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稼夫：从新滩走出来的老红军

信江人家 2020-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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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江北岸的新滩是革命战争年代铅山的红色区域，从这块红土地上曾经走出一大批革命志士，老红军刘稼夫就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刘稼夫，原名刘家福，新滩罗石村六甲刘家自然村人，1919年10月出生，1992年10月5日病逝，享年73岁。在他逝世前六天，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成为铅山唯一获此殊荣的革命老战士。

投奔红军献身革命

说起刘稼夫投奔红军，还要从他的父亲刘立和说起。刘立和有裁缝手艺，平时务农，农闲上门做裁缝，终年辛苦忙碌，勉强维持生计。他听说方志敏带领穷人闹革命，在横峰建立了革命根据地，人人享受平等，便决心参加红军。刘立和知道闹革命生死难卜，1928年初，在离开家乡之前对家人的生活作了安排，将9岁的儿子刘家福过继给孤身的本家兄弟，7岁的女儿送给别人做童养媳，妻子在家做女红维生。这年2月，刘立和前往横峰葛源参加红军。在多次参战中，刘立和英勇顽强，冲锋在前。两年后，刘立和担任了红军独立团班长。1930年12月，在红军攻打河口的战斗中，刘立和在巷战中不幸中弹，牺牲于河口六角亭（今油麻滩）。在横峰县革命烈士纪念碑上，刻有“刘立和”的名字；新滩湖塘革命历史陈列馆“信江北岸革命烈士英名录”，“刘立和”名列其中。

父亲牺牲那年，刘家福才11岁。在叔父的资助下，刘家福读了两年多私塾。14岁时，叔父将他送到河口李万泰粉皮坊做学徒，三年学徒，刘家福干重活，遭打骂，挨冻饿，吃苦受难，他决心像父亲一样去当红军。1935年12月，他与两个学徒相约到福建崇安投奔红军。三人步行两天，翻过武夷山，越过桐木关，走了一百多里山路，终于来到闽北游击队所在地长涧源，参加了红军游击队，走上了革命道路，当时刘家福还不满17岁。

参加游击队以后，他随部队参加了闽北、闽赣边区的多次战斗。经过艰苦的游击战争锤炼，刘家福成长为具有坚定革命理想信念的优秀红军战士。1937年1月，刘家福所在的游击队编入崇安独立营，同年10月，崇安独立营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第三支队第五团，刘家福为新四军五团五连班长。在这支队伍中，刘家福结识了生死之交吴森亚，毛彪、江永德、杨龙祥、陈顺标等战友。这些战友解放后分别在南京、南昌、广西等地任职，与刘稼夫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1938年2月中旬，刘家福所在部队在铅山县石塘镇集结，随后开赴皖南抗日前线。两个月后，刘家福被选调到新四军军部无线电总队训练班学习。电台是部队指挥机构中的机要通讯部门，对干部的选拔十分严格。刘家福深刻认识到电台工作的重要性，深切感受到组织对自己的信任，他克服文化低的困难，认真学习，刻苦钻研，熟练掌握了报务技术及通讯设备维修技术。训练班班主任曹维廉是一位技术专家，在五个月的训练期间，他对刘家福的接受能力和一丝不苟的精神大为赞许，并建议刘家福改名，就是在这次培训班上，刘家福改名为刘稼夫。1938年9月，刘稼夫调入新四军军部无线电总队任报务员，由于他技术娴熟，能够快速准确地收发报，并能根据对方的发报手法识别发报人，经常受到领导及同事的好评。由于战时情况复杂，准确识别对方显得十分重要，在截获、抄收敌台电文时，他可以判别对方是新手还是老手，是清晰流畅还是拖泥带水，信号是否定稳，心态是否紧急，从而获取电文以外的一些信息。

1939年1月，由于刘稼夫要求上前线，上级便调他到新四军一支队司令部任报务员，这个时期的直接领导为李景瑞；尽管当时部队经常调动，但两人此后有多次共事经历，感情很深。李景瑞比刘稼夫大五岁，1930年参加红军，参加过长征，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他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通讯兵部副主任兼训练部长。李景瑞将军一直保存着刘稼夫负伤前的照片，上世纪60年代后期，李景瑞将军把这张珍贵的照片回赠给刘稼夫。

转战江苏英勇负伤

1939年11月，根据当时的抗战形势，新四军成立了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军司令部，原来的“江抗”就称为江抗西路军，刘稼夫在这个时期任西路军电台队长。一年多之后，又调任新四军六师司令部电台队长。

