和饮茶，然而由于荣西的提倡和撰写《吃茶养生记》，对此后日本种茶、饮茶起到极大推动作用。

在幕府支持之下，荣西也到京都传法。建仁二年（1202年），将军源赖家把京都东南部一块土地施舍给荣西。荣西在此兴建建仁寺。荣西以此寺作为天台宗别院，内置真言、止观（指天台）二院，弘传天台、密（台密）、禅三宗。这固然与比睿山天台宗僧团控制京都佛教界的形势有关，也与荣西当时对禅宗的理解有直接关系。据其《兴禅护国论》，荣西认为禅宗是综合性佛教，与天台、密教一致，是可以兼修的。荣西逐渐得到天皇和朝廷的支持，建仁寺被升格为官寺。荣西在建保三年（1215）七月五日于京都建仁寺去世，年七十五岁。师炼《元亨释书·荣西传》后附之“赞”说，“初志虽补传教之遗意，后世皆推禅门之大祖。”谓荣西原想继承传教大师最澄的遗志复兴久废之禅，但被后世禅宗奉为始祖。

日本自古有禅宗二十四派之说，其中属曹洞宗的有道元、东明、东陵三派；其他皆属临济宗。在临济宗二十一派中，唯有奉荣西为祖的千光派传黄龙派禅法，其他皆传杨岐派禅法。日本近代临济宗分为十四派，其中奉荣西为祖的是临济宗建仁寺派。

三、日僧圆尔辨圆在径山嗣法，回国创建东福寺

圆尔辨圆（1202-1280），圆尔是字，俗姓平，骏河（今静冈县）人。出家后致力学天台宗，受戒后又学密教，曾在荣西的弟子荣朝门下参学临济禅法，后又到荣西另一弟子镰仓寿福寺行勇门下学禅。四条天皇嘉祯元年（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辨圆三十四岁，乘船入宋求法，先后在宁波天童寺、杭州天竺寺、净慈寺、灵隐寺参禅，后往径山寺师事无准师范禅师，奉侍左右六年，从受禅法。

圆尔辨圆像

径山在南宋属临安府。唐代牛头宗法融下第六世道钦“国一大师”曾在径山寺传法。径山寺是简称，全称径山能仁禅院，在南宋相当于皇家寺院，称径山兴圣万寿禅寺。临济宗著名禅僧大慧宗（1089-1163）曾两度担任住持，此后，临济宗禅僧无准师范、石溪心月、虚堂智愚等人先后在此传法，有不少日本禅僧曾在他们门下参学禅法，回国后传播禅宗，在推进日本文化的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无准师范（1177-1249），无准是号，俗姓雍，四川梓潼县人。出家后先后参谒的名师有阿育王寺的大慧宗杲的弟子佛照德光、在灵隐寺的松源崇岳等人，嗣法于密庵咸杰弟子破庵祖先（1136-1211），属于圆悟克勤下第六世、虎丘绍隆下第四世。约在理宗绍定元年（1228）奉命住持径山寺，在此传法长达二十年。斐名禅林的即庵慈觉、西岩了慧、东岩净日、断桥妙伦、别山祖智、环溪惟一、雪庵祖钦、绝岸可湘、敬叟居简、兀庵普宁、希叟绍县、灵叟源、方庵坼等禅师，多为无准的弟子，也有的是属于大慧法系的禅师。

圆尔辨圆在径山学法期间，与他们朝夕友好相处，切磋禅法，其间对中国的文化风尚也有不少了解。无准对辨圆寄予厚望，曾对他说:“他日归本国，必于先涓滴处横起波澜，竖无胜幢，发挥吾道，须踵从上乃祖遗芳，永利未来际。”（《元亨释书·辨圆传》）南宋淳祐元年（1241）四月，辨圆辞师归国。临行，无准赠以临济宗杨岐派虎丘下二世密庵咸杰祖师的法衣、亲书自赞的顶相（肖像）、禅宗宗派图等，并书“敕赐万年崇福禅寺”以备他将来之用。道友将他一直送到山下。

