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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在上海音乐学院第十四届“奏鸣·研究生艺术节”上，孙国忠教授应邀做了一场名为“音乐评论的态度与策略”的讲座，对音乐论说、音乐批评与音乐评论的概念、音乐评论写作的“要义”等问题进行了专题演讲。讲座之后，上音在读研究生方文又对孙国忠教授进行了采访，由此展开关于音乐评论及相关问题的进一步讨论。 关键词 音乐论说；音乐批评；音乐评论；乐评写作 引言 “学院派”音乐评论的写作是上海音乐学院悠久且优秀的传统：从国立音专时期萧友梅先生对中国旧乐之所以不振所论述的原因与评议，到黄自先生对“学习西方音乐”发表的所谓“学院派”观点；从廖尚果先生带有“浪漫主义”和“表现主义”的音乐美学言论，到贺绿汀先生对“国粹主义”音乐思潮泼的冷水；从钱仁康先生大量深入浅出的音乐赏析和谭冰若先生论域广阔的评论文字，到现今杨燕迪、韩锺恩、孙国忠、陶辛、伍维曦等上音教师积极参与当代音乐文化构建的评论文字。上海音乐学院的教师们在从事专业性学术研究的同时，从来都不忘关注当下的社会音乐生活，并以写作音乐评论的方式，满怀热情地进行艺术音乐（art music）与爱乐人之间的“桥梁”搭建。这种“学院派”的音乐评论传统不仅促进了上海乃至全国的音乐文化生活的健康发展，也营造了当代作曲家、音乐评论家与音乐受众之间良好的“音乐互动”，每年伴随“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与“上海音乐学院当代音乐周”而开展的多种音乐评论活动便是明证。正是在这种优秀传统和浓郁的艺术氛围熏陶下，上音学子们也展现出高涨的音乐评论写作实践及理论探讨的热情。孙国忠教授的这场讲座可谓上音这一优秀传统的延续。以下的访谈可以看作这场讲座的内容延伸和问题扩展，具体涉及“音乐论说”的定义与诠释、音乐批评与音乐评论的学理认知、音乐评论写作的态度与策略等话题。 方文：作为音乐学专业的学生和这次讲座的听众，我一直对音乐评论很感兴趣。听了您的讲座让我收获很多，感触颇深。您的讲座题目是“音乐评论的态度与策略”，主题当然是音乐评论，但我发现您讲的内容实际上相当丰富，涉及与音乐评论相关的诸多话题，很有意思。首先，您讲座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或者说是概念——“音乐论说”，能否请您先对这个关键词做些解释。 孙国忠：我把所有对音乐艺术问题的思考、解读、诠释、评论及写作统称为“音乐论说”。换言之，“音乐论说”可以理解为用文字表达的关于音乐现象及问题的审思与见解。“论说”二字既有展开“议论”的特性，也有其呈现“言说”的主体姿态，这种带有个人旨趣的音乐审视和展示论说者智性思绪的音乐文字（writing about music）无疑具有音乐探析和艺术品鉴的“庄重感”和“趣味性”。“音乐论说”可以分为学术性写作与非学术性写作，两者都有存在的必要，因为它们各有所长，目的不同，功能也不一样。音乐学专业领域的学术性写作包括学术论文、学位论文、学术专著和学术性书评（academic book review）等，非学术性写作则包括音乐评论（乐评）、音乐赏析、音乐会节目单、唱片解说、爱乐随笔（音乐散文）等。区分两者的关键在于写作的旨趣——论说音乐的目的与意图。学术性音乐论说是一种在学术动力驱使下的研究性写作，其目的是为了提出或解决音乐领域内某个专业性问题，从而在学术规范的框架内进行的一种具有“问题意识”的研究性阐述。由于研究旨趣的驱动，学术性音乐论说的呈现必然基于大量音乐文献（史料、研究文本、乐谱和音响资料等）的研读和尽可能详细的音乐分析。