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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对于自身的历史永远充满好奇和探究的愿望。何谓“客家”？何谓“客家人”？客家历史文化有什么特点和魅力？这些问题为我们每一个客家儿女所关注。 客家及其精神文化魅力 何谓“客家”？2015年第三版《辞源▪客家》条说：“客家是中原汉民一个分支。汉末建安至西晋永嘉间，中原战乱频繁，居民南徙，北宋末又大批南移，定居于粤、湘、赣、闽等省交界地区，相对于本地居民，称为客家”。 客家是汉民族的一个分支，她是由南迁汉人和当地畲瑶等土著及先期迁入这一区域的其他各族人民融合而形成，具有区别于汉族其他民系的独特方言、民居、风俗、民性等文化特性的一个汉族民系，即客家民系。是当今世界上分布范围最广、影响最为深远的民系之一。 何谓“客家人”？学术界有人对“客家人”作出界定:凡具有客家血统、客家文化素质和客家认同意识三项要素中任何两项的人，都是客家人。“客家血统”是指祖宗是客家人；“客家文化素质”最主要的是能操客家方言，也包括客家的生产生活习惯等；“客家认同意识”即承认自己是客家人。 这里还有个客家先民的概念，他包含着多种成分，既有南迁汉人，也有赣闽粤边区的土著和先期迁入这一区域的其他各族人民。他们都是客家先民之一。客家人与客家先民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的两个特定概念。其区分时限应以客家民系形成前后为界，即经过三次大迁徙而进入赣闽粤客家大本营直至客家民系形成的中原人和当地土著，为客家先民；而客家民系形成后的则为客家人。 客家人的祖先可以追溯到春秋时代乃至轩辕黄帝，但严格地说，客家民系的形成始于东晋时期，完成于公元10世纪的宋朝。在此之前还没有客家民系,客家人的名称自然也就无从谈起。 顾名思义，“客家人”是指外来之客，这些汉族南迁而来的先民被称为“客家”，其得名的由来是与当时已经居住在南方的“土著”相对而言的。东晋时曾经出现“给客制”,宋朝曾经把居住在南方的居民分为“主籍”和“客籍”，“客籍”就是指这些南迁的汉人，而“主籍”的成分就比较复杂，既包括原先居住在南方的畲族、苗族、瑶族、壮族等“土著”，也包括早于客家人南迁的其他汉族民系的先民，由于先入为主的原因，他们统统被划为“主籍”范畴，而客家人就顺理成章划入了“客籍”范畴。客家的名称是随着客家民系确立而逐渐形成的。最早的称谓应该是“流人”，唐宋时期“客家”已经是一个普遍的称谓，大批迁至赣、闽、粤边远山区的汉人,基本称谓已经是“客人”“客籍”和“客家"了，而直到公元10世纪的宋朝才正式定下“客家人”的名称。 著名历史学家罗香林在《客家研究导论》一书中，对客家人的特性进行了概括，即“各业兼顾与人才并蓄，妇女的能力与地位，勤劳与洁净，好动与野心，冒险与进取，俭朴与质直，刚愎与自用。”客家人的特性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客家精神，福建客家研究院院长林开钦在他的新著《客家通史》一书中，把客家精神概括为“开拓进取、艰苦奋斗、崇文重教、爱国爱乡”。两者对比，有殊途同归之妙。 当代客家研究人员认为客家精神应包括三个层次，贯穿在客家千年迁徙过程中：首先是客家刻苦耐劳、白手起家、勇于开创的精神。其次是客家反压迫、反侵略、爱国爱乡的革命精神。复次是客家人四海为家，以他乡为故乡，仁德待人，广交朋友，团结互助，自强不息，努力拼搏，每到一处都要建功立业的精神。 客家精神的表述有繁有简，有长有短，可以函益意识和行为的各个方面，但最为突出，最为本质的，我们可以把她归纳为：艰苦奋斗、刻苦勤俭、开拓进取、崇文重教、勇毅尚武、敬祖睦宗、爱国爱乡。同时，客家人还有尊老爱幼、团结互助、热情好客等优良传统。 客家精神是中华民族优秀品格、良好道德、伟大气魄的体现，它是客家人对中华传统美德的继承和发扬。它来自五千年历史文化的沉积，来自万里迁徙的磨练，来自偏僻山区恶劣环境的锻冶，来自祖辈一代一代的言传身教，来自客属先贤“源于斯，高于斯”的添薪增彩。 