1941年9月，在一次部队转移途中与日寇打了一场遭遇战，战斗中刘稼夫为保护电台设备，左腿膝关节部位中弹受伤。因是被多发机枪子弹射中，伤势严重，失血过多，加之部队在转移途中，无法立即手术，药品缺乏，致使伤口继发感染，溃烂生蛆，高烧不退，陷入持续昏迷20多天。完全清醒后，左腿已经从中部高位截肢。刘稼夫凭着顽强的生命力，不仅挺过了感染关，而且手术时使用的麻药并未对他大脑产生很大影响，他对电码的记忆仍然清晰，操作依然灵敏。苏醒后的刘稼夫听军医们讲述才知道，为了抢救他的生命，师首长一再交代师医院白书章院长要全力救治刘稼夫，当时师首长正在外地开会，刘稼夫截肢的手术单由白书章亲笔签字。解放后，白书章任上海市卫生局长，刘稼夫每次去上海，都要去白局长家探望。刘稼夫曾跟儿女们说，如果当时医疗条件好，他不至于截肢，但是能够幸存下来，已经很不容易，感谢当时首长和医院的全力救治。

刘稼夫虽然失去了一条腿，但仍坚持在抗日战场上，先后在联抗司令部、苏中日报社、三野总部通联处等地工作，得到首长和战友们的赞许和关爱，特别安排警卫员照顾他的生活。1945年刘稼夫与新四军医院的护士徐恒英相识相爱，经组织批准，结为革命夫妻。那年徐恒英20岁，刘稼夫27岁。徐恒英是江苏东台人，1941年在当地参加妇救会工作，1942年参加新四军，她心地纯洁，性格豪爽。婚后第二年，他们的长子出生，因为战时居无定所，儿子还没满月就送给当地乡亲代养，解放后才找回来。

落叶归根报效乡梓

1950年12月，刘稼夫被调到苏北军区干部大队任大队长。1951年3月，刘稼夫担任江西省军区医管处第一预备医院院长兼副政委。为了刘稼夫的健康，1954年4月，中南军区特批刘稼夫离职休养，不久江西省军区批准刘稼夫正式退休。刘稼夫因伤残退休那年38岁，本来可以选择在南京、南昌等地条件较好的部队干休所休养，但他情系家乡，要求回到铅山，减轻国家负担，为家乡做些力所能及的事。1954年秋，刘稼夫带着妻子儿女回到阔别近二十年的故乡铅山县城定居。

刘稼夫虽然身残行动不便，但热心家乡建设。1959年初，铅山民生物资一度供应紧张，县供销社领导向刘稼夫求助，他二话不说，与供销社的干部乘火车到南昌找到省领导和主管部门，为铅山特批了一个车皮火柴、肥皂等物资，改善了铅山及邻县横峰、弋阳民生物资紧俏状况。听说新滩兴修湖塘桥家水库，刘稼夫将家里积蓄捐出，支持农村的水利建设。得知老家罗石大队要办养蜂场，刘稼夫又筹钱帮助，同时自己对养蜂也产生了兴趣，家里的小院子里摆了好几个蜂箱，亲戚、邻居和儿女们的同学来家里玩，刘老总是招呼阿姨泡蜂糖水招待，鲜甜的蜂糖水给人们留下了甜蜜的回忆。

在上世纪计划经济年代，钢材水泥都是计划供应，得知县委县政府建办公楼缺少钢材水泥，刘稼夫坐上县委的吉普车，不远千里，风尘仆仆专程到福州找老领导老战友帮忙。看见刘稼夫上门，都被他的行为感动，满足了他的要求。新四军军部机要员杨龙祥烈士的姐姐杨龙娇找到刘稼夫，希望解决军烈属待遇问题。从不为私事求人的刘稼夫，为了战友破了例，他专程找到20军政委和上海市委领导，说明了杨龙娇的情况，最终解决了她的要求。常有战友亲戚找上门来求助，刘稼夫总是留茶留饭，尽力帮他们解决困难。刘稼夫的女儿问爸爸，你为什么对战友和烈士亲属比对自己家亲戚还要亲，总是有求必应。刘稼夫深情地告诉女儿，我和牺牲的战友是生死之交，我们在战斗中交下的深厚友情，你难以理解。因为经常想起牺牲的战友，刘稼夫觉得自己能幸福地活到今天，应该为国家、为战友们的亲属多做些好事实事。