非学术性音乐论说则是另一种路向，它不是为了探讨音乐艺术的“研究问题”（research problems），而是对音乐作品、音乐现象或音乐事件发表体现赏析旨趣的艺术体悟和品鉴论说，因此它的文体较为丰富，文风更加自由。尽管此类去研究化的写作淡化了“理论”的意图，但优秀的非学术性音乐论说依然会显现启人心智的学术底蕴。 方文：作为一名在读的音乐学专业的学生，我当然首先要关注、了解“学术性音乐论说”的方方面面。我从学习的角度提问：您说的“学术性音乐论说”具体包括哪些“要点”？ 孙国忠：学术性音乐论说首先具有“规范性”，即：学术性音乐论说是一种严谨的、有规矩和章法的写作。这里的所谓规范和章法并不是死板的模式，而是指一种学界已达共识并显“规矩”的文章结构、逻辑脉络、行文方法与文本要求。优秀的学术性音乐论说都具备很好的“逻辑感”，文章的结构和行文的章法都有明确的指向性，这是由学术性音乐论说的目的性和功能性所决定的，它力图明晰、缜密地说明或探讨一个问题。这些“作文要义”是学术领域共有的准则，了解并展现这些“要义”只能依靠写作实践中的不断训练、体悟和积累，非一朝一夕之功。其次，基于感性聆听和理性辨析的“智性写作”来自不断深化的学术认知。音乐的感悟本是一种相当主观的个性化体验，当这种显现个人音乐趣味和审美取向的价值判断转化为学术文本时，承载“问题意识”的音乐现象探究只有通过学术审思后的沉淀和升华才能达到“智性写作”的境地。表达学术性音乐论说的“智性写作”当然会有个性化的样貌，这与写作者的学术背景、研究理路和学术品格密切相关。但是，依托史实论据、注重音乐本体分析、源自感性体验和理性思考的审美判断则是学术性音乐论说“智性写作”的共性基础。因此，音乐学领域以学术论文为典型体现的“智性写作”所呈现的自然是一种展示研究旨趣又具规范准则的学术文本。 方文：按我的理解，“学术性音乐论说”的面貌应该是相当严肃的，因为这是由它的学术属性所决定的。 孙国忠：你的理解基本准确。但我想指出的是，具备很好的“逻辑感”和“规范性”的优秀学术性音乐论说也并不都是深奥、冰冷的高头讲章，它也可能是情致深邃和文采丰沛的深度写作。这种既有学术深度又有文字光彩的研究性论文可以作为一种理想的学术文本去追求、去探索。在奔向这一理想写作之目标的途中，我们能够努力做到的是：让学术性音乐论说尽可能达到通顺、晓畅的“可读性”状态。虽然学术性音乐论说的读者有限，但它依然需要“交流”的实现。我一直反感那种用词冷僻、术语新潮、理论复杂、叙说缠绕的文章及文风，似乎只有将读者引入重重迷雾中才能显示其学问之新锐或深奥。恕我直言，这样的写作并不是好学问和优秀学术所应有的状态。“学问”不能孤芳自赏，学术需要交流。因此，承载扎实学问的优秀学术性音乐论说能让更多人看得懂并乐意读才是“硬道理”！ 方文：您如何看待“非学术性音乐论说”的特点和作用？ 孙国忠：非学术性音乐论说也可以显露作者在音乐方面的“学问”，但这类写作在本质上与音乐研究并没有关系，其特点是以个性化的感悟和自由的笔触表达作者的音乐理解和艺术品鉴。毫无疑问，非学术性音乐论说给予作者的空间更大。相比较而言，这类写作要潇洒许多，因为属于这类写作的文本并无限定的“规矩”，古今中外，有感而发，随心所欲，挥洒自如。非学术性音乐论说的品性决定了其文体和文风的多样性，它们以更接地气的音乐言说和文字样态吸引了更多爱乐人的关注。实际上，对当下社会音乐生活产生更多直接影响的并不是音乐学界的学术论文，而是有品格的音乐评论、有趣味的音乐赏析、有导赏价值的音乐会节目单和有情怀的爱乐随笔。尽管非学术性音乐论说缺乏音乐学论文的“学术品格”和“理论深度”，但它依然有可能在更广阔的文化-艺术语境中以多样性的文体和文字补充或增添关于音乐的认知与诠释。 