辨圆在九州岛承天、崇福二寺弘传禅宗，虽曾遭到当地天台宗僧人的阻挠，然而得到朝廷的支持，逐渐出名。藤原道家（1193-1252），即九条道家，曾三度出任摄政，并得到幕府方面的信任，可谓权势倾朝，信奉佛教天台、真言诸宗。其子藤原良实担任左大臣（书称“藤相”），也尊崇佛教。辨圆应他们父子邀请入京说法，并为他们授“禅门大戒兼秘密灌顶”（既受菩萨戒，又受密教灌顶）。藤原道家在京都东山月轮的别庄模仿南宋的径山寺，建立了规模等同于奈良东大寺、兴福寺二寺的东福寺，请辨圆任开山之祖。

辨圆既传禅宗，又兼传天台、真言二宗，经常往来于镰仓、京都两地传法。在后深草天皇建长五年（1253年），辨圆初到镰仓传法，被安置住在当年幕府为荣西所建的寿福寺，受到执权北条时赖的欢迎，迎请他到自己府上授“禅门菩萨戒”。正嘉元年（1257年），辨圆应北条时赖（时已在最明寺出家）之请正式出任镰仓寿福寺住持，在此寺推行宋地禅院制度。北条时赖又推荐他任京都建仁寺住持。藤原道家模仿唐代宗赐径山法钦禅师“国一”之号，亲书“圣一和尚”四字赠给辨圆。辨圆也受到皇室后嵯峨上皇、后深草上皇、龟山上皇尊崇，先后召请辨圆授“禅门菩萨戒”，听他讲禅法。辨圆于弘安三年（1280）十月去世，时年七十九岁。

从辨圆《假名法语》和《圣一国师语录》来看，辨圆向在朝廷、幕府担任要职的权贵阐释何为禅宗，如何修行之外，还在日常上堂说法中将中国临济宗的禅法、参禅仪规、寺规等介绍到日本，门下出了不少著名弟子，著名的有东山湛照、无关普门、白云慧晓等人，扩大了临济宗在日本的传播范围和社会影响。

辨圆也为宋学在日本的传播作出贡献。辨圆归国时带回“内外”经籍（佛教书与儒道书等）数千卷，后皆收藏在京都东福寺的普门书库，其中有论述佛、儒、道三教一致的《佛法大明录》二十卷。辨圆到镰仓传法期间，曾向执权北条时籁讲过《大明录》。在日本禅宗史上，辨圆占有重要地位。无住一圆《沙石集》卷九说:“日本禅门之繁昌，由此而始。”

四、兀庵普宁入日本传法及其回归

兀庵普宁（1197-1276），兀庵是号，南宋西蜀人。幼年出家，先学唯识之学，后在建康（今南京）蒋山参谒临济宗杨岐派痴绝道冲，接着到四明（在今宁波）阿育王寺师事无准师范。师范应请住持径山万寿禅寺时，普宁随侍前往。普宁与别山祖智、断桥妙伦、西岩了惠四人被称为无准门下“四哲”。日本辨圆禅师在师范门下参学期间与普宁有密切交往。普宁离开径山后，先后担任过杭州灵隐寺、明州天童寺的首座，住持过象山灵岩寺和常州无锡南禅福圣禅寺，声名渐闻丛林之间。

1234年，蒙元灭金，此后一再派兵南下攻略江南。南宋社会处于动乱之中，不少禅僧应请东渡日本。南宋理宗景定二年（日本文应元年，1260），已年高六十四岁的普宁搭乘商船东渡日本，先寄寓九州岛博德圣福寺，后应请到辨圆住持的京都东福寺传法，受到僧俗信众的礼敬。幕府前执权、已剃度出家的北条时赖闻其名，迎请普宁到镰仓建长寺，不久让他住持建长寺。建长寺前住持道隆曾在蒋山与普宁为同学，然而年龄比普宁小十多岁，对普宁十分友好。

普宁在建长寺期间，北条时赖在政务之暇常到寺院参禅问道。普宁曾告诉北条时赖说：“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若识得圣人之心，即是自己本源自性。”（《最明寺殿契悟因缘》）意为自己的本性与圣人——佛、普萨没有根本差别。普宁还对他说：“青青翠竹，尽是真如;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意为真如佛性为世界本原，万物是其显现北条时赖当下入悟，普宁授以自己的法衣和“付法偈”表示印可。“付法偈”称：“我无佛法一字说，子亦无心无所得，无说无得无心中，释迦亲见燃灯佛。”意为他已经超越语言文字体悟自性，达到解脱。后来又作五首《助道颂》赠送北条时赖，其中第四首曰：“治国治民俱外事，存心存念自工夫，心思路绝略观看，佛也无兮法也无。“普宁发挥“道在日用”、真俗相即的思想，向北条时赖表示：日常处理军政大事，“治国治民”并不会妨碍修学佛法，体悟自性，然而如果从诸法性空、“心思路绝”的最高意境来看即使佛与一切事物（法）也是虚幻无实的，不应当加以执着。