此外，客家民系最值得称道的可贵之处还在于客家妇女的地位不同一般。她们能躬操耕作，主持农计，她们朴素节俭，勤劳洁净，崇敬丈夫，热爱儿女，任劳任怨，牺牲自我，维护家庭，她们以坚强和聪颖，在世界妇女中占有重要地位。客家妇女的特性充分体现出客家精神的精髓所在。 客家先民及其后裔，人才辈出，为中华民族的强盛及促进全球共同繁荣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史册上留下了辉煌的篇章，为世界所瞩目。融河洛文化和地方特色为一体的客家文化：独具风韵的客家民俗、古朴雅致的客家民居、情意绵绵的客家山歌、客家语言、客家礼仪……表现出客家文化特点与客家精神的丰富文化内涵，堪称民族文化的瑰宝，世界文化的奇葩。 客家人不论从哪里迁来，都秉持中原文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每当国难当头、江山飘摇之时，总是站立潮头，守土有责、冒险犯难，匡扶正义、担当大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进程中，赣闽粤湘边的客家儿女紧跟共产党，听党的话，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参军参战、踊跃支前、站岗放哨、保障后勤，使赣南、闽西成为著名的中央苏区核心区；遂川县成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为毛主席亲手创建的第一个县级政权；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客家儿女始终勇挑重担，冲锋在前，英勇奋战，敢于牺牲。千千万万的热血男儿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舍身取义，流血牺牲，一大批功勋卓著的男儿被授予少将以上军衔，更多的与青山常在，与绿水相伴，成为革命烈士，在共和国的历史上竖立起一座不巧的丰碑！ 遂川客家迁徙概况 遂川，古称龙泉，地处湘赣边区，森林茂密，气候温和，土地肥沃，是人称“筷子落地也发芽”的好地方，是客家较为集中的移民聚落。 据专家们考证，在汉代开始的北民南迁过程中，一部分人过了长江溯赣水而上沿途落户，有的就在平原地落户成了当地的客民。宋元以前从北方来的客民，大部分经数代发展成为“本籍”居民；而有一部分人在庐陵区域住了一阵子积储财力、或生活一两代后，继续往南迁移，在赣南落脚。有的又翻越闽、粤大山往岭南、往东南沿海前进，生活在山岭之中，逐渐发展为庞大的族群，有的又迁徙到海外，而明末清初又有大批客家人由南往北返迁入赣。 周建新等著《江西客家》载：“据耿艳鹏（参考1984年地名志资料等）调查统计，在赣中地区，遂川县的客家人最多，约有36.7万人，占全县人口的2/3；其次是万安，约有12万客家人，占全县人口的40% ；井冈山又次之，客家人约有5万人，约占全市总人口的50%。其余县区也有部分客家人分布。因此，劳格文先生认为，在吉安，只有遂川、万安和井冈山有一定的客家人口，当中，又以明末清初来者为多。他们主要是以移居的劳动人口身份,在西面的山林经济边界地区为本地地主工作。”“准确地说，（遂川所在的）赣中客家人的构成有两个主要来源：一是唐宋以来南迁的中原汉人，二是明末清初倒迁入赣的客家人”。 史料记载，隋、唐以后，每逢朝代更易和战乱，都有一次较为明显的北民南迁，使龙泉（遂川）县内人口大增。至宋时，客家先民已在该县人口中占有相当比例。清同治《龙泉县志》载：“宋淳熙十六年（1189）民户30738户，男丁（16岁以上）47556人。其中主户（土著人）14582户，男丁27117人；客户16156户，男丁20379人。”这是遂川有史以来最早的官方人口统计。800多年前，客户先民就已占到该县人口总户数的53%，丁口占到43%。 《江西客家》载：“明隆庆年间，吉安府境内的万洋山，各省商民曾流聚其间,以种植为业。有一部分闽粤客家人前来赣中种蓝。