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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观泉《鲁迅美术系年》 鲁人 这本书在一家旧书铺里躺了挺长时间。第一次见到它，书铺老板的要价有点高，我又刚读了些关于鲁迅先生的资料，仅侧重于先生的事迹。读过一些回忆的文字后，发现鲁迅在中国美术史上，是很该书写的人物。想到旧书铺里还有这样一本书。赶到书铺，这书还平静地与许多旧书挤在一起。带着书回到家一读，便感激这本书这么长时间，一直默默地挤在角落里，等着我认识自己的错误。 对一个人来说，编辑这样一本书，真是挺浩瀚的工程。本书主要记录了鲁迅到上海至去世，九年多的时间里在美术活动中的事迹。书，是以先生的日记为主要线索，但先生的日记极简练，便需要大量的资料来补充。正是通过王观泉先生所做的大量细致的工作，使我们清晰地看到了鲁迅为中国新木刻的振兴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我一直觉得美术对于鲁迅来说是一种爱好。从小时候用荆川纸影描小说中的绣像，到成年后收集石碑拓片，购买画册。虽然，偶尔也对美术发表过自己的观点，终究未超出爱好的范围。到上海之后，先生却渐渐将他少有的一种爱好，也变着了斗争的武器。《系年》让人们了解了这个过程。先生编选出版了中国现代版画史上最早的外国创作木刻画集；并在他编辑的刊物上尽力介绍外国木刻；还多次举办美术展览会，向人们介绍外国的优秀美术作品，尤其是优秀的版画作品。在鲁迅的努力下，当时国内出现了许多由青年组成的木刻团体。这些团体又大多与鲁迅产生了联系。为了帮助青年们提高自己的木刻水平，先生还举办了中国第一个现代木刻技法讲习会，请来日本美术教师讲授木刻知识，并亲自担任日语翻译。 鲁迅对这些青年的帮助，无论是思想还是艺术方面，都是倾尽全力。《系年》里摘录了许多先生与青年的通信，从中可见先生对他们寄来的作品，都会给予坦率而认真的指导和评价：“刻劳动者而头小臂粗，务须十分留心，勿使看者有‘畸形’之感，一有，便成为讽刺他只有暴力而无知识了。”“先生何不取汕头的风景，动植，风俗等等，作为题材试试呢。地方色彩也能增加画的美和力。”“先生先前的作品上，还有颓废色彩……这回却没有。”“至于木性未熟，则只要刻得多了，便可了然。”先生还以订购作品和捐款的形式在经济上给青年直接的帮助。当时，社会环境恶劣，木刻由于从兴起时便带有的强烈反抗精神，因此，“说起‘木刻’，有时即等于‘革命’或‘反动’，立即招人疑忌。”从而常常招致当局的镇压。于是，先生也会教给青年们一些斗争技巧。“作品似以浅显为宜，也不要激烈，这是必须察看环境和和时候的。”先生还劝阻青年不要为创作木刻赴危险之地。“学木刻的几位，最好不要到那边去……他们会忽然变脸，倒拿青年的血来洗自己的手的。”当木刻运动方兴未艾，开始繁荣时，先生又提醒道：“在这时候正须小心，要防一哄而散，要防变相和堕落。” 鲁迅对木刻的态度，基本采取的是“实用主义”，他曾多次强调：“艺术家应该注意社会现状，用画笔告诉群众所见不到的或不注意的社会事件。”认为“版画的好处就在于便于复制，便于传播，所以有益于美术运动。”也就是便于反抗社会的黑暗。而他与海派画家并无交往，也可证明，绘画对于先生第一要素绝不是艺术，更不是谋生的手段。 可能王观泉先生并非鲁迅研究的专家，其书中将“左联”成员杨骚误作杨杏佛。杨骚本名维铨，杨杏佛名铨。文中还写道：“《朝花夕拾》后记中的《无常》是现在唯一的画迹。”其实，如果说“画迹”，现存北京鲁迅博物馆还存有先生为自己收藏的古代土偶绘的图形和文字说明，图是照实物描绘的，生动准确，颇能见先生的绘画功底。后来，看到王锡荣先生的《〈鲁迅美术系年〉辩误》，纠正了书中的多处错误，从而使读者避免了许多误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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