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晚明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转型时期，朱家王朝国势衰微，政局动荡，官僚倾轧，朝野中弥漫着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肃杀气息。 然而与之相反的是，民间却充盈着一种思潮涌动，文化兴盛，经济勃发的繁荣景象，其中又尤以佛教的发展甚为突出。史学界认为，晚明是佛教复兴的一段黄金时期，高僧们的引领带动，名士的推崇发展，使佛教顺势而起，完成了它在中国古代史上的最后一次辉煌。  图丨明朝官员 一、"士大夫无不谈禅，僧亦无不欲与士大夫结纳"从东晋时期佛教兴盛开始，古代文人无一不喜欢谈禅学佛——唐朝诗人王维笃信佛教，与禅宗僧人交往甚密；文人柳宗元在《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中写到"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白居易自称香山居士，佛缘深厚。北宋时期更有大文豪苏轼好佛渐笃，于佛经义理中消解仕途不顺的忧愁。 在中国古代，佛教和士人一直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佛教信仰吸引了士人的参悟和学习，反过来士人的参与又促进了佛教的兴衰发展。这种情况，到了晚明时期更为显著——"明季士大夫流于禅者十之九也"。 社会上甚至有"士大夫不与诗僧游，则其为士大夫不雅"的风尚，与僧人交往，谈佛论道，是明末文人阶层的一种潮流。 后人将这种佛教蓬勃发展的态势，称为晚明佛教复兴。对佛教来说，明末是一个波澜壮阔，名人辈出的时代——僧侣中出现了以"云栖袜宏、憨山德清、紫柏真可、藕益智旭"为代表的四大高僧，民间又出现了以士人阶级为代表的佛学爱好者，他们统称为居士。  图丨紫柏真可禅师 所谓居士就是信仰或研习佛教的士人，晚明士人如李贽、袁宏道、徐渭、唐寅、屠隆、陶望龄、陈洪绶、钱谦益、冯梦祯、严讷、陆光祖等人，都是佛缘深厚的名士。他们追随佛教，并推动了晚明佛教的发展——士人是中国古代政治和文化活动的主角，又都是名卿宿儒，具有深厚的文学修养，能写出与佛教有关的诗歌和散文，也能为佛教著述立传，他们天然具有弘扬佛教义理的便捷性。 另一方面，居士还可以通过普罗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来传播佛教，比如绘画，晚明著名画家丁云鹏、吴彬、陈洪绶、崔子忠四人以佛道人物画见长，其中以陈洪绶在画史上影响最大。在他的《童子礼佛图》中，描绘了四个稚嫩幼童在佛像经幢之前，表情肃穆地拜佛、供花，画面中凝结的气氛很是庄重，充分地体现了佛教信仰在俗世生活中对儿童的熏陶和影响。  图丨陈洪绶《童子礼佛图》 另外在文学方面，作为"公安三袁"中最出名的一位，袁宏道是佛教信仰者，他在佛教典籍上，著作颇丰，其中最具代表的是《德山厘谈》与《西方合论》。另外一位吴承恩则因为信仰佛教，所以写出了以佛教为主的长篇小说《西游记》。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可以说，士人的参与加速了佛教文化的世俗化，如此多脍炙人口的文化作品也推动了佛教在民间的发展。士人是佛教和世俗社会之间构成衔接的桥梁，同时也是佛门僧侣扩大社会影响力的媒介。 二、晚明佛教的盛行，于士人是排解、是慰藉是心之所向受孔孟之道的熏陶，"学而优则仕"是古代文人普遍的人生追求。他们渴望步入仕途，名垂青史，大展宏图。那究竟是什么使得本该在官场上意气风发的士人群体最后走向了一心向佛的道路呢？
晚明时期，原本江山如画，如今大厦将倾，社会阶级矛盾日益加深，朝堂上党派纷争，乌烟瘴气。在这样风雨飘摇的境况下，心怀抱负兼济天下的士大夫如徐渭、杨慎、唐伯虎、陆光祖、冯梦祯等人倍遭冷落打压，经历了宦海沉浮，他们空剩一身疲倦。 一盘散沙的政治体系为士人提供的发展空间十分有限，最终士大夫们心灰意冷，急流勇退，他们另外寻找了一种释放文化能量的特殊磁场，那就是礼佛。从佛经佛典中，寻找失意人生的破解之法。 佛教禅宗的出世思想给这些落寞的士人群体带去安慰，遍布全国的寺庙山林也给他们提供了隐居避世、谈身论心的便捷渠道。而寺庙之下附属的教育、慈善、公益机构也给士大夫提供了参与社会管理的机会，这使他们能以另外一种方式完成自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  图丨晚明官员