查考地名志，明中期以后，吉安府的龙泉、泰和、永宁、永新及今井冈山都有闽粤客家落籍，或有因种蓝而留居的。入清以来，大批闽粤客家人开始应募入垦吉安府。同治《龙泉县志》云:'泉山故多荒棘，康熙间,粤闽穷民知吾泉有山可种，渐与只身入境，求主佃山,约栽插杉苗,俟成林时得价而均之。’赣南作为江西客家人迁徙的中转站,亦有相当部分人入迁吉安府。例如安远、信丰、上犹的客家人迁居遂川、井冈山、宁冈……。” “而在明中期以前迁入龙泉（遂川）的客家人多在遂川平原地区落户成为当地的客民，他们由于处于强大的土著包围之中，难于维持自己的风俗习惯，连语言也被本地赣语所同化，其客家意识自然很淡薄。而在明末清初及其以后从闽粤或湘回迁遂川的客家，他们大多是为佃山垦荒而来，故在山区林区落户，由于地处偏僻，客家人群居势强,迁居后自成村落，抱成封闭性集团者甚多,其语言风俗不易改变,客家意识较为强烈，客家风俗习惯得以传习。” 明末清初大批客家人从闽粤由南往北“回迁”，是客家流寓龙泉的一次高潮。《吉安地区志》载：“明末清初，闽粤湘等省有更多的客家人为避战乱和自然灾害，辗转迁徙来吉安山区，垦种谋生，搭棚而居，俗称'棚户’。遂川是福建、广东客籍人迁入最多的一个县。清顺治时，遂川已有闽广流寓之人；乾隆时，遂川出现'丁口半出流寓’的景象，该县的人口有一半以上是外籍人。”大量遂川客家家谱印证了这一史实。如：龙泉《惇五堂刘氏宗谱》所载均为广传公十四房的后裔，他们都是明末清初以来从闽、粤迁入遂川的，分别居住在大汾、盆珠、下七、南江石鼓、桥头（今双桥）五个乡镇村落，其中刘日章于明末清初从广东和平县承垦龙泉（今遂川），卜居石鼓，是石鼓刘氏的开基祖；又如，1999年编修的《钟氏族谱》载：“敏公知粤东有人满为患，于是偕温祖妣携家眷，挈儿孙由粤迁赣，卜居龙泉（今遂川）宝洞（西溪），遂为开基之祖。由广东长乐迁遂川迄今已三百余载，传十三世，裔孙数千众，分居遂川黄坑、西溪、大汾、堆前和南昌、萍乡及湖南江华等地。”2008年编修的《古氏族谱》载：“吾祖兄弟三人初居广东长乐邑，大清康熙二十一年壬戌（1682）迁江西龙泉之鹿洞（大汾），迄今已有三百余年。”该谱还载：“与古氏迁来龙泉的先后还有张、钟、李、彭、曹、何等大小30多个姓氏，人口逾数千，遍及该县西部山区。” 明末清初遂川客家入迁方式主要是应募入垦。据刘纶鑫《江西客家方言概况》载：崇祯十七年，龙泉县“有闽广流寓啸聚山林，裹红头，自号十三营”。这些“闽广流寓”，应与上犹县踞营前分为十三营的闽广流民同类。募垦令下后，也会有留垦当地的。而上犹的留垦流民，不仅宗支向龙泉发展，也把原籍同宗同乡牵引到该地(如上犹县客家张氏)。至康熙年间，应垦入龙泉境的客家渐多。……今井冈山南部，原属龙泉（遂川）地，明末还是原始森林。明末清初，渐有客家人募垦来山，当地下七、黄坳等地名的由来，都留下了一段客家的迁徙史。举世闻名的井冈山老村，还是兴宁迁来的客家蓝氏在此立籍开庄命名的，初名“井江山”，后谐音变为“井冈山”。初入遂川、井冈山等地的客家，因有荒可垦，很快置产定居。当时井冈山的土著人有将祖业送给客家的。更多的募垦者则需要赁山垦殖，不仅龙泉如此，其他各邑亦一样。据当地客家族谱上载：“祖上来此立籍，全靠租种当地的油茶林”。赁山最成功的龙泉客家，依靠辛勤节俭“日益饶”，不仅“娶妻作室”，且不少“并主之业以自成己业”。结果是“闽粤之人比户可封，生齿日繁，而相继流入者愈多”。龙泉清前期客家基础村为一千零八村，就是因“流入者愈多”的缘故。又据史载，康熙十三年，“在龙泉垦荒”的“闽海投诚将弁陈异、柯隆、李良等”，“率闽民流寓数千人叛”，遂川有安插的闽海投诚的屯田兵也未可知。 明末清初出现客家从闽粤由南往北“回迁”的移民潮，专家认为，从众多史料反映，原因大致有二：一是由于大量客家南迁，使粤、闽两地人口迅速增长，资源无法满足当地人口发展需要；二是自明朝以来，日本武士和一些不法商人对中国东南沿海侵扰、掠夺，造成社会动荡，昔日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连年遭到破坏；同时，朝廷强行“迁海令”，为避战乱和躲避官府豪绅的“丁银”赋税，粤闽客家为生计所迫，只好背井离乡，又由南往北向人烟稀少的山区转移，而湘赣边区森林茂密，气候温和，土地肥沃，加上地处偏僻，“天高皇帝远”，官府鞭长莫及，正是这些客家人求生的好去处。