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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月开庭去江西开庭，我是运输毒品罪的两名被告人中，其中一名的辩护人。当时庭上还有另一名被告人在当地的辩护律师。 在整个开庭过程中，他都是言简意赅，公诉人出示的每一份证据，他都说没意见，不需要发表质证。最后审判长干脆不问他对证据发表什么质证意见了。直到法庭辩论阶段，审判长请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他终于发表了有内容的意见：被告人认罪悔罪，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主观恶性较小，属于偶犯触犯，请求从轻发落。 其实，他的当事人从来没有明确认罪，而是一直坚称说“我当时确实不知道是毒品，但毒品确实我携带的，我不知道是不是犯罪。”法官在法庭上明确问她，“在装这些东西的时候，你知不知道那是毒品？”她坚持说不知道。 虽然我也觉得这名被告人辩解不知道是毒品，属于强词夺理了，法官肯定不相信。但是，被告人对于罪与非罪态度模糊的情况下，辩护人直接说被告人认罪认罚，请求从轻发落，似乎有所不妥。 开庭结束后，等待签庭审笔录，那位律师不知道是因为忘了还是因为太忙一时疏忽了，还没签庭审笔录，就提前离开了，搞得书记员火气很大。 我的当事人家属在庭审结束之后，就跟我说，“那个律师肯定是援助律师啊，你看他都没怎么说话的，估计是家属没有给钱。”另一个家属说，“如果我们没有撤掉以前那个援助律师，估计今天开庭他也不会说多几句话。”我很不好意思，只能说，“估计是吧。” 可当时，我内心是惊讶的，在家属眼中，援助律师就应该是不怎么说话的吗？什么时候援助律师在当事人家属心中的形象变成这样的呢？援助律师在法庭上对于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都不发表质证意见吗？援助律师违背当事人意愿，独立发表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辩护意见，这样真的合适吗？ 当然，必须强调的是，说这个故事，并不是为了指责那位律师同行，我也无意抹黑任何法援律师。甚至我都无法确定他是不是援助律师。 就算他是法援律师，也可能他觉得这个案件罪与非罪非常明显，他内心深信是构成犯罪的，不想再强词夺理了，所以就放弃抵抗。他也可能坚守他认为的正义，罪犯就应该惩罚，毕竟正义具有着一张普罗透斯似的脸,变化无常,随时可呈现不同形状,并且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 我只是想借这个故事，谈谈对辩护意见、辩护工作的价值的小小感慨。 辩护律师很多时候是“徒劳无功”的。对于定罪量刑来说，一些证据确凿的案件，辩护律师的挣扎，基本不可能改变案件结果。但是，我始终相信，辩护律师的责任绝不仅仅是发表一份辩护意见那么简单。即使证据确凿，那取证程序上有没有瑕疵呢？要知道，由于主客观各种因素，侦查机关在取证过程中很难做到完全规范合法的，几乎每一个案件中，取证程序或多或少都会存在瑕疵。鞭策侦查机关取证程序的合法性和规范性，这也是辩护律师的职责所在。更何况，在程序方面进行辩护，也是很有成效的辩护方式。 实际上，真正有效的辩护根本不在于辩护意见本身，而在于质证，以及在质证过程论证自己的辩护意见，形成支撑辩护意见的证据体系。 公诉机关所出示的证据，当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指控被告人有罪，公诉人也会有针对性地出示被告人有罪的证据。 庭审质证的目的是什么？辩护律师的质证目的无非两个： 第一，否定公诉机关出示的证据，从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等方面进行否定，从而破解辩护人的证据链条。对于其中的关键性证据，更应该仔细研究，提出切实有效的质证意见。 第二，通过公诉机关出示的证据、公诉机关没有出示的案卷其他证据，来论证辩护意见。要知道纯粹理论争议，不需要任何证据支撑就可以进行辩论的案件是非常罕见的。空洞的辩护意见，法官是没有耐心看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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