方文：在中文语境中或者说在国内大多数人的理解中，“音乐批评”与“音乐评论”这两个语词与更加简明的“乐评”的说法几乎对等，但从学理角度考察，就可以从不同的层面看出这几个语词的“异同”。杨燕迪教授认为“音乐批评”要比“音乐评论”或“乐评”更加具有某种学术性，其所暗示的文化内涵要比后者更具有包容性与内涵深度。您如何看待“音乐批评”与“音乐评论”这两个语词的学理内涵？ 孙国忠：关于“音乐批评”与“音乐评论”这两个概念的认识，我与杨燕迪教授的看法基本相同，但我有自己的解释。“音乐批评”与“音乐评论”的区别，主要由上述“音乐论说”中学术性写作与非学术性写作的不同品性所导致，我们这里对这两个语词的讨论，可以看作是关于“音乐论说”问题的延伸探讨。“音乐批评”（music criticism）本质上是一种“学院性”音乐研究，所以可以把它理解为“学术性批评”（academic criticism）。这种学术性批评试图对音乐领域的研究对象进行有深度的审思和诠释——以批评的意识去分析、解读、阐发、评价音乐（问题）的涵义及其艺术价值和人文蕴意。音乐评论（music review）则属于非学术性的音乐论说，通常以面对大众的报刊为载体，所以可称作“报刊式评论”（journalistic review），它具备报刊传媒“评论”写作所要求的“专业性”，但始终与学院派的“学术性批评”保持一定距离。专业的音乐评论不是关于音乐的新闻报导，也不是音乐记者或文艺记者所写的关于音乐事件或音乐现象的描述或回顾，更不是音乐演出的幕后花絮，而是音乐评论家（乐评人）独立贡献的有观点、有态度、有个性的音乐论说。 方文：由此可见，“音乐批评”本质上属于学术性写作，“音乐评论”则属于非学术性写作。这就表明音乐批评的写作也应具备您前面提到的学术性音乐论说的“要义”，而属于非学术性写作的音乐评论就有更多发挥的空间。 孙国忠：虽然音乐评论（乐评）不是学术性写作，但应该有学术底蕴，学院中人写音乐评论更要有这种意识和态度。因此，我非常期待和看重这类具有学术底蕴的评论文章：有音乐史蕴意的论说，有品位的赏析，有见地的批评。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 方文：我觉得您这种认识的形成应该与您的学术背景和艺术兴趣有很大关系。我们知道上世纪90年代您曾赴美深造，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攻读音乐学博士学位。作为一个受过西方严格学术训练和热爱音乐、探究艺术的学者，您对于西方音乐文化历史中至今已逾百年的音乐评论机制应该有着深刻的体悟和理解。 孙国忠：欧美的主要报刊专门聘请音乐评论家进行音乐评论写作，确实是一种底蕴深厚的机制，它所展示的“职业化”和“专业性”在体现非学术性音乐论说之传统特色与行业品质的同时，也用有别于学术性批评的视角、维度及文字表达对融入社会文化进程的音乐生活和音乐现象的独立审视与专业评价。这种并不强调学术目的的音乐论说以它独具的评论功能和文字张力触及了学术性音乐批评所不易达到（或有意不想触及）的音乐状况及其艺术问题。 方文：很可惜，中国目前尚并形成这种完善的报刊聘用音乐评论家的机制。但我们也注意到，鉴于上海和国内其他大城市音乐会演出数量、质量的不断提升与大众音乐生活的日趋繁荣，像《文汇报》这样的主流报刊都开始重视音乐评论并为乐评写作提供更好的平台，例如经常用约稿的方式邀请音乐学者和独立乐评人撰写音乐评论。 保罗 · 亨利 · 朗（Paul Heny Lang，1901 - 1991） 孙国忠：“学院派”的音乐学家可以客串的身份担当音乐评论家的职责，学院中人应该当仁不让地介入社会音乐生活，用自己的爱乐热情与音乐学识写出有深度、有见地、有品位的乐评。其实，西方国家也一直有学院中人受聘担任报刊音乐评论家的传统。