起初，他们只是或父子，或兄弟，或夫妻到此开荒种地或狩猎，获果实而归。当他们一经发现这块“世外桃源”可以安身立命时，翌年便携眷举家而来。这样，年复一年，当地客籍人便形成一个庞大的群体，至而与当地土著人“平分秋色”。《龙泉县志》载：“龙泉为吉郡西南边邑，界楚通粤，幅员广袤，准古侯大国，而崇山密箐，棚寮杂布，号称崖险。”“闽粤客籍人知吾邑有山可种，渐与只身入境，求主佃山……闽粤之人比户可封，生齿益繁，而相继流入者甚多。”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龙泉成了明末清初客家移民潮的重要集聚之地，这一现象引起了国内甚至国外史学者的热心关注和研究，曹树基的《中国移民史》载：“清乾隆后期，遂川人口可达二十八万人，闽粤移民约占总人口的60%”。 万芳珍、刘伦鑫在《江西客家入赣原由与分布》一书中，耿艳鹏的《吉安市的历史和客家分布》一文中以自己的调查和以1987年编修的《江西省遂川县地名志》为史料，对遂川县闽粤“客家村”的建村数（聚落点）及人口统计得出：遂川客家村落有1278村，除东部县城周围盆珠、瑶厦、于田、珠田、枚江几社较少或不显，其他社场均有分布。县西南部最集中，左安211村、大汾112村、黄坑102村、藻林95村，此四社闽粤基础村总数占全县的40%强。最北部也有一集中地带，新江59村、衙前60村、五斗江60村。另最东部碧洲36村、巾石28村,分别占当地自然村比例的1/4强、1/6强。遂川县客家人主要分布于大坑、上坑、巾石、碧洲、藻林、禾源、南江、西溪、大汾、滁州、七岭、左安、黄坑、扬芬、汤湖、高坪、新江、衙前、五斗江、横岭、双桥、堆子前、戴家埔、营盘墟等乡镇。全县客家人有36.7万，占全县人口的69.25%。 客家对遂川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与贡献 客家是一个由大迁徙而诞生的民系。在历经艰难险阻、开拓前行的移民过程中，形成了颇具特色而有别于当地土著民系独特的文化特征。遂川大批客家移民纷至沓来，带来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中原汉民族的传统文化，对促进当地经济开发和文化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历史推动作用。 值得肯定的是，移民潮改变了龙泉的历史状况，促进了遂川经济社会的发展。唐庆红《明清以来龙泉水利与地方社会——以南澳陂和北澳陂为例》一文中指出：“遂川山区即使在明初，还属地广人稀的烟療之地，尚无大规模开垦的迹象，农业尚处较低水平。明代中后期以来的地方骚乱，给龙泉人口带来很大损失，直到明末清初，特别是清雍正、乾隆闽粤流民的高峰迁入后，在闽粤民开垦活动的推动下，遂川山区才得到大规模开发。”随着移民大量迁入，食之者日众，为解决人口压力，清政府实行“官劝垦栽”政策，谕令“江西所属山头地角，数在二亩以下者，悉听本地夷民耕种，免其升科（征收钱粮）。”闽粤流民在经过与当地土著长期的斗争、竞争、磨合后，相互杂居、融合，和谐共处、生活得乐滋美味。遂川广大山区，在闽粤流民大量垦荒辛勤劳作下，呈现出《龙泉竹枝词》所描绘的“万点青山万户烟”“最喜年丰人乐业”一片欣欣向荣的美丽景象。 遂川物产丰饶，是国家重要的木竹生产基地、中国茶油之乡、中国名茶之乡、中国金橘之乡。《江西通志稿》载：“遂川唐末五代已是木竹重要产区，为朝廷提供贡木之地……遍览西北各乡森林区域，全程数百里，驰骋于深山之中，纵览于峻岭之上。所睹者，莫不为杉木森林，参差栉比，蔚为壮观，数万株之大山随处皆是。”杜一鸿的《龙泉竹枝词》“秀洲洲前多老树，北乡寨上好杉山；绞排出水下流去，买得京滩细崽还。”“估客船通南北岸，浮桥横亘在中间。”木竹资源的丰富、水运交通的发达、商贾往来市场一片繁荣之景象昭然于字里行间。 油茶，这一遂川特产也是闽粤流民辛勤劳作的硕果。