普宁为了对北条时赖护持佛法给以鼓励，甚至在《长书上最明寺殿》中称他是前无古人的“再来之佛”，说：“日本兴创宗门，唯我最明寺殿再来之佛，留心佛法，道念坚固，超越上古圣人一头地矣。”（《兀庵普宁禅师语录》卷中）

在北条时赖死后的第三年，即文永二年（南宋度宗咸淳元年，1265），普宁因遭遇诽谤，便毅然宣布退院，不顾幕府执权和众僧的挽留从九州岛搭乘船回国。普宁回国后，先后在婺州（今浙江金华）宝林寺、温州龙翔寺担任住持，于元世祖至元十三（1276）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去世，享年八十岁，赐谥“宗觉禅师”，有说法语录三卷行世。

在日本的弟子有东岩慧安，在京都创建正传寺。普宁的法系在日本古代二十四派中称宗觉派。

五、无学祖元及其禅法

无学祖元（1226-1286），字子元，号无学，俗姓许，宋庆元府鄞县（今浙江宁波市鄞州区）人，十三岁时随兄到杭州南屏山净慈寺，礼临济宗大慧宗杲的再传弟子北涧居简为师，出家受戒，翌年到余杭径山寺师事无准师范禅师。祖元从十七岁开始，遵从师范的教导修看话禅，夜以继日地参究赵州“狗子无佛性”公案中的“无”字，然而无有所悟。此后，他丢开“无”字坐禅，一日从禅定中醒来，忽然感到自己身心与日月宇宙相通，“我眼我心，即是法身”，便将悟境写成颂偈呈给师范看，师范予以印可。

师范去世后，祖元游历各地参禅，先后参谒属于临济宗大慧、虎丘两大法系的名僧石溪心月、偃溪广闻、虚堂智愚、物初大观、退耕德宁等著名禅师，曾在诸寺担任过书记、藏主、净头等僧职，应请住持鄞县白云寺、台州真如寺。当时正值元兵加紧攻略江南，南宋灭亡的前夕，社会极度混乱。南宋灭亡后，祖元回到天童寺，在师兄环溪惟的门下担任首座。

兰溪道隆逝世（1263）十五年后，日本幕府执权北条时宗特派道隆弟子无及德诠杰翁宗英二僧入宋招聘“俊杰”禅师赴日任建长寺住持。祖元接受招聘，携惟一的弟子镜堂觉圆、道隆的日本弟子桃溪德悟东渡九州岛赴日。在镰仓，执权北条时宗对祖元“执弟子礼”，表示崇敬并给予优遇，先让他住持建长寺，后又特建圆觉寺请他为开山祖。

当时日本幕府为防御元军入侵进行战备，命各地僧众读经修法，日夜祈祷佛、菩萨和善神的佑助以降伏外敌。当时祖元站在日本抗元卫国的立场，利用经常接近北条时宗的机会以宣说佛法的形式对他鼓励，增强他克敌制胜的信心。他在入建长寺的升座拈香法语中，祝执权北条时宗“长为佛法金汤，永作皇家柱石”。弘安四年（1281）春，正值元军第二次侵袭九州岛的前夕，北条时宗入寺见祖元。祖元为表示安慰，特书三个字“莫烦恼”相赠。（《元享释书·祖元传》在“弘安之役”紧张进行之时，北条时宗“血书诸经，保扶国土”，请祖元升座说法。祖元在法语中说“佛力与天力共运，圣力与凡力齐新”，必定降伏外敌，并写偈颂对日本举国上下万众一心抗敌表示赞扬。在元军遭受惨败之后，祖元在八月上堂说法中诵以“石人笑不彻，木人喜不彻”，“大地山河似掌平，十方世界一团铁”的歌词表示庆贺。