20世纪声望很高的音乐学大家、哥伦比亚大学的名教授保罗 · 亨利 · 朗（1901 - 1991）就曾兼任《纽约先驱论坛报》（New York Herald Tribune）首席音乐评论家近十年，他的文集《音乐学与表演》（Musicology and Performance）中有一大部分文章就属于典型的音乐评论。我们都熟悉他那部厚重的《西方文明中的音乐》，那是一部对20世纪音乐学术产生重大影响的音乐史论巨著。但我们也应了解保罗 · 亨利 · 朗所写的归属于音乐评论的文章，从这些篇幅不长的谈音论乐的妙文中，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位音乐学大家以音乐评论家身份亮相时所展露的学养、睿智和洒脱。当代学界影响很大的文学理论家、同样也曾是哥伦比亚大学名教授的爱德华 · 萨义德（1935 - 2003）更以他对音乐的挚爱和深厚的音乐修养热情投入音乐评论中去，他的音乐文集《音乐的极境》（Music at the Limits: Three Decades of Essays and Articles on Music）堪称音乐评论的杰作，思路、内容都好，文笔了得。读《音乐的极境》可知一位非音乐专业的人文学者对各种音乐现象（如古尔德其人其乐、音乐表演艺术、音乐节、歌剧创作及舞台艺术呈现）、音乐文化与音乐著作的精彩评论，真可谓：视野开阔，论说智性，话语深刻，洞见迭出。我强力推荐这本书！毫无疑问，“学院派”音乐评论家的积极参与为这类非学术性音乐论说增添了一种别具光彩的“批评亮色”。 爱德华 · 萨义德（Edward Waefie Said，1935 - 2003） 方文：您好像也认同音乐评论可用“乐评”的说法来替代。请您谈一下关于乐评的范围、对象及写作。 孙国忠：是的，在我看来音乐评论和乐评就是一回事，这两种说法都可以用。音乐评论的范围很广，对象众多：音乐会、歌剧表演、综合性音乐演出、新作品首演、电影音乐、戏剧配乐、音乐比赛、唱片、音乐影像、电视音乐节目、音乐选秀、大众歌咏、音乐书籍等等都应该进入音乐评论的视野。这里提到音乐书籍的评论严格地讲应该是书评，但从“广义乐评”的角度来看，音乐书籍的评论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特殊的音乐评论。乐评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当下性”，二是“及时性”，“即演即评”或者说及时关注具有“新鲜感”的音乐事件和音乐现象，是其独有的样态和特色。因此，“当下性”与“及时性”也是乐评区别于音乐学论文的特征。正是这种强调“当下”、注重“及时”的音乐论说以其不可替代的“时效性”，形成对社会音乐生活发展和音乐艺术传播的有力推动。 方文：您讲座中所用的两个关键词“态度”与“策略”很有吸引力，让我们领悟到音乐评论写作不仅需要用心，也应该讲究方法和路数。 孙国忠：音乐评论需要表达写作者的态度，还要讲究写作的策略。学院派乐评人不仅要积极融入社会音乐生活，关注院墙外的“音乐律动”，当仁不让地参与音乐评论，还需明智地选择音乐评论的具体对象，并依据评论对象展现出的“艺术亮点”和“问题要点”来决定自己的写作方式及文字风格。特别要考虑到乐评读者对音乐评论文本的接受，毕竟乐评的受众群体主要是非音乐专业的音乐爱好者，或称“爱乐人”，真正关注音乐评论的音乐学人只是人数有限的一部分，这就要求乐评人的写作必须考虑评论文章的“可读性”。我在讲座中一再强调的“态度”，当然主要是指音乐评论家应有的“评论姿态”：沉浸音乐，敏锐鉴别，独立思考，敢于发声。你可以认真阅读一些高质量的乐评文章，有品格、有品位、有洞见的写作中都能感受到音乐评论家的态度。