客家迁徙遂川后，带来了闽粤地区栽培油茶的技术和生产习惯并传袭下来，当地本籍人见之收获甚丰，也纷纷效仿，客家的示范作用推动了该县山区油茶种植的蓬勃发展。“油寮水碓杉皮篷，篷下担油妇趁翁；今年木梓贱如土，六月六日天无风。”油茶之丰、夏日作坊榨油之艰辛、茶农“多收了三五斗”之窘态与无奈在词作者笔下得到淋漓尽致的刻画和表现。“批山种竹满三年，冬笋春苗好趁钱；六尺篱笆坚如铁，一床纸褥软于绵。”则写出了当地耕者面对千山翠绿，竹、笋丰收的喜悦。 客家佃山造林，推动“龙泉杉木”的生产。遂川特产，历史以来当首推杉木。以杆直、身长、芯红、质优、量大而饮誉长江南北的“龙泉杉木”，被称为“西木”中的珍品。南唐保大初年（943-957），该县就设有“龙泉枋木场”为朝廷购输造船贡木。建国后，该县一直为江西省的重点林业县。龙泉盛产杉木，固然与当地山地面积大、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山地土壤肥沃等自然条件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大量客家入县的佃山造林，对龙泉杉木的生产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客家人乍到，生存条件异常艰苦，土地肥沃的平地概为先期而至的本籍人（客家先民、老客）所占有，后来的客家（新客）只能在边远山区搭棚而居，被当地本籍人称为“棚民”，受排挤打压，地位低下。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毛泽东对湘赣边界的土客籍历史和土地问题等进行调查研究后，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写道：“边界各县还有一件特别的事，就是土、客籍的界限。土籍的本地人和数百年前从北方移来的客籍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界限，历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时发生很激烈的斗争。这些客籍人从闽粤边起，沿湘、赣两省边界直至鄂南，大概有几百万人。客籍人占领山地，为占领平地的土籍所压迫，素无政治权利。”“边界土地状况:大体说来，土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在地主手里，百分之四十以下在农民手里。江西方面，遂川的土地最集中,约百分之八十是地主的。……”客家迁徙遂川为生计所迫，大多只好向当地山主“求佃”开荒造林。“佃山造林”也就成为遂川客家开基立籍的最主要方式。 由于客家人特有的刚毅坚强性格和开拓进取精神，通过佃山造林得到很好的回报，并在较短时期改善了生活环境。清乾隆《龙泉县志》对“客家佃山日益丰饶，而山主出佃日益贫困”的现象有着较为详尽的记载：“客有侨寄（龙）泉欣然。惟泉多山竹、箭材木之产。客知泉民之庶且富，而不知其凋之甚也。客愕然，诘曰有说乎？以泉山故多荒棘，康熙间，粤闽穷民知吾泉有山可种，渐与只身入境，求主佃山，约以栽插杉苗，俟成林时，得价而均之，山主宁不乐。从佃者倚山搭寮（棚），以前五年为辟荒，则自种旱稻姜豆薯芋等物，收益各半。后五年为熟土，始以杉苗插地滋长，未高长大仍可种植食物。如此，前后十年之内专利蓄余，彼已娶妻作室，隐厚其基。逮二十年后，售木受价或百或千。山主得之于意外，尝以耗靡竭之，佃家得之于辛勤，更以节俭饶之。于是佃家日益饶，主家日益竭。”昔日荒棘的山地，在客家长年累月的辛勤劳作下，成为一片片青翠的杉林。客家人通过佃山造林不仅保障了生活，其中不少还成为小康富户。 清乾隆时期，大汾客家富户彭辉斗耗巨资，历4年之久，建造客家民居“洛阳大屋”，占地面积达5200多平方米，拥有25个厅240间房。这是典型的江西客家民居三大类型之一的“厅屋组合式”客家民居，其独特的建筑形式、宏大的建筑规模闻名于古庐陵。西溪文坳客家大户张氏永胜“于清朝顺治年间，从广东五华迁居此地开基立家。