家风良好品德高尚

刘稼夫回到铅山后，与河口镇的居民一样，过着低调简朴的生活。他和夫人徐恒英严于律已，宽以待人，以良好的家风教育子女，以高尚的品德影响他人。

刘稼夫的工资由省军区拨付，地方财政代发，每月工资有200多元。妻子徐恒英在江苏工作时行政级别是18级，每月工资是90多元，但1951年她随丈夫调回江西时，填写介绍信的人误写成19级，每月工资一下子减少了20元，这在当年是不小的数目。徐恒英报到时发现介绍信有误，并没有要求组织给予更正。刘稼夫和徐恒英说，许多战友都牺牲了，我们能看到革命胜利，已经知足，失去一条腿，少了一两级工资算不了什么。此后，徐恒英不仅没要求更正工资标准，而且在每次调整工资时，总是将调资指标让给单位的医生护士和有困难的同事。直到离休，徐恒英的行政级别还是19级。

刘稼夫育有五男五女十个孩子，他对子女严格要求，不允许他们搞特殊化。刘稼夫的小儿子小时候比较顽皮，有一次，他把小伙伴的头打了一个包，刘稼夫让妻子煮好鸡蛋，带着儿子上门道歉赔医药费，让儿子接受教训。刘稼夫的住房是1954年回乡时县委分给的小宅院，这个小院在狭窄的小巷深处，汽车无法开进巷子，出行非常不便，但刘稼夫一住就是几十年，直到他逝世也未更换过。老首长饶守坤到刘稼夫家看望，问他有什么要求，刘稼夫高兴地回答，一切都好。李景瑞将军在上海疗养时，曾与刘稼夫会面，问他有什么要求，刘稼夫也是答复都很好的。

刘稼夫夫妇心地善良，乐于助人。退休老职工郭丽明忘不了，1975年她的肺部突发疾病要到上海手术，徐恒英知道后，马上写信请上海市卫生局的老领导白书章帮忙，让郭明丽很快住进了医院，手术做的非常成功。郭明丽动情地说，如果不是刘老和徐院长出面，我恐怕很难健康活到今天。上海知青浦建新记得，她在铅山紫溪插队时支气管扩张咯血在县里住院，徐恒英院长将她接到家里调养。一位上海知青意外怀孕做人流时，又是徐恒英将其带回家里照料，刘稼夫女儿的奶妈和丈夫先后病逝，四个孩子成了孤儿，刘稼夫夫妇把他们接到家中抚养。徐恒英在任县医院副院长期间，遇到贫穷付不起药费的患者，她就让药房记她的账，从工资中扣除，为此徐恒英结了许多穷亲戚。刘稼夫逝世后，家中无多少存款，子女们却在父亲的一个旧公文包里发现了一大叠年代久远的借条，加起来是个不小的数目，父亲当初根本没打算让借钱的亲友还。刘稼夫的子女传承了父母的善良品德，他们尊重父亲的意愿，处理了这些借条。

刘稼夫对人民军队情有独钟，他先后将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送进部队大熔炉锤炼，儿女在各自的岗位上表现优秀；他们没有躺在父亲的功劳薄上，虽然从事的都是普通工作，都努力把本职工作做好，有的立功、受奖，有的获技术比赛第一名。刘稼夫的儿女回想往事时常说，我们的爸妈是不忘初心的共产党员，从未利用战友关系为自己和子女谋私利。有一次，刘稼夫的孙子病了，在县医院看病，在县医院药房工作的女儿就将侄子的这笔药费记在了父亲名下。此事让徐恒英知道了告诉了丈夫。刘稼夫听说后，让儿子立即退回占用的医药费，还批评女儿今后决不能这样做，说我的亲属绝不允许占国家的便宜。

刘稼夫总是为国家着想，为他人着想，却很少为自己着想，以致忽略了自己的健康。有一次，刘稼夫在省城例行体检时，发现心脏异常，医院安排他住进了省城的高干病房。在医院治疗了几天，刘稼夫就要求出院，他担心费用太高，他怕增加国家负担。他的女儿说，如果父亲当年在省城医院能多住一段时间，进行规范治疗，父亲也许不会走得那么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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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滩走出来的刘稼夫与夫人徐恒英是既平凡又伟大的革命老战士，在战争年代，他们出生入死，浴血奋斗，为共和国建立功勋；在和平年代，他们以一点一滴的小爱，汇聚成了温暖群众的大爱，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闪耀着信仰的光芒，激励着后人。他们的感人事迹和高尚品德，永远留在人们心中，必将成为刘家子孙后代宝贵的精神财富，成为人们崇敬的革命先辈和学习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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