我个人期待的、自己也在努力探索中的理想乐评是：用渗透学术蕴意、显现敏锐观察（听辨）、表达独到见解的文本来直面、触及当代音乐生活及其艺术问题；用生动、活泼的文字恰切地表达具有明确“评论态度”的音乐解读和艺术品鉴，蕴含其中的是一种期待交流和乐于探讨的写作诚意。与学术性音乐批评相比，非学术性音乐评论的“当下性”与“及时性”特质导致这类文章通常会在不长的时间内被人遗忘。这听上去确实有些可悲，我们得承认和面对这样的事实。但是，我认为有那么一部分音乐评论文章肯定能长久地留存下来，因为它们对音乐现象或音乐事件的关注、问题探讨、艺术审视和价值判断在体现“时效性”的同时又超越了“当下”与“及时”，展现出具有历史厚度和文化广度的论说力道与批评风采。 方文：您说的音乐评论的“策略”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一种方法？ 孙国忠：“策略”与“方法”关系紧密，但并不是一回事情。策略（strategy）是一种具有整体意识的综合考虑和计划，方法（method）则指体现策略的具体运用和实际操作。就音乐评论而言，我觉得首先要有投入评论的应对策略。例如，当你准备写一篇关于一个世界著名交响乐团访沪音乐会的乐评时，你首先应该考虑一个评论策略。换言之，你得思量你的评论“聚焦点”应当如何设置。通常来讲，与这场交响音乐会直接相关的乐团、指挥、曲目、作曲家、表演诠释、现场效果、听众反应甚至音乐厅本身都有可能成为评论的“聚焦点”。面面俱到的乐评不是好的音乐评论，我始终认为一篇让人觉得很有看头并能从中得到启发的优秀乐评肯定是有“聚焦点”的。正是有了这样的评论“聚焦点”，我们才有可能深度品鉴这场音乐会上的艺术精彩，或领悟、再思音乐表演诠释中的“问题”所在。 理查德 · 瓦格纳（Richard Wagner，1813 - 1883） 方文：很赞同您的观点，这也让我想到您近年来的一些乐评写作。我本人非常喜欢您的长篇乐评“交响乐的辉煌：瓦格纳 · 布鲁克纳 · 勃拉姆斯——评德累斯顿国家管弦乐团音乐会”。近一万字的长篇评论整合在一种缜密、清晰的逻辑框架之中，可以看出选题设置、切入角度、论说路径都是经过了周密的考虑。您的评论“聚焦点”是将瓦格纳、布鲁克纳和勃拉姆斯三人放在一起来讨论“交响乐的辉煌”这个话题。您的写作不仅是突出这三位音乐大师不同的音乐个性和创作风格，更是结合音乐会上表演诠释的现场艺术效果和作品音乐蕴涵的呈现来进行评说。读这篇乐评，让我进一步理解了这三位作曲家对19世纪浪漫主义交响乐经典建构所做贡献的特殊意义。 安东 · 布鲁克纳（Anton Bruckner，1824 - 1896） 约翰内斯 · 勃拉姆斯（Johannes Brahms，1833 - 1897） 孙国忠：除了讲究策略，写音乐评论还得有具体方法。当然，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选择及写作习惯。我这里只说一个我个人认为蛮有效的方法，就是在音乐会现场聆听时，可随手记下几个触动自己聆听感受或让自己反应强烈的“关键词”，以便演出结束后帮助自己回顾现场聆听的体验和心绪，促进评论写作的思路扩展和发挥。我想指出的是，这几个作为方法使用的“关键词”实际上与前面提到的评论“策略”密切关联，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音乐评论“聚焦点”的强化和艺术评价话语的有效性和“逻辑感”。我再次强调：评论一场音乐会只需抓住最打动自己的“点”，直奔让自己最想发声的“话题”，以尽可能强烈的“聚焦”来集中话语的能量，探讨最值得关注且有价值的问题。虽然音乐评论属于非学术性音乐论说，但这类文章的写作同样要求逻辑清晰、脉络明畅，上下文组接合理，尽力突显能够抓住乐评读者兴趣点的“核心话题”。 方文：您是一名音乐学者和大学教授，“主业”是西方音乐史的研究与教学。