得益以西溪文坳这方肥沃土地，盛产木材，经数十年苦心经营，积累了雄厚的家产。在西溪文坳发展至第三代开昌公时，把积余家产平分给三个儿子： 仁海，仁惠，仁宏，其三兄弟同时在文坳附近开建了三座大屋。长子仁海选址文坳马坑虎形山，开基建设崇德堂大屋；次子仁慧选址文坳石坎，开基建设百忍堂大屋；三子仁宏选址地势平坦开阔的象形山黄泥排，历经十余年建造宏远堂大屋”闻名至今。南江乡石鼓开基祖刘日章于明末清初从广东和平承垦龙泉石鼓，其第四代孙刘名玠创建石鼓蜡树坑石磡屋丰华堂大屋，无论规模与形制均闻名远近。 清乾隆三十年（1765）龙泉邑令杜一鸿曾作《龙泉竹枝词》赞曰：“赁土开荒客籍繁，年年棚下长儿孙，辛勤满叶仓箱咏，闽广湖湘共一屯。”200多年前，这位亲民的邑令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客家佃山造林而人丁兴旺、丰衣足食，喜乐而又温馨的美好画面，为后人留下了历久弥新宝贵的历史资料。 客家人耕读传家，重视教育，促进遂川人才辈出。客家先祖从中原迁徙而来，因而客家保留了较多的中原士族遗风，重视教育则是其中重要的一方面。客家人以耕读为本，“家虽贫，亦必令其子弟读书，鲜有不识字、不知稼穑者。”遂川自宋后，教育发达，英才辈出，而历代读书致宦、功成名就的客家弟子不乏其人：南宋大汾寨溪的孙逢吉、孙逢年、孙逢辰兄弟三人同为进士，朝野名声显赫，被时人誉为“孙氏三龙”；清时西溪的周埙，科举进士，官至汝宁知府。他不仅是乾隆年间政绩卓著的廉吏，也是当时的诗文名士，清《龙泉县志》刊录了他大量的诗文题赠；他还擅长戏曲创作，有《拯西厢》、《中州愍烈记》、《广陵胜迹传奇》等不少颇具价值的戏曲作品存世；由他总纂的清乾隆版《龙泉县志》，成为古代遂川体例编排科学，内容丰富、质量很高的一部地方志书，为遂川留下了宝贵的地方文献资料。据《遂川县志》记载，遂川历史上还有许多客家人成为教育、医学、文学艺术领域的著名人物，如，李崇泉（黄坳石围人）先任广东东昌知县、江西余江县长，后弃官从医，成为一代名医，著有医学文论《阅书记随记》二卷行世；钟灵秀（黄坑周元人）在国民政府教育部任职19年，是当时社会教育制度、教育法规、干部培训等方面的策划者和参与者，学识渊博，著有《社会教育》、《论南京聋哑学校之我见》、组织和参与维修山东曲阜孔庙写有《山东曲阜游记》等，均有较高史料和学术价值；钟义鸿（西溪黄源人）江西省著名儿内科专家，江西省儿童医院内科创始人之一；刘雅伦（草林大坪人），特等残废军人，中国作家协会江西分会会员，创作短篇小说41篇，发表长篇小说《青春的火焰》等，获“江西保尔”称号等等。 在遂川，旧时客家人兴办了许多书院，如新兴书院（衙前）、燕山书院（堆子前）、鳌山书院（南江石鼓）、戴家埔淋洋八角楼书院、菁莪书院（大汾）、萃华书院（汤湖）、文藻书院（草林溪下）逢源书院（左安）、龙文书院（五斗江）、西溪文坳张氏宏远堂书院、蔚起书院（县城）等，都远近闻名，有的还是古庐陵有名的书院。从宋以后，该县科举进士、举人，约有一半是客家人。民国时期，该县出现了一批国民党军将领而使客家在当地更名噪一时，他们有：北伐革命军第六路军司令钟皋九、国民革命军第8军中将军长张光斗（高坪）、国民革命军第29军中将副军长李强（黄坑）、国民党军中将张愓三（汤湖）、国民党军少将古田才（扬芬）、国民党苏西师管区少将司令张良莘（高坪）、国民党军少将黄光（草林）等，他们都是少时受过良好教育的客家弟子，其中不乏爱国有为之士。《中国共产党遂川历史》载：“1926年9月23日，又有北伐革命军第六路军钟皋九部由上犹经草林进驻遂川县城，县公署知事葛祺连夜逃跑，北洋军阀在遂川的反动统治宣告结束。”1941年南阳白河战役，李强率部全歼日军三十九师团一联队，蒋介石大喜，亲自颁发国防部军功勋章一枚。