祖元在说法中结合自已多年参禅的经历，亲切地教导门下弟子如何参禅、如何在参扣自已心性上下功夫以达到解脱，受到日本禅林的喜爱，戏谑地称他的禅法是“老婆禅”（意为像老年妇女关怀儿孙那样慈爱、热切）。

祖元在弘安九年（1286）九月三日去世。死前索笔写偈曰：“来亦不前，去亦不后，百亿毛头师子现，百亿毛头师子吼。”享年六十一岁，谥“佛光禅师”。祖元生前说法的语录，由弟子一真、德温、真慧等整理为10卷。

祖元的法系在日本禅宗二十四派中称“佛光派”。近代以后日本临济宗十四派中圆觉寺派奉祖元为开山祖师。

六、日僧南浦绍明嗣法虚堂智愚

在无准师范之后，虎丘下五世、松源崇岳下二世石溪心月、虚堂智愚担任过径山寺住持。心月弟子大休正念（1215-1289）后来东渡日本，受到镰仓幕府的欢迎和支持，先后住持禅兴寺、建长寺和寿福寺，影响很大。

在虚堂智愚（1185-1269）担任径山寺住持时，日本禅僧南浦绍明前来受法。

南浦绍明

绍明（1235-1309），南浦是字，俗姓藤，日本骏河国（今静冈县）人。十五岁时出家并受具足戒，后入镰仓参学于建长寺兰溪道隆的门下。在龟山天皇正元元年（南宋理宗开庆元年，1259），绍明西渡入宋，在江浙一带遍参名师。当时虚堂智愚住持杭州净慈寺，声闻丛林。绍明前去参谒，智愚收留他在门下参学，后来安排他任寺院知客。南宋度宗咸淳元年（1265）八月，智愚迁任径山万寿禅寺住持。绍明随同智愚前往，继续参学，一夕在禅定中得悟，作偈描述自己的悟境，智愚表示印可。咸淳三年（日本文水四年，1267）秋天，绍明辞师回国。临别，年高八十三岁的智愚赠偈曰：“敲磕门庭细描摩，路头尽处再经过，明明说与虚堂叟，东海儿孙日转多。”赞许绍明入宋后曾历参丛林，反复参究，曾告诉智愚，日本禅宗日盛，松源法系的儿孙不少。绍明在宋地前后九年，已成为能够熟练运用汉语说法和撰述的临济禅师。

绍明回国时也将径山日常的茶宴仪式和饮茶用的碗带回日本。他先到镰仓建长寺道隆门下任主管寺院经藏的藏主，受到道隆的信任，文永七年（1270）到九州岛筑前（在今福冈市）住持兴德寺，将自己的“嗣法书”及入院法语抄录托西间子昙带给智愚。智愚读后，十分高兴，说：“我道东矣!”两年之后，绍明到太宰府（在今九州岛福冈）任崇福寺的住持，在此传法长达三十三年，逐渐名闻遐迩，投到他门下的弟子和参学者日多，其间经历了日本抵御元军入侵的“文水之役”（1274年）和“弘安之役”（1281年）两次战役。后二条天皇嘉元二年（1304），绍明奉诏入京进宫为龟山上皇（出家称“法皇”）说法，受到赞许，受任万寿禅寺住持，一时间“贵游问道者，车马日骈集”。接着后宇多上皇在东山为绍明建嘉元禅寺，请他为开山祖。德治二年（1307），绍明应幕府前执权北条贞时（法名“崇演”）之请到镰仓，请他住持建长寺。一年之后去世，享年七十四岁。花园天皇赐谥“圆通大应国师”之号。

绍明与道隆等宋元禅僧不同，他是土生土长的日僧。当他把宋地禅僧在开堂仪式上为皇帝、朝廷命官祝寿祝福的模式和词语搬到日本具有特殊的意义。其一，将蕴含儒家名教伦理色彩的仪规通过传法仪规传给下一代，然后代代相传直到后世;其二，为日本迅速兴起的武土阶层吸收儒家伦理，充实和发展武家“道理”武土道提供极大方便。他在日本传法没有语言隔阂，又善汉语汉文，容易受到重视汉地禅法传授的日本禅僧的支持，因而他的影响也大。