这些年您在从事“主业”的同时，一直对音乐评论写作抱有热情和兴趣，可以说笔耕不缀。您能说一下写作音乐评论的缘由和心情吗？ 孙国忠：我在我的乐评与音乐随笔集《向交响乐传统致敬》的序言里已经说过，促使我写音乐评论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受到一些报刊的热情约稿，二是自己欣赏了精彩的演出后的确有表达听乐感想和贡献乐评的愿望。我始终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学院派爱乐人”，听音乐、爱音乐是首要的，有了音乐才有“音乐学术”和“音乐论说”，而且我很看重这样一个在学者、教授称谓之外的身份，正是这种身份和意识使我在看了许多精彩的演出后有了表达听乐感想和写作乐评的热切愿望。我可以明确告诉你：写作音乐评论，我的心情是相当愉快，这种愉快远胜于写作学术论文时的心绪，因为到音乐厅欣赏音乐表演、实况感受音乐艺术之美妙实在是一种很有意思的生活选择，写乐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这种“音乐会愉悦”的延长。我还想补充一点：我的乐评写作对我的学术论文撰写是一个很好的促进，这种促进不仅体现在思路的活跃与视野的开阔，还体现在文字、文风的表达上有了更多选择、尝试的可能性。所以，我一直鼓励我的学生，在不影响学术研究和论文写作的前提下，可以尝试音乐评论的写作，只要处理得好，常写乐评肯定有助于论文写作。 张火丁 方文：您可能不知道，您的京剧评论在我们学生中广为流传，评价很高，我们经常会就其中的内容展开讨论。我说的就是您在《文汇报》上发表的那两篇很有见地的京剧评论：“程派经典与表演实践——张火丁沪上演出《锁麟囊》观后”与“海派京剧的新探索”。这又是怎样的一种艺术兴趣和写作动力？读您的这两篇剧评，让人感叹一位研究西方音乐史的学者对京剧艺术的深透理解和独到见解。从这两篇广受好评的文章中可以看到的不仅是您对京剧唱腔和作为戏剧性展示的“音乐场景”的精彩评论，还能感受到您显露京剧艺术修养的独家言说——对程派表演艺术之魅力和对海派京剧艺术创意之探寻的中肯评价。 孙国忠：过奖了。我写京剧评论是因为我喜爱京剧艺术，这是我除“音乐本行”之外最持久的爱好之一。对我来说，观赏京剧演出是经常的，写京剧评论则是偶尔的“玩票”。音乐评论与京剧评论都属于文艺评论，两者共享文艺评论的“要义”和基本准则，所不同的只是评论对象。因此，我认为对京剧艺术有兴趣并乐于对其进行探究的音乐学人同样可以写出有品位、有洞见的京剧评论。当然，要想写好京剧评论，首先要喜爱京剧，还要去琢磨京剧的特色和艺术魅力，多多了解它的历史和艺术演变。其实，已有两百多年历史的“京剧故事”是非常精彩。我建议学习西方音乐史的学生也应该多关注这门最具代表性的戏曲艺术，希望大家能够以开放的心态来观赏、品鉴京剧艺术之美。进而言之，无论是从扩展眼界、汲取姐妹艺术之菁华的诉求来看，还是从再思艺术精神之普世原则的学理期待来说，音乐学人介入京剧评论或参与其他种类艺术评论的写作，对我们来讲都是拓展评论实践之路的一种激励和促进。 我们共勉！ 原文刊载于《音乐创作》2020年第4期 孙国忠 音乐学家、音乐评论家，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授，西方音乐史研究方向博士生导师，上海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客座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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