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毛泽东等创建革命摇篮——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被誉为“井冈之子、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建者之一”的陈正人，及王佐等遂川客家人为此作出了重大贡献；据有关资料统计，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遂川籍客家革命烈士就有一千余人，遂川客家人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大牺牲…… 解放初，遂川本地客家人陈正人（盆珠人）成为第一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此后，一大批遂川客家人成长为县级及以上地方或部门党政领导干部，如，张砥哉（黄坑人）县长、温荣生（珠田良洲人）县委副书记，还成为中国农业专家组成员派往非洲，而被誉为国际主义战士；还有叶爵均（汤湖人）、吴焕如（上坑人）、黄昕（草林楠木人）、黄佐群（堆前人）、温新华（珠田良洲人）等；新编《遂川县志》首志主编曾琼英（堆前人）和续志主编古文才（大汾人）均为客家后裔……。这些，都成为遂川客家的骄傲，激励着客家后人奋发努力，建功立业。 客家孕育文化，辉映遂川发展历史。客家把优秀的中原文化艺术理念、人情风俗带至遂川，与当地土著风情文化不断交融，形成了一支由中原文化为基础，变化发展而来独具鲜明个性的遂川客家文化。客家龙灯“五龙下海”、斗牛狮，民间舞蹈旱船舞，民间音乐“点纲”、“十番”，传统手工技艺“狗牯脑”绿茶制作，测量学“龙泉码”、黄坑油纸伞、大汾折扇，以及客家风情礼俗、客家民歌山歌等等，都集中体现了客家人敢于斗争、开拓进取的精神力量和改造自然、创造文明的聪明才智，折射出遂川历史发展的光芒；以当地客家人为主要演职人员，以表现客家文化为主的大汾农民剧团，多次获得国家、省、市（地）表彰；客家龙灯等许多文化艺术形式被上级有关部门录制专题片，或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走出县门，走向世界。 客家对遂川的社会影响是方方面面的，有着积极进步和历史深远的意义。认识客家发展历史，发掘客家思想精髓，光大客家文化是历史发展的需要，也是遂川人尤其是遂川客家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与担当！ 刘考祥 /2020年8月27日于知竹斋 参考文献： 《辞源》第三版/商务印书馆，2015年8月版 罗香林著《客家研究导论》《客家源流考》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4月版 《我是客家人》客家文化通俗读物/温会礼主编/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版 《客家简明读本》林开钦著/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年9月版 《论汉族客家民系》林开钦著/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9月版 《江西客家》周建新等著，广西师范出版社2007年10月版 《中国客家地方社会研究（三）江西客家与非客的社会》[法]劳格文、谭伟伦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8月版 《江西客家方言概况》刘纶鑫著，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版 《客家社会历史研究》许怀林著，暨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12月版 《江西客家音乐文化》黄玉英、袁大位著，人民音乐出版社2014年6月版 《江西省遂川县地名志》（1987年编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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