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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鲁迅的美术活动》 鲁人 从早晨近晌午，在旧书市场转了好几圈，一无所获。正要沮丧而归时，见一位刚到的中年人，在一个角落里取出了十来本书，正往地上的一块布上摆。一眼看到了这本《回忆鲁迅的美术活动》，立刻抓到手里。抓到手里却有些犯犹疑，这书的封面淡灰中透着粉头，并有随意纵横的银灰色的浅浅的线；封面的右上方有一个浅褐色的方框，一条略细的竖线又将方框一分为二，但一宽一窄，宽框内用同样的颜色写着书名。这装帧与我已经拥有的一本书完全相同，以至让我不知自己是否记错了书名，可能它们就是同一本书。翻了翻书的内容，确定这与我已拥有的王观泉先生的《鲁迅美术系年》不是一本书，未犹豫，立刻付了银子。 回家与《鲁迅美术系年》对照着一看，都是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出版说明后标注的时间都是1977年12月，出版印刷时间则都在1979年，只是这本书比《系年》早一个月，是6月。书脊在题目下有两行小字“鲁迅与美术研究资料”，想是丛书，但出版说明中未注一字，自然也不知道出过几册。 《系年》是关于鲁迅美术活动的纵向线索，《回忆》则是关于鲁迅美术活动的一些点滴细节。许多当年的木刻青年和编辑的回忆，更生动、鲜活，为我们展现了一位更立体的鲁迅。 郝力群与鲁迅未直接通过信，他的木刻作品都是随朋友曹白的信一起寄给鲁迅先生的。但先生同样一一回信，并坦率地阐述了自己的意见。李桦回忆他将自己组织的“现代版画会”的木刻作品寄给鲁迅，因为并未希望鲁迅回信，便没写通讯地址。当时上海的木刻运动正遭国民党政府的镇压，李桦只是想让鲁迅先生知道远在广州还有一批青年在响应着先生的号召。结果，鲁迅竟按他所用的学校信封上的地址写了回信，信中第一句便道：“我所知道的通信地址似乎太简略，不知此信可能寄到。”这出乎意料的热情回信，让李桦在二十余年后，回忆起来仍充满感激。 刘岘回忆道，看画展时鲁迅先生会逐幅为他们讲解。休息时，乘大家看画册时，先生却悄悄地离开了会场，“骤然一抬头，却看到先生又携了两厚本书走进会场里来了。‘这是新买的书，插图很精美，大家可以看看。’先生在椅子上，好似有些倦意。”陈烟桥则满怀深情地回忆了鲁迅去世前十一天，扶病参观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的情景。久病的鲁迅先生“瘦削苍白”，休息时“他的呼吸更加急促起来，脸色显得更不好。”但仍旧谈笑风生，而且“笑声激动每一个人的心弦。” 曾在良友图书公司当过编辑的赵家璧回忆了1936年4月的一个下午，鲁迅到良友的编辑室为《苏联版画集》选编作品的事。先生通过狭窄的铁扶梯，蹬上三楼一间因西晒而“闷热”的“10尺见方的斗室”，用了将近四个小时，看完了近200幅作品，并叮嘱赵家璧如何排版，及每幅作品下都要“详细注明原画的尺寸”，以示对作者的尊重。 这一切都表现出鲁迅对中国新兴木刻运动的关注、提倡、支持和鼓励。 做为中国近代美术史上，开先河的“木刻讲习会”的授课老师，内山嘉吉的回忆，到让我们了解到这次为木刻青年举办的“讲习会”，即是一种必然，也是一种偶然。鲁迅遇到内山嘉吉是一种偶然。如果不是内山嘉吉的兄嫂看他的学生寄来的木刻，并因此产生兴起，让他示范木刻技法，又正被鲁迅遇到，鲁迅也就不会想到请他讲课。必然则是，当时，鲁迅在与木刻青年的交流中明显地感到他们木刻知识的薄弱，他们完全靠自己摸索，许多问题自己很难解决。先生心中大约曾有过请人教授的想法，内山嘉吉的出现让先生的想法得以实现。虽然，他只是一位小学的美术教师，毕竟接受过正规的学习，起码可以教青年们一些基础教育。 这本书中除了两封鲁迅的信，及一篇第三者撰写的记述鲁迅与一位木刻青年的文章，其余都是鲁迅亲朋好友的回忆，自然都是第一手的资料，很感性。文章的写作时间，从先生去世时至1961年止，作者的记忆尚清晰，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生动准确的历史细节。让我们了解了鲁迅为振兴中国的现代木刻所付出的心血，也了解了先生提倡现代木刻的目的。内山嘉吉有一句话，说得很准确：“我以为鲁迅先生一生所坚持的精神是：从一切的文化中找出一切为革命服务的武器。给它一个新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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