晚明统治阶级对佛教政策设定的相对宽松。这是因为朝廷素来喜欢利用宗教巩固政权，尤其是在濒临没落之时。相对的，佛教也并不介意成为朝廷的工具，变得世俗化，明末高僧们都或多或少与官场有联系，高僧德清还曾表示过佛教与政治的关系: " 沙门所作一切佛事" , 都是为政治服务的。 从另一方面来看，社会的动荡必然会伴随人们宗教意识的觉醒，越是动荡不安、 民不聊生，百姓就越是会将希望寄托在宗教上。现实的苦难总是为宗教提供发展契机。 可以说，宗教是乱世人的避风港，他们在信仰的世界中，另觅心安。
明中后期，阳明心学的兴起，使官场上压抑的士人找到了一种纾解内心的方式，同时也让他们淡化了作为读书人，那种与生俱来的政治使命感。文人逐渐将生活的重心从仕途转移到个人身上，他们追求心性自由，沉醉于俗世享乐。为此，很多人甚至选择退隐山林，不再为琐事劳心，只过逍遥自得，对酒当歌的生活。 阳明心学的发展恰好为佛教复兴搭建了合适的思想氛围和人文环境，加上佛教的"与时俱进"，转化、重组佛教思想，从而使得佛教的复兴水到渠成。  图丨王阳明与心学
在晚明的居士群体中，就地理分布来看，尤以长江以南地区居多，相对来说北方居士较少。这是因为晚明江南经济更加繁华富庶，这为当地居士提供了弘扬佛教的便捷性。 江南素有"鱼米之乡"的美誉，那里手工业、农业发达，商品经济兴盛、海外贸易繁华，城市化发展快，也有足够的财富积累，所以是一块经济富有的地区。 这使得江南的士大夫群体更有财力和人脉，或捐助或帮助佛教事业。另外，江南的佛教文化气息本来就很浓郁——"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佛教在当地有更广泛的群众基础，如此一来，当文人号召大家助佛时，富裕的市民也愿意积极地参与其中，从而使佛教事业的发展更为兴盛。  图丨江南图景 三、晚明佛教炙热的发展，致使好坏影响并存晚明佛教复兴作为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盛事"，对后世影响颇大。 正面的影响是留下了许多佛教文化瑰宝，无论是晚明的绘画、文学、戏曲、诗词、著述都随处可见佛教的缩影。这使得佛教文化能更多元、更源远流长的传播下去，同时也使得佛教不再那么高山仰止，而是贴近世俗生活，拥有了群众基础。  图丨明代工笔绘画水月观音 但从负面来说，晚明时期越来越多的人信佛、礼佛，这个群体庞大但信徒素质良莠不齐，他们的加入虽然壮大了佛教力量，同时却也给佛教带来了负面影响 禅宗僧人"湛然圆澄"曾阐述过当时的一些佛教乱象，那些加入佛教的人有打劫后事情败露的，有逃狱者，有悖逆父母的，有借钱不还的，有吃不起饭穿不起衣的，还有夫妻都削去头发，同住在寺庙里的…… "以至奸盗诈伪，技艺百工，皆有僧在焉！如此之辈，既不经于学问，则礼仪廉耻皆之不顾，唯于人前装假善知识，说大妄话，……哄诱男女，致生它事？" 显然，如果佛教信徒都是这种蝇营狗苟，带着强烈非正义的目的性，而加入佛教。那对佛教的发展只会是百害而无一利。也正因为此，晚明佛教复兴中，批判与改革的呼声一直未曾间断。幸而在这些负面背后也催生了正面现象的发展，比如高僧"云栖袜宏"修订了《云栖共住规约》，藕益智旭撰写了佛教经论，紫柏和憨山更是以恢弘智识引领佛教信奉，锐意进取，剔除守旧糟粕，让佛教的发展自始至终行于正道。 结语晚明佛教的复兴是因缘际会，多重历史元素相结合的结果。但佛教、乱世、苦闷文人、清心礼佛、碰撞思想，求人生解惑……这一幕幕交织在一起，构筑成了晚明佛教发展蓬勃而不朽的俗世画卷，今人回望之，也不禁产生种种遁世求佛之感慨。 尽管晚明佛教复兴的黄金期很短，似转瞬即逝，但它兴起和发展的过程非常令人肃然起敬，它对晚明文化、社会以及思想的推进和影响也值得我们不断地探寻追问。佛教一直蕴藏着无限生机，它在历史烟云中沉浮，却能慨然前行，与时俱进，不愧是"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修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参考文献： 《万历野获编》 《明史·文苑传》 《列朝诗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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