绍明的弟子宗峰妙超（1282-1337）长期在京都大德寺传法，受到花园上皇的支持，赐大灯国师。绍明的再传弟子慧玄（1277-1360），号关山，长期在京都妙心寺传法，也受到花园上皇的赏识。他们三人史称“应、灯、关”，在推进临济宗在日本实现民族化的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至今临济宗妙心寺派是日本禅宗诸派中比较有影响的重要派别。

七、元代中峰明本门下的日本禅僧

元代禅宗界声望最高影响最大的禅师当推中峰明本（1263-1323）。明本嗣法于高峰原妙（1238-1296），属于临济义玄下第十七世，圆悟克勤下第八世，上承原妙的看话参疑团的禅法，同时也站在“唯心净土，自性弥陀”的立场上提倡念佛。

中峰明本

中峰明本在杭州天目山师子正宗禅院及在各地临时构建的“幻住庵”传法，有《天目中峰明本和尚广录》三十卷及《一华五叶集》传世。从明本受法者既有来自各地乃至外国的僧人、普通民众，也有声势显赫的王公大臣。元朝皇帝仁宗、英宗在他生前曾派使者进山上香赐以师号和金襕袈裟。在他死后，明宗赐以谥号，惠宗准奏将他的语录入藏刊印流通并赐国师之号，可谓推崇之至。中国明清之后流传于世的临济宗主要出自他的法系。

在明本弟子中有很多来自日本的禅师。著名的有印原（1291-1370），也作印元，号古先，出身于日本相模（今神奈川县）贵族藤原氏，元仁宗延祐五年（1318）入元，先参五台山华顶峰的无见禅师，后到天目山参谒明本，在明本身边任侍者，受印可后，又遍参江浙名刹，先后参谒雪岩弟子虚谷希陵、松源下三世古林清茂、大慧下五世笑隐大欣、月江印、东屿海、了庵欲等禅师，于元泰定二年（1325）随应邀赴日传法的松江（今苏州一带）真净寺住持清拙澄（1274-1339）禅师一起回到日本，应幕府及地方将军之请住持镰仓建长寺、长寿寺、圆觉寺等八寺，是在日本传播中国临济宗的著名禅师之一。此外还有远溪祖雄、复庵宗己、无隐元晦、明叟齐哲、业海本净、关西义南等人。

八、禅门五山制度传到日本

杭州在两宋时期有很多著名的禅寺，如灵隐寺、净慈寺、中天竺寺及径山寺等。在南宋宁宗（1195-1224年在位）时，右丞相史弥远奏请朝廷仿照世间官员等级和晋升制度设立“五山十刹”，使僧人循序从住持地方一般寺院到住持著名大寺，“使之拾级而升，其得至于五名山，殆犹仕宦而至将相，为人情之至荣，无复有所增加”。（明《宋濂住持净慈禅寺孤峰德公塔铭》）朝廷准其奏，将直接控制的十方僧伽按禅、教两类各分为五山（五个大寺）、十刹。明代郎瑛撰《七修类稿》卷五记载余杭径山、钱塘（按：即今杭州）灵隐、净慈、宁波天童、育王等寺，为禅门五山。钱塘中竺、湖州道场、温州江心、金华双林、宁波雪窦、台州国清、福州雪峰、建康灵谷、苏州万寿、虎丘，为禅门十刹。

又，钱塘上竺、下竺，温州能仁，宁波白莲等寺，为教门五山。钱塘集庆、演福、普福，湖州慈感，宁波普陀，绍兴湖心，苏州大善、北寺，松江延庆、建康瓦棺，为教院十刹。

在中日禅宗文化交流过程中，五山十刹制度也传到日本。日本学者玉村竹二校订、京都临川书店1983年出版的《扶桑五山记》第一部分“大宋国诸寺位次”记载了南宋禅门五山、十刹名次和五山历代开山住持。所载五山、十刹与前面引文中的寺名除个别次序不同外，寺名全同，只是所用寺名是全名，五山部分还载录历代开山住持的法名。这当是根据日本入宋元求法僧或宋元赴日僧带到日本的资料编撰的。

综上所述，在宋元时期，随着中日两国佛教文化交流的频繁，中国禅宗的临济、曹洞二宗相继传到日本，对日本佛教、历史和思想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杭州作为南宋的都城和元代江浙行省的重要政治、文化中心，在接待日本禅僧推进两国禅宗和文化的交流方面发挥过重大作用。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佛教研究室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